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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绅士一样，新兴知识分子阶层主要也出身于上层阶级，至少也曾经受过一
定的传统教育。这两种知识分子都把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官僚当做他们的
敌人。这两者都深切地关怀中国的命运，都决心引导中国走上复兴的道路。
但是，这个新知识阶层还比较年轻，又因游学外国而怀有新的世界观。
二十世纪头十年初期的一个短时期内，有一个人在发展维新派绅士和发
展新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同时起着重要的作用。脚踏两只船的梁启超是一个活
生生的证明，表明改良派知识分子和激进知识分子是靠得多么拢。戊戌变法
失败之后梁启超逃往东京，他办的一种报纸开始介绍各种新思想。梁启超一
③ 法国殖民部编：《印度支那的对外关系》，B—11 （36）第33 盒 （1906－1909 年），第4 号文件。印支
总督致法国殖民部长的信，1903 年2 月26 日。关于孙中山与法国人的关系，又见蒙荷兰德：《法国与孙
中山，1900—1908 年》，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 第1 期 （1972 年11 月）第77—95 页。
① 《孙文自传》，载《国父全集》，卷1 第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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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贪馋地吞嚼着西方和日本的各种各样著作，一方面马上用一种生动活泼
而吸引人的文体把它们传达给读者。他还办了几所学校。他的著作燃起了整
整一代人的希望。到1903年，梁启超提倡实行最激烈的社会、文化和政治
上的变革，使知识青年大大受到他的影响。
其他年轻的中国人也起而仿效梁启超的榜样。早在1900年，与梁启超
的报纸相似的刊物中就已译载了西方和日本的著作，并且开始登载关于中国
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社论。中国学生心目中的英雄是美国和法国革命中的人
物——华盛顿、丹东、罗伯斯庇尔、拿破仑，但他们也把革命的思想追本求
源到了卢梭和孟德斯鸠那里；他们有时甚至上溯到希腊人那里，但不久就主
要转向卢梭和十九世纪的著作家，如达尔文、穆勒，最后转向了斯宾塞。“进
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思想开始统治着学生们的头脑。
日本的变革和发展的气氛也有助于越来越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集团的
出现。日本的榜样告诉人们，摆脱外国的统治和赢得列强的尊敬是能够办得
到的。1902年，英国甚至接受日本为盟国。中国学生在一个战争狂热日益高
涨的时期纷纷涌入日本。学生们被日俄战争的景象弄得异常激动，因为战争
是为了决定哪个帝国主义强国将统治这部分特定的中国土地而在中国国土
上进行的，而中国政府只好坐观胜败，毫无办法。由于日本打赢了甲午战争
和对中国在庚子之役的屈辱记忆犹新，学生们对日本的成功的敬佩和对中国
的无能及耻辱的愤怒交织在一起。学生的各种刊物充满了攻击帝国主义和攻
击满人屈从帝国主义的言论，充满了提倡尚武和爱国精神的言论：他们认为
日本人在这方面是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他们谴责本国人民的懒散、自私
和愚昧无知，所以他们呼吁万众一心，呼吁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把所有外国人
赶出中国领土而牺牲个人。
在学生这些要求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新的、又有些自相矛盾的民族意识。
它把对中国过去的骄傲感和这样一种信念揉合在一起：中国人民应该根本地
加以改造，以便肇造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因此，梁启超的论“新
民族”的一系列论文是当时最风靡一时的文章，因为他的这些文章中的基调
是给过去以适当的评价，但也应该向前看，展望一个新的未来。这样便巧妙
地作了外国人对中国作过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是以保存中国人自尊心的方
式作出的。
梁启超发现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它确是民族性的根本。他
说，中国的特殊品质是伟大、崇高而完美的，迥然不同于其他民族，它应以
能够自新的方式予以保存。他又说，它象一棵树：除非每年抽出某些新芽，
其枯萎将指日可待。进一步使民族返老还童的办法，在于从其他变成独立的
民族所遵循的方法中挑选我们本来缺少的品质。梁启超自居于十九世纪改良
家之外，因为后者只袭取西方文明表面的东西。他们只想嫁接树枝到我们的
枯树干上来，而不理会其根本，如人民的品质、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活力。
根本之根本的东西就是梁启超所称的“公德”，此即凡有利于群者即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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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乎群之利益者为恶的原则。中国最大的缺点即是“在吾国民中竟无人视国
事为己事者”。①
梁启超在论述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矛盾——即他们与中国文化的联系
和他们决定激烈地改变中国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以后，他还指出了第
二个矛盾。使中国人对国事不感兴趣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对本乡本土有特殊感
