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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那段光辉岁月的亲历者，在苏联生活了7年并成为亿万富翁的哈默，在1983年时与中国朋友谈起了苏联往事，他说：“现在你们国家已经做出了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把市场与计划结合起来。……这使我不由想起了60多年前列宁的那些主张，叫做新经济政策……中国正在发展列宁的这些主张，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事实是最好的教科书，很快，新经济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果，粮食税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年后，苏联农业获得丰收，饥荒的阴霾散去。而在商业等各个领域，也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新经济政策实施了短短4年后，苏联经济得到了恢复，1925年时已接近于一战前的水平。
列宁对此感到很欣慰，他说：“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而现在，谢天谢地，他居然能够拄着拐杖走动了！”
社会主义苏联终于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
4、亘古如生，永怀贤哲。
莫斯科大剧院。1922年12月30日，就在这里，伴随着山呼海啸般的掌声，2215个声音呼喊出同一个名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天宣告诞生了。
也就在这一天，52岁的列宁当选为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荣誉主席。
1922年11月20日，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或什么抽象的幻影，……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这是列宁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
在列宁办公室的书桌上，历史永远定格在1924年1月21日。列宁每天离开办公室前，都从这里撕下一页。但是那一天，他已无力撕下这页日历，苏联的建设事业耗尽了他的力量。
从列宁故居到火车站行四俄里，政治局成员们和工人、农民一起把灵柩从故居抬到车站。 接着由火车把灵车运往莫斯科。
一路上，铁路两边站满了人，向列宁告别。在快到站时，无数的人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铁轨上，默默无语。机车不得不停下来。司机从车上下来说：“我曾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许下过永不迟到的诺言。现在上级命令灵车要在一点钟准时到达莫斯科。请同志们帮助我履行我对伊里奇许下的诺言……”
在一片哭泣声中，火车在一点整准时到达莫斯科。列宁被抬往工会大厦。在那里，他的灵柩上覆盖着鲜花，哀乐低沉地回响。
这天天气很冷。莫斯科街头燃烧着一堆堆的篝火。人们络绎不绝地向工会大厦走去，日夜不休。人们在火堆旁烤烤火，再继续走。当长队走得很慢的时候，人们就在原地踏步。
只用三天三夜，在红场上建起了一座陵墓。1月27日，列宁的灵柩覆盖着红旗，安放在高台上。仪仗队静立不动，整个红场静立不动，整个苏联静立不动。
4点整，在有无线电广播的城市和村镇，响起了这样的声音：“肃立，同志们！现在我们把伊里奇放进陵墓。”
据记载，当时的俄国是这样一副景象：
车床停止转动，机器停止开动，人们低下头来站立不动。国外的工人们中断了工作，静默五分钟。而工厂在鸣笛，停立在各条铁道上的火车在鸣笛。在海洋上航行的苏联轮船停止了航行。无法慰藉的哀悼声长时间地在田野、村庄和城市上空回荡，在整个苏联上空回落。
红场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寒风把志哀的条幅和红旗刮得哗哗作响。人们脸上的泪水结成了冰。
全世界的无产者都在追悼列宁。远在中国广州，中国国民党举行追悼列宁大会，各界人士五六万人参加，孙中山主祭，并宣读挽词：
“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恨，我了百厄；所冀与君，并轨并辙。敌则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
列宁决非一贯正确。他的伟大不但在于他开辟了新的革命道路，在毫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就建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了个好头，留下一个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更重要的是，在他一生中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理论勇气。
这种力量和勇气，使得遍布他人生征途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纪念碑，虽然饱受狂风暴雨的摧残，到今天依然雄奇壮丽。
这个打破资本主义锁链、建立一种崭新制度的人，这个给苏联现代化奠定深厚基础的人，这个最终把千百万人的思念引向莫斯科红场的人，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千古不朽的传奇！
高尔基说：“我见过许多重要人物，认识托尔斯泰和其他一些人，但这位大人物把他们挡得看不见了……有他，是你们的幸福，是整个国家的幸福。……俄罗斯历史通过他创造了几乎是奇迹般的东西。”在这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中，苏联历史的第一个篇章结束了。
就在俄罗斯还沉浸在悲痛中时，西方开始对苏联露出笑脸。
1924年，苏联的《消息报》刊登了苏联画家鲍里斯·叶菲莫夫的一幅漫画：
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办公室外，西方外交官们为第一个进入办公室而挤成一团，手里都举着一份承认苏联的文件。在不远的街角处，身着星条旗衬衫的山姆大叔探头探脑地向这边望着。
这副漫画真实地反映了苏联在外交战场的重大胜利，西方国家向苏联频频摇动橄榄枝，惟恐落后。这一年被新闻界称为“承认苏联年”。而这也正是列宁希望看到的。
计划
列宁以大河作为自己的名字，他的后继者中的一位则以一种硬度极强的金属——“钢”作为自己的姓氏，俄语发音就是：斯大林。钢和铁既是苏联经济社会至关重要的东西，也是这位新领袖的作风。
