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成完全失去了人性。
认同坏蛋而不认同英雄，就这样成了中国观众观看中国电影时养成的根深蒂固的逆反心理，逆反心理的心理惯性，导致他们在观看外国电影时必然会条件反射地认同外国坏蛋。而且心理认同之外还要加上身份认同，既然大部分中国观众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都是小人物，那么认同也被视为“小人物”的外国坏蛋就是最为自然的事情，而认同被视为“大人物”的英雄倒显得僭越。
虽然认同中国坏蛋非常痛苦，但认同外国坏蛋却没有丝毫痛苦，只是有点价值混乱和善恶颠倒。按外国电影所宣扬的“资产阶级道德”，外国坏蛋的根本罪恶并非具有人之为人的正常欲望，而是满足欲望的方式触犯了法律，伤害了他人，因而外国坏蛋对自己具有正常欲望且渴望满足十分理直气壮，决不心虚胆怯，满足欲望的方式也花样翻新无所不至，奇技淫巧层出不穷。外国坏蛋与外国英雄周旋时更是武器先进身手不凡，声光化电争奇斗妍，即使最终失败，也从容镇定不失尊严。外国英雄同样具有人之为人的正常欲望，只是其满足欲望的方式不触犯法律。这种“无罪推定”的法治文明，对全体中国观众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
然而那时严酷的中国现实使绝大多数中国观众或者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不敢接受这种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所以这种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对绝大多数中国观众几乎没有即时的明显意义，仅在潜意识里增大了压抑的强度并为日后的觉醒积聚着能量。这正是因为，具有惯性的逆反心理一旦进入简单机械的条件反射阶段，就必定没有特别的精神内涵和主体意识。长期的条件反射，使中国观众只能从审丑中产生审美快感。即使施虐者已经消失，受害者也很难恢复正常。超过临界点的严重精神创伤，不仅使直接受害的上一代难以康复，还会无孔不入地遗传给未受直接伤害的新一代。经历重大精神创伤之后，中国文化不可能在无菌室里从头起步，经历政治浩劫之后，中国文化只能带菌复兴，中国社会只能带着严重的精神后遗症缓慢复归健康，过去的心理病菌不仅今天存在，明天存在，将来还会长期存在。尽管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康复，这种心理病菌会日益稀薄，但决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除尽。
二、美学的积极理由：抗拒改造的感性直觉
虽然一部分中国观众对外国坏蛋的认同仅有消极的心理学理由，但是另一部分中国观众除了消极的心理学理由，确有一项远为积极的美学理由：外国坏蛋不仅比中国坏蛋有趣，而且有中国坏蛋完全没有的美。正是美学的理由，使这些中国观众对外国坏蛋的认同和喜欢达到了狂热痴迷的崇拜程度。这一美学理由，甚至导致喜欢中国英雄不喜欢中国坏蛋的中国观众也喜欢上了外国坏蛋，因为外国坏蛋身上的美，在中国英雄身上也是完全不存在的。
“邱岳峰之所以是邱岳峰，乃因在他的语调深处无不散发着另一种浓郁的气质，一种被我们五十年来的文化排除尽净的气质，是的，我愿将这气质称之为‘颓废’。”（陈丹青）
“他总是能把邪恶用从容优雅的方式道来，把恶提升为一种令我们心醉神迷的美。”（严锋）。
陈丹青的“颓废”说与严锋的“优雅”说，命名虽不同，其为美学特征则一。
由于中国坏蛋被导演过度丑化，中国电影的一切细节刻画都使中国观众感到，认同和喜欢中国坏蛋不仅需要克服难以克服的伦理障碍和道德焦虑，更是不折不扣的人格自贬和精神堕落。所以中国观众认同甚至喜欢中国坏蛋仅仅是出于简单粗糙的逆反心理，却无法为自己这种“政治不正确”的价值取向找到足够的美学说服力。由于缺乏美学说服力，中国观众对中国坏蛋的认同大多仅止于认同，所谓喜欢也极为勉强，充其量只是被迫认同之后的自爱投射，而且在被迫认同和勉强喜欢之后，依然拒绝在自己与坏蛋之间划等号。
然而外国电影对坏蛋的一切细节刻画却让中国观众感到，外国坏蛋具有中国坏蛋（更不用说乏味的中国英雄）极其缺乏的丰富人性、优雅风度和人格尊严，更具有全体中国英雄、中国坏蛋、中国好人都没有的精彩人生。这些中国观众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就不仅是逆反心理的心理惯性使然，更是出于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求真之心使他产生了人格自卑，迁善之心使他产生了道德自卑，爱美之心使他产生了美学自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使他感到了深重的存在自卑。这些中国观众感到，那个优雅、丰富、高贵、自由的外国坏蛋比自己这个粗俗、贫乏、卑贱、屈辱的中国好人，在精神品级和文化等第上都远为优越，更配得上“人”这个称号。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既无须克服伦理障碍和道德焦虑，更不是精神自贬和人格堕落，而是纯粹的精神升华和极大的人格超拔。因此中国观众不仅在感性好恶上非常愿意自己就是那个外国坏蛋，而且理性选择上也非常愿意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就是那个外国坏蛋；不仅角色上主动认同外国坏蛋，而且精神共鸣极为强烈，身心愉快得欲仙欲死——尽管并非亲历，只是可怜的意淫。
外国坏蛋的精彩人生，不仅使这些中国观众意识到占人口极少数的中国坏蛋的冤案之“冤”，更明白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亿万中国好人的人生之“冤”。许多中国坏蛋当然很冤，他们犯的那些无害于人的事，只有在中国才算犯事，在外国决不算犯事，压根儿没有东窗事发不事发这一说。外国坏蛋之所以是坏蛋，是因为犯了有害于人的罪，决不是因为犯了无害于人的事。所以中国好人看了外国电影后，觉得自己比中国坏蛋还冤，因为那些中国坏蛋毕竟东窗有事可发，然而自己这个中国好人却东窗无事可发，还无事也惊心，心事难对人言地担惊受怕了一辈子。于是巨大的人生失落感从心底涌起：我这一辈子，到底算怎么回事？
