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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传统思想的一切樊篱。1895年几乎只有谭嗣同持“全盘西化”这类思想，
但那一年他遇难后不久，其他维新分子都逐渐接受了他的遗志。有一个科第
出身的毕永年马上加入了孙中山一派。梁启超在1898年以前已经声言，称
许可以通过代议制度实现“人民政治权威”和“民治”。直到戊戌变法失败
以前，他一直相信能自上而下地实现这种民主改革。到1898年底，他在日
本东京办了一种报纸。他马上用人民“权利”的字眼代替了仅仅是人民“权
威”的字眼，他认为“权利”不能等待着朝廷赐予，“权利只能由每个公民
①
寸步不让地奋力争取到手”。 梁启超已变成了一位革命家，他是那些年轻
士绅的主要代言人；这此青年人因戊戌变法失败而亡命海外，所以他们开始
相信传统是一潭死水，必须搞剧烈的政治变革。
孙中山认清了有扩大革命运动的机会，并热切期待它的来临。孙中山与
梁启超在1899年底合作办了一个反满的报刊，当那一年12月梁启超去檀香
山的时候，孙中山给了他一封介绍信，把他介绍给他的哥哥。对孙中山来说，
不幸的是，梁启超去檀香山是带了康有为的指示，衔命去执行康有为已于7
月建立的保皇会的任务。梁启超被弄得左右两难，一方面是他与康有为及其
一切教导的亲密关系和他本人对孙中山潜势力的疑虑，另一方面是他的激进
的思想倾向。他试图向孙中山表白：尽管他相信排满思想，但当前最好是追
① 黄宗智： 《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第26、28—30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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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皇帝名义的民众政府的目标；他说，一旦除掉了慈禧太后，皇帝就可以
当共和国的总统。
现在尚无材料表明孙中山曾答复过他的这一建议。梁启超继续走着摇摆
的道路。他写了许许多多东西，参加了檀香山的一个秘密会社以便设法更好
地启迪海外华侨的民智，1900年发表演说赞成暗杀行为，甚至迟至1904年
②
10月还称誉俄国的恐怖分子说：“大哉刀剑！圣哉炸弹！”当1900年春义
和团运动兴起的时候，保皇会决定乘机救出被囚禁的君主。他们狂热地开始
准备一次起事，企图拥立光绪帝在南方成立政府。对孙中山来说，这形势似
乎再一次给了他以联合反满力量的机会，而且尽管他对梁启超的幻想已经破
灭，他又一次寻求与康有为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康有为表现得很冷淡，致使
孙中山的努力不见成效。8月份在汉口爆发了一次起事，由唐才常领导，有
康有为的支持，但它也被镇压了下去。保皇会此后在流亡状态下继续它的工
作，大大地侵害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中所得到的支持。
孙中山重新开始了他的努力。他仍然保有毕永年和史坚如等原来的绅士
改革派的支持，他还尽量同下述这样一些人合作共事：例如广州的绅士、华
中和华南的秘密会党、李鸿章及其他大员，以及象香港总督，甚至象菲律宾
的叛乱分子这些外国人。虽然所有这些努力都远不足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而
且有些努力很不切实际，迹近幻想，但它们仍使北京当局感到震惊。孙中山
全力以赴的努力，是与义和团起事、外国的入侵以及康梁所支持的汉口举事
同时交错着进行的。清政府被所有它的敌人可能结成联盟的前景所震惊，更
因它的上层阶级正开始同情叛乱分子而感到苦恼，所以被迫实行一些比先前
设想的更剧烈得多的改革。因此，孙中山旋风似的革命活动的间接结果要远
远大于它的直接结果。
直接结果是微不足道的。1900年年中，孙中山弄到了足够的支持，使他
敢于发动另一次起事。他再次想夺取广州，但这次他决定首先在东面开始进
行这场战役，即在惠州建立行动基地，然后向广州前进。在其他方面，这次
举事倒很象 1895年的那一次：参加者主要是秘密会党的成员，也有许多中
国基督教徒（可能有百分之三十是孙中山原来的人马），以及一小批日本人
和西洋人；战略是用一支小部队发动一场大起义；最大的障碍是如何获得武
器并把它们运进内地交给战士；一再推延起义日期和更改起义计划使行动走
漏了风声，从而使政府有时间从容准备对付这次起义。在10月份开始打响
的战斗后的两个星期内，清政府就已占了上风。几天以后孙中山下令解散革
命部队，再一次首途赴日，在那里检讨第二次失败的原因。
孙中山感到可以增强信心，因为他的战略的主要之点似乎是很正确的。
惠州之役表明，一小股起义战士能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大规模的部队。广东的
居民在开始时只是不支持政府，但他们的中立马上变成了给予叛乱者以积极
② 唐·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第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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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成千人参加了战斗，同时由于农民壮大了革命队伍，所以能容易地
弄到粮食和军需供应并获取情报，并更易伏击打援和打败大得多而装备精良
