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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以恩惠”，显然是基督教产生后的作品。但是从总的看来，《伊索寓言》是古希腊人民的高超才干的反映。
《伊索寓言》主要以动物世界的生活为题材，借拟人化的动物故事来讽谕现实，几乎每一篇都通过鲜明的现象来说明某种道理或方法，予人以启迪。它在文学艺术上和思想上都具有较高的水平。从文学的角度看，它语言简炼生动，机智幽默，情节紧凑，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善于用很少一些文字说明高深的道理。比如《狐狸和葡萄》：
狐狸饥饿，看见架上挂着一串串的葡萄，想摘，又摘不到。
临走时，自言自语地说：“还是酸的”。（同样，有些人能力小，办不成就，就推托时机未成熟。）
全文 （不算评语）只有四十个字，却生动而深刻地刻划出生活中常见的一个现象。《农夫和蛇》、《狼和小羊》等寓言在艺术上可以说达到了十全十美的地步，以《农夫与蛇》为例：
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了。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
在怀里。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本性，便把他的恩
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道：“我怜惜
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寓言是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伊索寓言》可谓其中的典范。就思想上来说，《伊索寓言》可谓到处寓含着哲理：《农夫与蛇》劝告人们对敌人不要仁慈，《乌鸦与狐狸》警告人们不要为别人的虚情假意所迷惑， 《龟兔赛跑》劝人们要戒骄戒躁，《北风与太阳》表明说服比强制更为有效，《骆驼》说明认识源于实践，《两只青蛙》说明观察问题要全面周到，《农夫和他的孩子们》歌颂劳动制造财富，《蚂蚁与蝉》讽刺游手好闲，《狐狸和伐木人》说明对人要听其言观其行，《狐狸与豹》劝人重视智慧而不是仪表，《老鼠和黄鼠狼》劝人防止虚荣，《野猪和狐狸》说明应防患于未然……读《伊索寓言》，你不仅可以获得艺术享受，尤其是可以在精神、思想上获得无尽的教益。为了更全面地了解 《伊索寓言》，我们不妨全文引录其中的几个寓言：
《猫和公鸡》：猫捉到公鸡，想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把他吃掉。他先是指责公鸡夜里打鸣，吵人睡觉，叫人讨厌。公鸡说，他打鸣对人有好处，好叫人起来工作。猫又说：“可是，你和姐妹、母亲同居，伤天害理。”公鸡说：“这也是为主人好，可以多给他们生蛋。”猫无言以对，便说：“你有再多理由，难道我就不吃掉你吗？”
《北风和太阳》：北风和太阳争论谁的威力大。他们议定，谁能剥去行人的衣堂，就算谁胜利。北风开始猛烈地刮，行人把衣裳裹紧，北风就刮得更猛。后来，行人冷得厉害，又加上了更多的衣裳。北风终于刮累了，就让位给太阳。太阳先温和地晒，行人脱掉了添加的衣裳；太阳越晒越猛，行人热得难受，就把衣裳脱光，跳到附近的河里洗澡去了。
《农夫的孩子们》：有个农夫，他的孩子们时常争吵。农夫多次劝说，都说不通，心想须得用事实来说服他们才行，于是叫孩子们拿一捆树枝来。等他们把树枝拿来，农夫先是把整捆树枝给他们，叫他们折断。孩子们一个个费了很大力气，也折不断。接着，农夫把那捆树枝解开，给他们每人一根，他们都很容易地把树枝折断了。这时农夫说：“孩子们，你们也是一样，团结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可是，你们争吵不休，就容易被敌人击破。”
《伊索寓言》对后世影响很大，莎士比亚、拉封丹、莱辛、克雷洛夫等都从中获得有益的营养。
文坛奇葩
——古希腊的文艺理论
古希腊各个领域文学活动的繁荣，就为文艺理论的产生打下了基础。文艺理论也是一种对文学的理解和看法，但决不局限于此，而是进一步的提炼和升华。自有文学的出现，就有对文学的见解和看法产生。古希腊吟唱诗人在诵诗的同时，常常对文学发表自己的见解。例如，荷马在其史诗的开端就向诗神呼求灵感。一些戏剧家、修辞学家等也常抒发对文学的看法。例如阿里斯托芬就在其几部喜剧中，尤其是在《蛙》中，通过对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比较，提出了自己对文艺的社会功用的见解。在他看来，文艺的功用在于提高公民的道德：“神圣的荷马之所以获得光荣，受人尊敬，难道不是因为他给了我们有益的教诲，教我们怎样列阵，怎样鼓励士气，怎样武装我们的军队吗？”以此为标准，欧里庇得斯描写人的激情和不道德的生活，在观众中会产生坏的影响；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英雄具有高尚的品质，可以培养观众的勇敢、正义、节制等美德，后者显然高于前者。不过，类似的见解和看法尚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西方文艺理论的开始，是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时代。
柏拉图的文艺理论
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西方现代大哲伯特兰·罗素在其《西方的智慧》中曾这样评价他：“柏拉图对哲学的影响之大也许超过任何人。作为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诸学派的继承人，作为学园的创建人和亚里斯多德的教师，柏拉图几立于哲学思想的中心。”应该说，柏拉图是配得上这种评价的。
