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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革命濒于毁灭，但他坚持，学生的领导权只有通过会党的力量才能实
现。可是，学生似乎同意他们在欧洲的朋友们的意见；后者相信，知识分子
应该集中力量在新军中搞策反工作，因为新军中的许多军官曾留学日本，并
且是同情革命的。孙中山再一次承认他被说服。最后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即
不论是会党或新军对革命都是重要的，但这种妥协并不严格地指导政策。虽
然革命党人想对会党和新军二者都做工作，但1905年以后的几年中会党仍
继续给反清运动提供人力。只是在会党举事几经失败之后，新军才大大地受
到了革命党人的注意。
孙中山和学生们还辩论权力应该怎样构成和分配的问题。最后，孙中山
满足于落得个“总理”头衔和集权领袖制的门面，同盟会则采纳了复杂的正
式结构，以美国政府为模式。为了搞一套联邦制，使之互相制约和平衡而又
有分权，孙中山及其同志们甚至创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但这只是象
征他们忠于现代的共和政制而已。在这种民主结构和密谋行为的奇怪结合
中，西方形式不过是门面装饰。那些职能部门马上变成了各省的支部和其他
派别及小组。
除了一个省外，各省在同盟会中都有代表，已知最初大约四分之三的会
① 引自K。S。刘： 《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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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是日本留学生。约有一百名会员——其中许多人是学生——都是在国外入
会的。所以同盟会很不同于孙中山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那第一个团体绝大多
数是广东人 （其中逾半数住在国外），而且最大的职业成分是商人（42％）
和手工业者 （18％）。在同盟会的会员中，广东人仍比其他省的人多，但湖
南紧列第二，这两省共占会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另外两个大队伍是湖北人
和四川人；其余会员分属其他十三个省籍，其中五个省只有十名或不足十名
会员。①
从现有的会员花名册来看，它可能夸大了学生在同盟会中占优势的程
度。在同盟会存在的七年内学生会员是它的骨干分子，而且也是它最大的组
成部分，但同盟会实质上是一个联合组织，其中没有一种成分——甚至也没
有哪一个省的学生组织——是占统治地位的。至少比起初期的中国革命团体
来说，它的品类的庞杂，还不只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省份比较广泛。学生组织
中包括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和刘师培等年岁较大的知识分子，他们许多
人有国学修养，甚至还拥有传统的功名。他们代表着极其纷纭繁杂的思想，
有时彼此严重地形成对立。有些人，例如吴稚晖和章炳麟之间，还有很深的
个人宿怨。有些人对孙中山抱猜疑态度，有些人又对他很亲近。有些人与秘
密会党的头头紧密合作，有些人却与西洋人和日本人密切协作，还有些人则
主要与学生配合工作。各省同乡会兼备了这些分歧，会员中间大部分出自上
层社会的人也是如此，从这方面来说同盟会也决不是一个和谐一致的组织。
比如孙中山的追随者中间主要是海外华侨，他们大多数是小业主，也包括某
些大企业家和各式各样的劳动人民。他们许多人和中国国内有联系，特别是
在会党中间有联系。孙中山的追随者比起学生及其同盟者来虽然人数很少，
但却有举足轻重之势。同盟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孙中山筹集的款项，特别是
他从华侨中间筹集的款项。这一点使孙中山的追随者的发言有了分量，他的
个人影响也因华侨的财政支持而得到加强。除了许多小的捐助者外，还有几
位富户也捐助了巨款：其中有些人是孙中山的朋友，有些人是学生们的亲戚
或朋友，还有些人是不属于任何派系的。但重要的问题是它没有统一的指挥
和严格的纪律。这个联合中的各个团体虽然经常合作，但它们并不能融为一
体。每个小团体都有它的门户之见。因此，学生人数虽多，但并不表明他们
掌握了同盟会的实权。
意识形态与“革命…改良的辩论”
① 1905—1906 年的同盟会会员名，可见之于《革命文献》，2 （1953 年）第158—217 页。研究同盟会最彻
底的著作是郑冼秀兰 （音）的《1905—1912 年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和财政状况》 （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
1962 年）及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301—462 页）。又可注意李大龄 （音）：《辛亥革命的基
础：同盟会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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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革命党人实现的团结虽然还很不完全，很不稳定，但它已达成了
这个运动十年来空前未有的程度，它的粘合剂是意识形态，但这只是说，革
命党人在意识形态中的分歧多少比在其他方面少一些而已。在共和革命运动
中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主义。勿宁说，一个活跃而强烈的思想酵素是他
们都公认满人无能，天命当改。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询谋佥同，但当涉及共和
政制、土地、其他经济政策、社会变革和一些更具体的政策问题时，革命运
动中的意见又形成互相凿枘之势了。
一方面是意见的一致在日益扩大，一方面是思想的交锋也愈演愈烈，这
二者都有助于使我们了解共和革命运动的性质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
位。意见日渐一致的人士包括许多所谓“改良派”及革命党人。虽然双方争
持激烈，甚至有些不怀好意，但他们之间的交锋表明，他们在不少方面有共