的敌人部队。可是，这还是尚待加以发展的萌芽状态的游击战术。地方上给
予革命军的支持大部分是为了地方上的问题，孙中山的人马只是进行了最低
限度的、短期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努力。他们没有反反复复地试图详细说
明地方问题的原委，没有培养潜在的反满或反帝意识，没有传布新的政治思
想，也没有开始成立独立于或不同于现存秘密会社之类的新组织。据说，孙
中山在1897年在英国的研究中大量吸收的政治思想，在1900年尚没有明显
的表现。革命在这个阶段中只是一种传统的扎克雷起义或盲动主义式的暴
动，还不是二十世纪的革命。
因此，对一个比孙中山更加客观的观察家来说，他的运动在1900年的
失利以后，前景看来是颇为暗淡的。回顾一下，暴乱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是它
勃然而兴，忽然而亡。考虑到1900年的局势不稳，同时应注意到这种不稳
乃是国内一百多年动乱和外国数十年来对中国剥削的结果，那么，革命党人
的成就比起他们拥有的广泛机会来说就相形见绌了。要么就是学者们夸大了
清王朝衰落的程度，要么就是1900年的革命确是一场很软弱的运动。
孙中山的名望这时一落千丈，致使其余革命党人给他谥以种种恶名，例
如称他为“不学无术的亡命之徒”，“胆大妄为的寇盗”，或胸无点墨的“莽
汉”，等等。年轻的领袖湖南人宋教仁说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孙中山只能
大声嚷嚷而已。可是，孙中山自己却回忆说，1900年失败以后，人们不再这
样贬损我了；“进步分子实际上同情我的不幸遭遇”。①
孙中山有几年很少改变他的战略。他仍和从前一样，非常喜欢把他的运
动的基础放在讨好秘密会社、海外华侨、日本人和西洋人士方面。直到1903
年9月以前，孙中山把他的总部设在日本，但他本人却从一个华侨社会旅游
到另一个华侨社会去筹款，去征募追随者和探索外国支持的可能性。他在河
内创办了一个小小的兴中会支部，而且会见了法国当局以研究是否有可能获
得法国的援助。法国人曾对孙中山一度感到兴趣。惠州举事之前四个月，他
会见了法国驻日本东京的公使，请求后者协助他弄到武器和军官。按照这位
法国公使的说法，孙中山答应“给予我们所可能要求的一切”作为报答。据
说，孙中山在1900年6月曾经说过：“我们不是外国人的敌人。远远不是。
②
相反，我们呼吁他们理解我们祖国的新生和变化。”法国人继续密切注视
孙中山的活动。1903年他们又一次会见了他，并且他们向法国殖民部长报告
说，孙中山曾答应给予法国以“最诱人的经济利益和一种保护国的地位，以
① 李剑农：《1840—1928 年中国政治史》，英译本第183 页。对孙中山性格的种种描述，见K。S。刘：《宋
教仁和辛亥革命》第24 页。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35—36 页。
② 法国殖民部编：《印度支那的对外关系》，B—11 （36）第33 盒 （1906－1909 年），第2 号文件。法国
外交部长1900 年7 月28 日给殖民部长的信，报道了1900 年6 月7 日的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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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对他梦想建立的新国家实行保护”。但是，法国仍未给予援助。
到了1903年后期，孙中山甚至未能组成一个象1900年举事时所拥有的
那种软弱的组织。秘密会党、海外华侨和外国人合在一起只能结成脆弱的联
盟，当然不足以构成一次革命的坚实基础。孙中山注意到了农村中可能存在
群众的支持；但他的模模糊糊的政纲不能引起农村人民的兴趣，他除了和不
甚可靠的秘密会社有联系之外，和乡下居民并未建立联系。孙中山的几次失
败，再加上几位亲密合作者的死亡或变节，使他平日昂扬的精神受到暂时的
打击。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道：“时〔1903年7月〕我在日本，财力甚窘，
①
运掉不灵。” 他在东京逗留了几个星期，在灰心之余启程去檀香山，重新
周游海外去寻求华侨的支持。
1901—1905年的学生运动
到1901年，除了蓄谋未遂的叛乱和1900年的外国入侵之外，清廷又面
临着中国上层阶级迅速扩展的离心离德的倾向。自1895年以来，对传统思
想的忠诚心已大大动摇，致使某些向往西化的人甚至准备接受西方的殖民化
统治，以期促进中国的变化。与对清政府的严厉批评和官员明目张胆地不遵
从北京诏旨的情况相比，这种失望和听天由命的情绪还不是那么普遍的。清
廷在1900年动员战争的号召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未被理睬。与此同时，甚
至在1898—1900年的反动年代，某些省份的当局还悄悄地继续搞维新，如
派留学生出国等。
1901年以后清廷搞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产生了那些在后来将有助
于推翻清王朝的社会集团和组织。这些集团和组织包括新近纷纷成立了商会
的新兴商人阶级、一个新的军人集团和一个新的知识阶层。这个新的知识阶
层首先形成并逐渐活跃起来。它是1895年出现的维新派绅士的旁支。和这
些绅士一样，新兴知识分子阶层主要也出身于上层阶级，至少也曾经受过一
定的传统教育。这两种知识分子都把外国帝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