柏拉图并无专门的文艺理论专著，但他的近四十篇对话中有不少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文艺。首先，关于文艺和现实的关系，柏拉图承袭了社会上流行的摹仿说，但又根据自己的理论观念进行了改造。在他看来，摹仿就是“临摹”、“摹本”。史诗、戏剧等表现的，是事物的表象而不是事物的真实，是幻象而不是实在，手艺人制造的东西，“不是实体，只是近似真实体的东西”，是观念世界的事物的不完全的摹本。诗人、画家又摹仿工匠的产品写诗作画，是具体事物的不完全的摹本。“摹仿和真实体隔得很远，它在表现上像能制造一切事物，是因为它只取每件事物的一小部分，而那一部分还只是一个影象。”
世上存在着三种床，一种是理念世界的床，即“床之所以为床”的那个床，一种是木匠造的“具体的床”，一种是画家绘的“幻想的床”。只有理念世界的床是永恒存在的和真实的。木匠据床的理念所制造的床只摹仿到前者的某些方面，这个床没有普遍性（床与床不同），转瞬即逝，不具真实性。画家笔下的床只是“具体的床”的外形，不是实质，因而更不真实，只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实际是两层）。一言以蔽之，文艺作品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更谈不上什么认识作用，所获得的只是影象，“并不曾抓住真理”。
其次，关于文艺的社会功用，柏拉图认为文艺给人的是伤风败俗的影响，因而在《理想图》中下了一道有名的逐客令：
如果有一位聪明人有本领摹仿任何事物，乔扮任何形状，如
果他来到我们的城邦，提议向我们展览他的身子和他的诗，我们要
把他当作一位神奇而愉快的人物看待，向他鞠躲敬礼；但是我们也
要告诉他：我们的城邦从来没有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法律也不准许
有像他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把他涂上香水，戴上毛冠，请他到旁的
城邦去。至于我们的城邦哩，我们只要一种诗人和故事作者：没有
他那副悦人的本领而态度却比他严肃；他们的作品须对于我们有
益；须只摹仿好人的言语，并且遵守我们原来替保卫者设计教育时
所定的那些规范。
柏拉图反对所谓文艺的快感作用，认为诗人尤其是悲剧、喜剧诗人“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逢迎人性的无理性的部分”，具有很坏的影响。因而，文艺要想存在，就要一有益于城邦，二合乎城邦制定的规范。再次，关于文艺才能的来源，柏拉图认为诗人凭灵感而创作：
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一种天才或灵感；他们就像
那种占卦或卜课的人似的，说了许多很好的东西，但并不懂得究竟
是什么意思。
所谓灵感，是由神凭附在诗人身上引起的，神使诗人处于迷狂状
态中，暗中操纵他去创作，使他成为自己的代言人。
诗人
不得到灵感，不失去正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
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
柏拉图的文艺理论具有明显的反艺术的狭獈功利主义性质，是其客观唯心主义学说在文艺创作理论上的表现。但是，作为西方文艺思想发展的链条上最早的一环，柏拉图接触到了文艺和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在不少地方独及到了艺术的特点和规律，例如他较早看到了创体主体的能动作用，注意到了艺术美的创造与作家的灵魂、思想修养的关连，发现了艺术特有的美感作用，明确提出美感的作用是人的心灵，文艺作品对人的灵魂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诸如此类。正因为如此，柏拉图的文艺思想对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启蒙运动和浪漫运动时期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理论
亚里斯多德 （公元前354—322年）被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最博学的人”，一生著述甚丰，几乎触及当时的一切知识部门，主要有《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论灵魂》、《伦理学》、《诗学》等。他曾长期在柏拉图门下受教和工作，但决不盲目，而是批判地继承教师的学说，实际上批判多于继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亚里斯多德在文艺理论方面的主要著作是《诗学》。《诗学》原名《论诗》，意即《论诗的艺术》，是西方第一部从理论内容到理论形态都比较完整的美学、文论专著。全书现存二十六章，可分为五个部分：一、序论，包括第一至五章，分析各种艺术摹仿的对象、摹仿采用的媒介和方式，各种艺术间的区别，进而指出诗的起源，追溯悲剧与喜剧的历史发展；二、论悲剧，包括六至二十二章，谈到了悲剧的定义、成分，着重讨论了情节和性格；三、论史诗，包括二十三—二十四章；四、论批评，包括第二十五章，讨论批评家对诗人的指责，并提出反驳这些指责的原则和方法；五、史诗与悲剧之比较，包括第二十六章，认为悲剧比史诗艺术水平高。《诗学》通过回答柏拉图对诗的攻击，以艺术的本质和功用为中心，论述了艺术的根本原理。
首先，关于艺术的本质问题，即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亚氏和柏拉图一样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摹仿：
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竖琴乐——
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区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
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取的方式不同。
不过，在亚氏那里，摹仿具有全新的含义：现实世界是真实的，摹仿现实世界的文艺也是真实的；摹仿不是抄袭事物的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