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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原因，这一事件表明他意识到了他个人的使命，而这正是他整个一生
的特点。
孙中山未能使李鸿章听一听他的陈述，经过这一挫折之后他决定返回檀
香山。他在那里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两个月以
后，即1895年1月，他去香港，纠集几位旧友和老相识建立了兴中会分会。
这个分会代表着孙中山和杨衢云之间的联盟；杨衢云也是一位革命者，他甚
至比孙中山更洋化，此时是香港分会名义上的会长。根据现有的材料，不能
证明兴中会从一开始就马上公开宣布以反对清王朝和拥护共和为己任；但是
有力的材料证明，孙中山和檀香山二十几个入会者中的至少几位受过较高教
①
育的人，立志要搞共和革命。可是，这个组织的章程当时只是强调了外国
对中国的威胁，以及清廷的软弱腐败使它不能抵御帝国主义。这一爱国主义
的呼声至少在未来的九、十年内一直是他们革命观点的核心。
檀香山和香港的这两个组织又小又弱。经费不足常使它们大伤脑筋。原
来的会员总计不过几十或百把个人，从未超过几百人。除了很少的例外，会
员都是广州地区的人，而且几乎三分之二是住在中国本部以外的地方，他们
与四亿同胞的联系差不多只限于亲属关系和跟秘密会社的一些松散联系。它
们的组织松弛，彼此之间也只是偶有联系。它们不是训练有素和组织完善的
精英集团，并不象我们在现代革命中所见到的那样。但他们是中国政治中的
新元素。会员几乎都是穷苦而未受过教育的人。差不多半数是商人，约四分
之一是劳工。那少数几位有影响有文化的人中大多受过现代教育。有几个人
（包括孙中山在内）学过中国的经典书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被认为是传统
的文人。反之，兴中会代表了仍然被普遍认为是下层阶级人民中的典型人
物。
① 关于这一辩论的情况，请看希夫林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第26—35 页和42—44 页的讨论。
关于兴中会建立日期及其他情况的研究，具载于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52—165 页；关于会员
情况的详尽分析，见第180—205 页。又见鲍罗克：《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国运动中的早期作用》，
载谢诺： 《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 年》，第138—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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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战争仍在进行的1895年3月，就有人开始拟订一次起义的计划
了。虽然和约已在4月间签署，但几个月后形势仍然有利于搞暴乱。和约条
款对中国非常不利，所以在广州地区，人们特别为之愤懑不平。大量遣散的
士兵在乡里游荡，有些人就流为盗寇。从绅士到农民，社会各阶层人民都心
怀不满。入秘密会社的人数增加了，小规模起事变得更加频繁了。
基督教传教士及其中国信徒，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中间表现很突出的人
们。在几个小规模的公开组织 （一个广州的“农学会”和一个长老会会堂）
的掩护下，兴中会置办武器，在散兵游勇中招募兵员，与秘密会社及地方民
团的人员接关系。孙中山至少早在1886年就与秘密会社串联过，它们大规
模反政府行动的潜力一直吸引着他的注意。它们的吸引力恐怕多半得力于它
们拥有广泛的分支网络，同时也由于这样的事实：象孙中山自己的追随者一
样，那些人主要代表了中国社会中的“局外人”或“无权无势的一群”。秘
密会党的会员包括流浪的劳工、丧失了土地的农民、被遣散了的士兵以及丧
失生计的人们，另外加上土匪、海盗、小偷、走私贩子和其他一些更不体面
或更易铤而走险的人。但特别在困难年代，他们还吸引着科场失意的士子，
甚至还吸引着某些绅商人物及其他个别家道殷实或体面的人士。这些人往往
当上了秘密会社的头子。恰恰是这些头头们参加了兴中会。因此，孙中山与
秘密会社的联系使他能接触形形色色社会背景的人们，虽然他并未罗致到大
量的追随者。
孙中山的追随者人数太少，并且他们缺乏组织，在中国的根基又太浅，
但这些都没有使孙中山感到苦恼。他认为反清思想是如此强烈和普遍，以致
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他的战略是想在大陆赢得一个立足点，建立一块飞地，
使革命志士能由此点燃一个地区性的或全国范围的熊熊起义烈焰。但是，国
内的盟友人数太少而不可靠，同时，把人员和物资供应从香港等邻近地区运
进国内的问题也不能解决。1895年的准备工作落后于形势，举事被推迟下
来，一艘运军火的船只被拦截，计划被广州当局察觉，香港来的军队被拘捕，
因此，未发一弹（至少在革命党人方面是如此），起事计划就偃旗息鼓了。
孙中山幸免一死，最初藏匿在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家里，后来取道香港，
最后到了日本。他在那里割掉了辫子以示与满人的中国决裂，并装扮成一个
日本人。（这一行动只是象征性的，这点他虽有所认识，但并不深刻。他长
期在国外的经验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他先人的传统，孙中山以后十六年中再没
