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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扬
一九九九年三月的一天，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同志来电话，要我去他家一下。四月十一日上午，我到北京宣武门新华社院内他家中。原来，“文革”后期李普主持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适逢“四人帮”搜缴《第二次握手》手抄本，分社搜缴来的都交给他。他和妻子沈容留下一本悄悄看。看完之后，盖上“李普沈容藏书”章，这一藏便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如今夫妇俩都已年届八旬，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我，于是找出那手抄本，写上“张扬同志：物归原主”……
《握手》初稿于一九六三年，以后十几年写了十几稿，每稿都外传不知所终。其中一九七○年稿造成全国规模的手抄本流传。一九七五年我因此被捕，一九七九年平反出狱，同年七月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然而我本人却至今没有一部手稿，也没有一部手抄本。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二月和一九九九年一月，我先后在无锡、宜昌、上海等地见到过几本保存至今的《握手》手抄本，但都是别人的“文物”。好了，如今总算得到了将属于自己的一本！那是一个比三十二开小些的淡棕色硬壳笔记本，抄写者是个工人，他在扉页下方工工整整写着自己的姓名和所在工厂——严格说起来，我是原作者而并非“原主”；作为手抄本，其“原主”应该是这个工人。我带着手抄本回了家，翻开，查找……查找“院士”字样。
为什么查找这个呢？
我虽然“长在红旗下”，长期受极左熏陶，常年被教导说知识分子是动摇的、妥协的、两面的、软弱的、投降的、灰色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酸的、臭的和什么什么的，但不知何以我就是“改造”不过去。在一切人等中，我最敬重的就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科学家。
那时凡事首先要讲“立场观点”。我从上述“立场观点”出发考察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对待科学家的态度，很快发现除整体上的蔑视、欺侮、压制外，在微枝末节上也考虑得面面俱到。譬如不惜多费些事，多用些字，特意将科学家称作“科学工作者”，将工程师称作“技术人员”——这么一点小动作，却成功地和不着痕迹地贬低了他们。又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中国科学家的最高学术职称和最高荣誉称号，又是个十足古怪的头衔。其实任何外语中都找不到与“学部委员”对应的词汇，翻译过去只能叫“院士”，那为什么不干脆中文就叫作“中国科学院院士”呢？这是处心积虑贬低优秀科学家的招术。汉字有象形性，“院士”一词本身就体现出一股威严和气派。而“学部委员”呢，关键词是“委员”，就是工会委员、支部委员、中队委员、居委会委员等等那个“委员”，也就是毛泽东早年讲的“屙尿也能碰到委员”的那种“委员”——只是比起那些“委员”来，“学部委员”除古怪外，还十分的生疏、拗口。这就有力地阻断了群众对他们的了解，更别说尊敬他们了。
九十年代有材料说，建国初期中科院成立时还不具备搞“院士制”的条件，于是搞“学部制”——不知“院士制”要什么“条件”？一九四八年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就设了八十一位院士，怎么过了多年新中国的中科院反而没有“条件”了？那八十一位中研院院士的绝大部分都留在了大陆，光凭他们也具备了“院士制”的条件！须知西欧一些国家的大学（学院）也自设“院士”的。
如此“无微不至”地贬低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发展到后来对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全面专政”，实在是势所必然的事。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中最拔尖的一部分人，“文革”刚开场就被《十六条》划为“反动学术权威”，在劫难逃；《十六条》规定“对有贡献的科学家要加以保护”，但这里所谓的“有贡献”是指直接服务于军事项目如导弹核武器研制。实际上连这些人的大部分也受到冲击乃至残害，其中一些人被害死。此外，既无战争亦无自然灾害饥荒瘟疫的正常岁月中特意“保护”极少数人是什么意思？其潜台词不是要对绝大多数人厉行专政，暗示血雨腥风红色恐怖即将降临吗？后来的事实正是这样！然而“有贡献的科学家”谁不是从普通科学家中来的？哪项“贡献”不是建立在众多普通科学家的智慧和劳动之上？那时有句训斥人的名言叫作“形而上学猖獗”，上述种种不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猖獗”又是什么？其实岂止于此，简直是居心险恶！
我就是这么看的。这么看就这么干。然而那时自己还是个小青年，一无所有，怎么“干”？平时喜欢写点小文章，于是在一九六三年初写出了《握手》。这部很不成熟的作品有一点却是很成熟乃至很坚定、很突出的，那就是在只准写“工农兵”和只准歌颂“工农兵”的时代，它写的全部是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书中最常出现的身份是“博士”、“教授”和……“院士”。我写到了英国的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旧中国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等等，但在写到新中国的最高学术身份时却麻烦了，因为中科院没有“院士”，只有“学部委员”。记得开头几稿中我写的是“学部委员”，“文革”开场后改成了“院士”。当年审讯人员斥责我“越写越反动”，此为原因之一。然而这只是记忆。究竟怎么写的，因手头既无手稿亦无手抄本，没法确定。一九九一年中科院改院士制时我曾戏谑地寻思，我的“改制”也许比他们早得多吧！然而也没有证据。直到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李普夫妇将保存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手抄本赠送给我，才证明我在一九七○年的笔下已经将五十年代的中科院学部委员称作“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