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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取的方式不同。
不过，在亚氏那里，摹仿具有全新的含义：现实世界是真实的，摹仿现实世界的文艺也是真实的；摹仿不是抄袭事物的外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艺术必然是创造”。摹仿的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其本质在于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通过特殊表现普遍，它不仅反映现实世界的个别表面现象，而且揭示生活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因而艺术比普通的生活更高更真实更美。在比较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区别时亚氏明确地说：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
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区别不
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
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
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
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
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目的，然后才
给人物取名字；至于“个别的事”，则是指亚尔西巴德所作的事或
所遭遇的事。
艺术可以使事物比原来更美：
既然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摹仿，诗人就应该向优秀
的肖像画家学习；他们画出一个人的特殊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
来的人更美；诗人……也必须求其相似而又善良。
这样亚氏就提出了人物的理想化问题，提出了艺术上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此外，为了使个别能鲜明、集中、生动地显示一般，应该允许诗人运用虚构进行创造，只要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即可。
与柏拉图认为文艺伤风败俗不同，亚氏认为文艺具有陶冶人的情感的作用：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
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声，分别在剧的各部
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借引起怜悯
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在他看来，情感是人应当有的，是受理性支配的和对人有益的，而不是人性中卑劣的无理性的部分。“一般说来，诗的本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艺术之所以使人产生快感，就因为人在欣赏的同时能够获得知识。
《诗学》着重分析了悲剧。“整个悲剧艺术包含‘形象’、性格、情节、言词、歌曲与 ‘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是情节，“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悲剧是行动的摹仿，主要是为了摹仿行动，才去摹仿在行动中的人。”与此相应，它所摹仿的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其中的事件要有严密的组织。情节的完整与统一，是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不过，悲剧艺术的目的并不是情节，而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也就是一种道德教育作用。
至于文艺才能的来源，亚氏在《诗学》中明确指出，诗人写诗靠的是天才，而不是灵感或者疯狂。文艺作品的创造过程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它所要求于诗人的是清醒的理智。
作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奠基之作， 《诗学》肯定了文艺的真实性，肯定了文艺的社会作用，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创建了文艺理论的独立体系。西方文艺批评界长期以来讨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几乎都可溯源于
《诗学》。它总结了希腊文学的最高成就，建立了具有规范作用的理论，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尤其是文艺现实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影响了其后二千余年，直至今日仍有很大影响。
结 束 语
上面我们从神话、史诗、抒情诗、戏剧、散文和文艺理论等方面简要介绍了古希腊人的文学成就。限于篇幅，我们略去了许多有名气有成就的文学家，所述时间限于罗马征服希腊之前，对亚历山大里亚时代即希腊化时代的希腊文学也叙述甚少。与盛期相比，希腊文化在这些时代固然衰落了，但它仍然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在文学方面仍取得很大成就，如卡利马科斯 （公元前310—240年）等人的悲歌和诗，阿里安、波里比阿、普鲁塔克、琉善等的散文，以及方兴未艾的小说等。在罗马统治时期，希腊这个亡国的民族充当了征服者的教师，并为罗马文学的繁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古罗马的文学巨匠，如维吉尔、奥维德、荷拉斯、西塞罗、李维等，都深受希腊文学成就的影响。
古希腊人在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同时代世界各民族中，也许只有中国人可以与之媲美。他们的成就是卓越的，但不是靠的某种神秘力量，而是靠全民族的努力：“希腊人之所以能从野蛮状态急剧上升到文明高峰，并不是靠什么 ‘古典式的肃穆’，不是靠‘崇拜人的躯体’，也不是靠他们天生的智慧和艺术禀资，而是靠他们永无止境的劳动和无限制的活动，靠他们的大胆勇敢和苦难经历，靠他们矢志不谕地献身于他们以为是伟大的事业；最重要的，还是靠他们锲而不舍的苦思探索精神。”这是已故英国著名文学史家默雷的概括，笔者深以为是，转介在此以作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