在极左年代，中国坏蛋的冤案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冤案，中国好人的冤案则是存在意义上的冤案。这些中国观众认为，与其做中国好人，还不如做外国坏蛋。做中国坏蛋当然很够呛，但做中国好人也不咋的，即使一生平安，活着却如同行尸走肉。外国好人的好日子不必说了，电影上也不常见，但外国坏蛋的好日子却亲眼所见。即使好日子终有结束之时，但外国英雄逮捕外国坏蛋时居然会说“你有权保持沉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开审理过程中，早已昭然若揭的罪行不仅要经过不厌其烦的取证、举证、听证、论证，外国坏蛋还可以滔滔不绝地为自己的欲望和满足方式进行辩护，更有口才奇佳的外国律师为外国坏蛋帮腔开脱，最后竟然还常常因为证据不足而将坏蛋“无罪”释放，这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因被告发的恐惧而人人自危的中国观众完全无法想象的。为了知道自己“有权”，为了知道“欲望无罪”，这些中国观众恨不得自己就是那个外国坏蛋，以便自己临死前可以吐出一句：“这辈子不冤。”
高度反常的极左年代，中国社会继承了古已有之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发展成于今为烈的“不许乱说乱动”；继承了古已有之的“汗不敢出”，发展成于今为烈的“不许放屁”。人们不敢流露正常欲望，谨言慎行还动辄得咎，一旦不幸被权力意志划定为“坏蛋”——地、富、反、坏、右等，就会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只要能“幸免”（鲁迅语）被打成坏蛋，就必须为自己已经被彻底改造成没有“资产阶级人性”的“社会主义新人”而每天幸福得热泪盈眶；只要能“幸免”被打成坏蛋，就必须为自己成了“领导阶级”而每天感到强烈的“翻身感”；只要能“幸免”被打成坏蛋，就必须每天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主人翁精神”和“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主观能动性”。在这“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庄子语）的现实背景下，外国坏蛋的精彩人生以其巨大的美学感染力，唤醒了中国观众沉睡千年的存在自觉：外国坏蛋光芒四射的人性之美，彻底冲垮了中国好人黯淡无光的奴性之善。而外国电影在服装、道具、音乐、灯光等一切细节上无所不用其极的美轮美奂，更为外国坏蛋的别样人生平添一层奇异的色彩。就这样，实实在在的美学盛宴粉碎了空空洞洞的价值焦虑，稀松平常的好莱坞快餐成了中国人饮鸩止渴的玉液琼浆。真是“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活得精彩而恣肆的外国坏蛋。
然而全体中国观众毕竟只是全体外国坏蛋的精彩人生的旁观者，在亿万中国人的汪洋大海中，居然有一个幸运儿不是这种精彩人生的旁观者，而是这种精彩人生的参与者。所有中国观众对外国坏蛋的角色认同和精神共鸣，毕竟是隐秘的，略有犯罪感的，只有这个幸运儿对外国坏蛋的角色认同和精神共鸣，不仅是公开的，而且无须有犯罪感，他对外国坏蛋的角色认同程度越高，精神共鸣越强，越是对革命工作的无比忠诚。这个在革命年代惟一合法的反动派，就是让外国坏蛋开口说中国话的配音演员邱岳峰。由于一种特殊职业的掩护，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成为有执照的外国坏蛋，可以有恃无恐地优雅，肆无忌惮地颓废，全中国人民不敢说的话，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全中国人民不敢干的事，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尽管只是过过嘴瘾，比意淫好不到哪里去。
惟在他那儿才能听到别样的语调：温柔、尊贵、慵懒、缠绵、狡黠、玩世不恭、出言不逊！……听众也是“角色”，并在倾听时“进入角色”：倘若听众各自的内心均曾满蓄难以声张的沮丧、憎恶、心有不甘、尊严折损、恶意的怯喜、疯狂的本能，凡此种种，忽然，都被邱岳峰的语音霍然唤醒，骤然舒解，在潜意识里畅饮那颓废的甘洌。……我们想要如何而不能如何，种种快感需求长年压抑，而颓废也正是邱岳峰语音的快感源泉：是他在压抑的年代替我们发怒、还嘴、嘲骂、耍赖、调戏，在出于常态的语音发作中（好一位夸张的天才），是他的声调引我们作虚拟的自我作践、自我扩张，便是我们日常话语中的虚伪造作也因他而获至声调之美，我们假借邱岳峰语调的变态、狂态、丑态获得自我治疗，异化为“外国人”，释放自己，在倾听中人我错置，想入非非。……在全中国无产阶级大合唱的共振与杂音中，那时，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竟被允许颓废，竟至于肆无忌惮倾泻着颓废而没有人意识到那就是颓废。……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他的声音全然是非政治化的：在政治年代，是配音专业为颓废气质提供了合法的出口，尽情蒸发，淋漓尽致。（陈丹青）〔8〕
于是这些中国观众发生了双重的角色认同和双重的精神共鸣：既认同、羡慕和崇拜外国坏蛋，更认同、羡慕和崇拜邱岳峰；认同、羡慕和崇拜邱岳峰的程度，还远远超过了对外国坏蛋的认同、羡慕和崇拜——这些中国观众恨不得自己就是邱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