同见地，甚至还有一些令人瞩目的共同设想。这些思想交锋也显示了革命党
人之间的分歧，其严重程度也不下于梁启超和孙中山之间的分歧。辩论的双
方，特别是革命党人方面 （因为梁启超在1905年仅三十二岁，他实际上是
单枪匹马作为辩论的一方），提出了极不相同的见解，这些见解在激烈的争
论漩涡中又往往变得更加形同冰炭。不论哪一方。确实可以说也许是不论哪
一个人，都没有始终一贯的立场。相反，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由于近乎发狂
地要寻求、吸收、博采和运用新观点，他们的特点是高度折衷主义的、自相
矛盾的、模棱两可和变化无常的。虽然如此，从1905至1911年杂乱无章的
著作中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些思想，其力量足以开展近代中国知识界的革命，
其内聚性足以为政治和社会革命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
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轮廓是孙中山提出来的。孙中山作为一位思想家来
说可能缺乏深度，但他在观察别人的情绪、调和他自己和别人的思想以及生
动简明地表达自己意见等方面的能力，往往能补自己思想之不足。由于孙中
山不耐心搞枝枝节节的问题，同时又陷于种种复杂的事务之中，更因为他把
绝大部分精力放在筹款和搞革命的实际工作方面，所以他便把详尽阐述革命
思想体系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他们填充着他的思想轮廓，还加进了他们自
己的意见，这样其中有些人便远远超过了他。自然，也有人从一开始就部分
地或全部地反对孙中山的思想框框。同样地，整个运动因发展了很大一批人
员和组织而使孙中山难以掌握，运动的各种思想也超过了三民主义的内容。
可是，孙中山在不断的失败和挫折中仍能重获运动的主导地位，而且在以下
几个方面——即在革命运动的排满主义或共和思想方面，在它的战略或战术
（特别是它的密谋方式）方面，以及在它力求调和又要反对外国统治又要寻
求外国帮助及支持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方面——处处明显地留下了他个人的
烙印。孙中山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思想是最招物议，也最少被共和派阵营所
接受的，但即使在这方面他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不管是同情者还是批评
者，哪怕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下，但仍然要围绕着孙中山所说的和所想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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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来争辩，仍然要讨论他提出过的问题，仍然要使用他创造出来的术语。 ①
革命思想的精髓表现在孙中山所拟定并为同盟会全体会员所接受的誓
词中：“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从1905年起，由
于数十位作者在发行于全世界的报刊和小册子上的劳动，这副空骨骼架子就
变得有血有肉了。东京仍然是中心，稿件则纷纷来自香港、新加坡、巴黎、
旧金山、温哥华、檀香山，以及当清朝控制稍松时的中国国内地方。最重要
的出版物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它在1905年11月创刊于东京，共
发行了二十四期，直到三年以后被迫停刊为止；1910年又增印了两期。它的
编辑部改组了几次，报纸一直对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开放。特别在1905至1907
年期间，其他报刊也很活跃，虽然《民报》办的时间最长，也吸引着更多知
②
名的革命党人给他写稿，但它从不是运动中唯一的声音。这些报刊彼此之
间也有很多联系，例如相互转载文章，相互宣传文章的要旨等，但大多数情
况还是各走各的道路。有些出版物采取了与同盟会政策针锋相对的立场，其
中最著名的有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杂志和在东京发行的《天义报》；前
者宣传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后者宣传自己的种种无阶级、无
国家的社会的观点以及关于维护女权的论点。除此之外有一种革命刊物重在
宣传排满和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着重介绍外国的思想，有一种则注
意宣传保卫中国边境使之不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犯。
可是在1905年时，主旨是统一和民族主义。学生们和孙中山都对他们
国家的前途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西方和日本是他们用以衡量中国进步的标
准，比起西方和日本来，中国青年为国家的落后感到羞愧难当。现在，1905
年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的学生群众集会上告诉学生们说，中国甚至可能
进步得比日本更快。
在中国学生看来，日本的速度是令人目眩神移的；现在亲聆中国革命领
袖说中国可以进步得甚至更快，这使他们象触电似地震动。孙中山告诉他
们，中国得天独厚地有许多有利条件综合在一起：有令人崇敬的历史遗产，
有无与伦比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有日本和美国可资借鉴，有日本朋友和象他
本人那样的一些中国领袖——他们懂得日本和西方因而在借鉴时知道如何
取舍。据他的观察，日本的现代化是由一小批人指导的。幸亏有一批留学生
正在获得建设新中国所需要的知识，所以他们的国家马上会得到与日本一样
的领导者。只要中国的革命者保持团结，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他们能够创建
① 例如，见马丁·伯纳尔： 《190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