1、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在30年代以前，斯大林在革命领袖们中间享有一种名声：他是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方针最刚强最坚定的捍卫者之一。
也许，斯大林并不具备接替列宁的资格和能力，但当时谁也不具备这些条件，最关键是当时苏联国内国际形势恰恰需要这样一位具有钢铁作风的领袖。
斯大林接手的苏联仍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
20世纪20年代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时代。西方各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各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总值都达到或超过一战前水平的150％。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声称资本主义已消灭了贫困，进入“永久繁荣”阶段。
此时并没有太多人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空前的繁荣让西方世界充满信心，并继续封锁苏联经济。
1927年，英国宣布断绝英苏关系，并废止1921年签订的英苏贸易协定。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发起六国外长会议，提出要“和共产国际作斗争”。
30年代，威胁日益趋向事实。德、日、意三国叫嚣着战争。1936年，三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20世纪的整个二三十年代，战争威胁对苏联的压力一直没有减轻过。
而在苏联国内，经济基础还很薄弱。
虽然新经济政策使苏联得到复苏，但直到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美国的八分之一。全国只有不到三万辆拖拉机，99％的耕种靠畜力、人力完成，大约一半成年居民不识字。
面对西方的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怎样才能使苏联迅速发展起来？
斯大林把目光盯在工业化上，这也是大多数苏联领导人的共识，事实上列宁早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政治公式：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 电气化。但在此时，苏联政府内部就怎样发展工业化的问题产生了分歧。
一部分人主张从农业、轻工业到重工业，按经济规律一步步来。另一部分人主张快速发展重工业，借重工业提供的新技术设备来提升整个国家工业化水平和整体经济实力。
希望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布哈林认为外界的压力不像想象中那么大，要求和谐发展国民经济。他说：“争论的重点是，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是否能够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
而希望高速发展重工业的托洛茨基激烈地批评说：“撇开是办不到的！如果‘撇开’天气和民警，可以在正月间裸体走在莫斯科街头。但是我担心，如果你们这样做，无论天气和民警都不会‘撇开’你们。”他们将布哈林的主张斥责为“花布工业化”。
对此，斯大林刚开始对“高速度”工业化持批判态度，倾向布哈林的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改变了态度。他明确提出了高速度实现苏联工业化问题。而他这种转变的论据正是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国。他说：
“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而没有这些武器就不能保持国家独立，国家就会变成外敌用武的对象。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
斯大林选择了高速工业化。面对国际形势的日益紧张，他不认为苏联拥有按部就班慢慢来的时间。那么，怎样实现高速工业化呢？发展工业的资本从何而来？
在斯大林眼中，既不能像18世纪的英国那样靠殖民地积累资本，也不能像19世纪的德国靠对法战争来加速自己的工业化，在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甚至无法像沙皇俄国那样通过大规模地出让经营权给外国来获得贷款进行工业化；那么苏联的工业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通过本国节约来筹集发展工业的资本。
苏联用国家计划手段最大限度地掌控资源；实行农业集体化，扩大工农产品价格上的剪
刀差，以扩大内部的资金积累；用计划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国防工业。
这就意味着农民和农业必须付出重大的牺牲来为高速工业化服务。而这无疑是与保护农民利益的新经济政策相背离。主张市场经济均衡的布哈林对此坚决反对，他提出市场“常态化”，主张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其实，早在1923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次讨论中就指出：“只有市场才能对一切行动的正确性作自动的控制，市场才能作为表示每个部门、每个生产单位、每个企业单独活动的自动计数器。”
斯大林认为布哈林是书生之见，他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在斯大林眼中，新经济政策不能再为社会主义服务，因为苏联需要的是速度。斯大林经常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不能不说高速工业化很有魅力，对于许多希望祖国强大起来的苏联人来说，这实在是太具有高歌猛进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了。于是在争论中，斯大林占据了上风，而布哈林被赶出了苏联政治舞台。
争论结束了，布哈林走了，新经济政策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强度的计划经济。
2、每一千块砖头，每一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