情。学生们也不例外地存在这一矛盾，但他们力求解决这个矛盾。
去日本的中国学生或者由他们的省府出资，或者由中央政府出钱，或者
由私人担负。其中最常见的是省政府出资。当学生到达日本后，他们分别组
成各该省同乡会，而且主要也是与同省的乡亲们交往。他们住在一起，出刊
物，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和《江苏》等。有些集团甚至组织该省
的独立运动或“自治”运动（见第六章）。
学生们的同乡观念虽然仍很强烈，可是，他们也认为他们的同乡会组织
是建设新中国的积木。学生们悲叹，中国之所以缺乏团结统一，主要是因为
他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国际的“物竞天择”的环境中，湖北学生就是这样说
的。江苏的青年则认为，在现代国家中，“主要的不是依靠个人的才智和勇
敢，而是靠整个国家的才智和勇敢……所以中国人没有赢得战争和商战，一
直处于贫困，这是毫不奇怪的”。中国的积弱是由于缺少举国一致的大合作，
所以一份湖北学生杂志在创刊上就写道，全国的合作必须逐步予以实现，必
②
须建立在较小单位的合作的基础上。因此，爱国必须从爱本省开始。 湖南
的学生们一致认为，如果要规划中国，必须先规划湖南。①
由于要投身于民族统一的大业，并且认识到传统的乡土观念会产生分裂
情绪，学生们便迅速着手组成一些全国性的团体，实行各省组织之间的大联
合。早在1900年，励志会等社团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进各省组织之间的
联系。另外一些社团象青年会等，则致力于“民族主义”或恢复“国权”的
活动。其中有些组织几乎完全是某一个省的人组成的，但到了1903年，学
生中间企图建立跨省的全国性组织的情绪却日益高涨起来。
在以后两年内，这种情绪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结果。例如1903年春在抗
议俄国侵占满洲的时候，青年会会员组成了拒俄义勇队。上海的革命志士出
版了《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以抗议俄国的政策，批评清廷无力抵抗。
在一位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义勇队队员的主持下，两百名队员每天进行
① 见德巴莱等编：《中国传统资料集》，第757—759 页。关于梁启超的影响的例子，见汪一驹：《中国的
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 年》，第223—224 页；毛泽东给斯诺讲述的自传，见《西行漫记》，第137、
139—140 页；许芥煜：《周恩来》，第12 页。
② 上面所述，均引自波多野善大：《论新军》，载《革命中的中国》，第366 页。
① 引自查尔顿·刘易斯：《湖南的维新与革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5 年）第165 页。又见
刘易斯： 《湖南省的思想与制度的变革，1891—1907 年》。参照爱德华·罗兹：《从广东看中国的共和运
动》，第4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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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练；同时，有两位领袖前往天津请求直隶总督袁世凯抗御俄国，并且请求
接受他们在抗拒俄国方面的帮助。当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时，最激进的学生
便转入地下，继续企图推动一种有战斗精神的爱国主义。新出版物采用了诸
如《二十世纪之支那》和《汉帜》的刊头，而不用原来的省份名称。老刊物
则彻底改换门庭，例如《湖北学生界》改成了《汉声》。新社团取了华兴会
或爱国会等名称，表明它们全国团结的大方向，而且它们的纲领也提出了全
国性的目标。
在日本呆了一年刚刚返回中国的湖南人黄兴建立了华兴会，它是试图冲
破省界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华兴会的大多数会员虽然是湖南人，而
且其目标按照黄兴的话说是以夺取湖南省作为革命的基地，但他着重指出，
一省不能与全国其余部分相敌对。因此只要可能的话，他准备寻求与其他省
①
份人士的合作，以便在时机成熟时能够发动举国一致的行动。 除湖南省以
外，会员还来自至少其他八个省，而且华兴会还同五个省（广西、四川、湖
北、江西及浙江）及两大市（上海与南京）的一些组织取得了联系。它最初
的会员几乎全部是学生，但是经过紧张的努力，它也着手吸收驻扎在湖南及
其邻省的一些士兵。它还赞助建立一个辅助性组织，其明确的目的是要迅速
与哥老会等秘密会社接上头。有意思的是，这个辅助性组织取名为同仇会；
华兴会除了反满以外，没有什么纲领给予它的秘密会党盟友。黄兴和几位友
人办了一所日语学校以掩护他们的活动 （这活动在1904年大部分时间里不
断取得势头）。
中国其他地区也同时在进行这种努力。在湖北，一位毕业于日本士官学
校的学生革命家吴禄贞，回湖北后在政府的新军中服役。他便利用他的势力
在陆军中安插了几位同志，并且在士兵中搞宣传鼓动工作。他的朋友们在湖
北省各地方的学校举行集会，宣传革命，并散发激进的刊物和传单。到1904
年夏，他们有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组织，取名为科学补习所，以此冒充一个学
术团体。这个组织获悉黄兴正计划在1904年秋发动叛乱，就在湖北作了安
排以配合黄兴在湖南的行动。
他们计划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打算同时在湖南的六个城市起事，还
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响应。现在不能确切知道这个
计划搞到了什么程度，不过他们至少是已确定了起事的日期（慈禧太后的七
十岁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在10月后期政府的耳目侦破了这一
①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18 页。关于这些团体的活动的概述，见张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