有踏足过中国的土地，只有一次例外，即他在1907年12月某日曾视察过东
京—广西边境的一次叛乱。）孙中山和他的两位助手——陈少白与郑士良—
—一起在横滨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兴中会分会。孙中山让陈少白负责日本的事
务 （在日本，他得到一位他在檀香山结识的日本基督徒的帮助），让郑士良
回香港发展与秘密会社的联系，然后他自己出发去檀香山、美国和欧洲。由
于他在中国受挫，他希望在海外发动革命。
1896年在伦敦发生了一件奇遇，它足以显示孙中山向外国人求助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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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适宜于做惊天动地大事业的品质。孙中山走进了中国驻伦敦公使馆，其
原因至今没有完全弄清楚，不过有足够的理由假定，他是经反复权衡才冒此
风险的。他被监禁了十二天，已经准备好把他解送回中国，要使他落得个悲
惨的下场。在危急时刻，两个当过孙中山的老师的英国人来搭救了他，他在
众目睽睽之下获释。孙中山马上抓住这个机会，接见如饥似渴的新闻记者，
然后写信给英国的主要报纸，对它们以及英国公众和政府感谢。他给新闻界
写的信显示了他一生事业的特点，即他相信应诉诸西方人士的纯良秉性，应
努力说服西方人士知道他正在尽力为他的国家做好事，如果那些好心的西方
人士与他易地而处，也会这样做的。他写道，这整个事件又一次证明了“盛
行于英国的慷慨的热心为公的精神，证明了它的人民卓然不群地表现的对正
义的热爱……我现在更加强烈地知道和感到一个宪政政府和一个文明的民
族意味着什么，这使我以后要更积极地为我自己可爱而备受压迫的国家寻求
走上进步、教育和文明的道路。”①
孙中山还写了一篇短短的自传和一本小册子《伦敦被难记》，这本书是
①
用英文写的，但他后来又不予承认。它在1912年才用中文发表。孙中山对
外国公众的重视再也没有比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得更加清楚了。他几乎立刻成
了国际闻人，尽量利用由此产生的每一点每一滴公开的名声。他不论做什
么，哪怕是上教堂，也尽可能着眼于影响舆论。他发展了很广泛的个人联系，
从俄国的革命者到英国的传教士，他都有交往。他发表了好多文章（其中的
一篇发表在《双周论坛》），呼吁必须“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
建立一个汉人的贤良政府和清明吏治，最初可用欧洲人的建议，在若干年内
②
还希望得到欧洲人的行政帮助。” 在他从中国驻伦敦使馆轰动一时的获释
之后的八个月期间，他俨然以一位世俗传教士或运动领袖这类人物自居——
这一运动会使中国身受现代西方政治文明之益，也能铺平走向西方商业发展
的道路。
因此孙中山的要求只是英国准许他返回香港，而列强应保持“善意的中
立”。他的要求被拒绝了。英国仍然认为，它的利益所在最好是坚持香港总
督在孙中山1895年密谋举事之后不久所颁发的五年驱逐令。孙中山丝毫没
有表示气馁，因为伦敦的经验和正在赢得的有利的公众影响使他兴奋异常，
这只会使他感到乐观。为了使他能担负未来的重任，他把以后五个月的大部
分时间用在在英国博物馆读书。孙中山可能是在这几个月接触了大部分西方
思想，后来他就想把这些思想融合到他的中国革命纲领中去。特别是他强烈
地被亨利·乔治的思想所吸引，因为亨利·乔治的思想在英国知识分子——
例如费边社会主义者——中间风靡一时。同时，他在伦敦的历险使他在日本
和其他地方的潜在盟友之中出了名。孙中山的声誉日隆，这有助于他在1897
① 谢文孙： 《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目选》，第16 页。
②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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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回日本途中在加拿大的华侨中间筹集款项。当他到达日本的时候，他得
到了从未有过的最有利的同情；这一次同情是来自一批日本的扩张主义分子
冒险家。他通过他们会见了日本重要的政界人物，从此他就认为日本可以成
为中国的“天然盟友”。孙氏取了一个日本名字“中山”，其音读为Nakayama。
他致力于学习日文，广泛交结新朋友。由于欧洲未能给他以帮助，他就只好
求助于另一个外国紧邻了 （见第六章）。
孙、康、梁之间合作的企图
孙中山和他的新同志们一起投入了极其广泛的活动。由于有日本人做居
间人，他想通过恢复和康有为、梁启超及其他维新人士的合作来开始他的活
动。这些努力早在1895年初就已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约一年半时间。未
能合作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康有为已经青云直上，而且康有为相信，一位效法
彼得大帝和明治时代日本的中国维新皇帝所能取得的成就，将要比孙中山这
些革命党人的成就更大。可是到了1898年，孙中山似是人望稍崇，而康有
为则大不如昔。由于康有为现在已被清廷褫夺公民权，似乎在戊戌变法结束
之后又有新的合作的可能性了。
变法运动把许多观点不同的人纠合在一起，并且使传统的思想发挥到了
它的极限。有一派，也许可以谭嗣同为最好的代表，主张“全盘西化”，冲
决了传统思想的一切樊篱。1895年几乎只有谭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