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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似的；以后者而论，又仿佛有一二出类拔萃的人物出来表率一下，风气就会改变过来似的。
两者通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中国有关贪污误国的最早古典曾指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这“古典”不知被千百年来的文人学士官吏们诵读了几千万遍，然而事实一直在反复给它以确证。在汉元帝时，贡禹曾上书解说贪污的由来：“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海内大化。……武帝临天下，……用度不足，……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者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其伏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为在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勤谨为，勇猛而临官。’……故居官而置富者为豪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此！”（转引自张纯明著《中国政治二千年》，第六五一—六六页）
这段话对于贪污的说明，比之一般所谓民族性论、风气论要接近事实多了，特别如“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确系入骨三分。一个“无义而有财者”在位，一面需要有“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者造假账，“欺上府”；同时又需要“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为爪牙，供驱使。于是一个贪官，便必然会配合有大批文武污吏，其结果自然是相率不讲孝悌礼义，而群以“多财为光荣”了。然而这说法也只是就事论事少了一点玄学迂腐气，仍不能给我们以明确的认识。
一个为官僚把持操纵的社会，本来没有什么法度可言，要说有，不外是有关人民对于他们的义务的规定，或有关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权利的规定罢了。如在一个交换经济不发达，而又是小国寡民的场合，不但消费欲望会有所限制，就是剥削行为也不能不稍为收敛。但在统一的集权的大国，以土地及土地生产物为重心的交换关系、货币流通关系既然建立起来，天下的货物自然就会辐辏于官僚所在的都市，而官僚们“不见可欲则心不乱”，见可欲，就难免有些“心乱”了。而且，官对人民的特殊差别表现，特别在官职不是职业化而是被看做一种特权的行使的情形下，首先是从物质的享受上具体显示出来的。如其像史载汉初那样，“天子不能钧驷，将相或乘牛车”，他们在老百姓面前，就显然没有了不起的威严了。况且，中国历代官吏俸禄的规定，虽然从人民眼光看来颇为不薄，而且官位愈高报酬亦愈大，但要单单藉此维持官的特殊场面，特别是满足他们在相当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下的无限欲望，恐怕无论如何也嫌不够。他们巧取豪夺的贪欲既由此形成，而严格禁阻他们满足贪欲的法轨又不可能在专制官僚政权下确立，于是，利用职权以图私利的勾当，就令没有我们前面述及的官家“与民争利”的各种侵渔机会，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不是什么“事未易明，理未易察”了。结局，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其中少数循吏廉吏出现，便似非常值得称扬，而大势所趋，也便容易在一般人心目中幻化为“民族性”问题，或曲解为单纯“风气”问题了。历来确也不乏一些持正不苟的立廉警污的人物出来为“民族”争一口气，挽救颓风，改造“风气”，但惜其挽救改造之道，只是消极的一己的“清风亮节”，或严厉地惩治若干贪官污吏，而根本没有触到问题的病根或痛处。
试考察一下历代对付贪污的严厉情形，就可了然今日想从贪污本身去根治贪污的人的设想是何等的天真！
“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唐时赃吏，多于庙堂决杀，其特宥者乃长流岭南。……宋初郡县吏，承五季之习，赎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而南郊大赦，十恶故劫杀及官吏受赃者不原。……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刺没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元史至元十九年敕中官吏，赃罪轻者决杖，重者处死。”（顾炎武：《日知录》）
“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者赴京师筑城……”又按草木子记：“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革。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革之袋，使触目惊心。”（赵翼：《二十二史箚记》重惩贪吏）
“乾隆四年，宗人府议奏：庄亲王等结党营私，往来诡密，因治胤禄、弘皙、弘升、弘昌、弘皎等革禁有差；皙党安泰并坐绞。五年，御吏仲永檀奏参提督郑善，受俞姓贿银一万两。讯实赐死。又山西学政喀尔钦以贿卖生童，纵仆营私，违禁渔色，为御史所劫，得旨正法。并谕诸大臣，嗣后当各自儆省。”（肖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十二页）
统观历朝贪污史录，愈接近近代贪污现象亦愈普遍，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与惩治贪污刑典的宽严似无何等重大关系。明代立法最严，但明代贪污实较任何前朝为烈。清初为笼络怀柔汉人，政尚宽大，降及中叶，任一社会政治角落均留有贪污痕迹，然此亦不能谓为施行宽政的结果。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至明、清两代，流通经济现象愈益活跃，高利贷业商业的扩展，对官吏贪欲的助长已非常明白；而凝固的政制措施，不能适应变动发展实况所造出的大小漏洞，复给予各种贪欲以发泄的机会。
比如，中国官制上关于官吏名额的规定，往往注重形式而不顾事实需要。地方政务即使年有增加，吏员额数终未按比加多。以清代而论，据大清会典所载，总计州县数目一四四八，佐贰数目连学官加算起来，亦不过五五二六，即一位知县或知州的佐贰还分不到四位。每州县当时人口平均以二十万人计，要一个县或州的负责人带着那三、四佐贰，把“刑名”、“钱谷”、“书记”、“挂号”、“征比”各项事务做好，任凭天大本领，也不能够；于是县府州衙不得不在定额人员之外，聘定幕友，依托地方士绅。幕友是要致送报酬的，政府对幕友不给俸禄，“而幕之修”，就要“出于官禄”了，聘请十个八个幕友，把全部“官禄”拿出，还嫌不够。至于县太爷与百姓之间，往往是靠一批乡绅做着承上启下的联系。他们这些人虽不从州县直接索取报酬，却显然会因此开一请托包庇之门，而间接成为小百姓的无形的无限的负担。在州县如此，在总督衙门亦系如此。田文镜为河东总督时，曾自述其衙门中书役人数说：“臣衙门经制（政府定额）书吏，上下两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现今办事书吏，头班二班，俱有百余名，是较经制十倍有余，事务殷繁，尚苦赶办不及。”（以上参见王栻著《籍俸与陋规》，载《文史杂志》，第三卷，第一、二期）这些额外人员的报酬该如何打发呢？那在事实上，不但不会增加主管人员的负担，且还可能变为他们的一个“财源”。道光时曾有这样一道上谕：
“直省大小官员，自雍正年间，议设养廉，由督抚以至州县藉以为办公之资。迄今将届百年，督抚司道廉俸较厚者尚敷公用，至府厅州县养廉止此定额，而差务之费，捐摊之款，日益增加，往往有全行坐扣，禄入毫无者。虽在清洁自爱之吏，一经履任，公事丛集，难为无米之炊，势不得取给陋规以资挹注。而不肖者则以少取与多与均干吏议，转恣意征求，除办公之外悉以肥其私橐。上司心知通省官吏莫不皆然，岂能拟行纠劾，遂阳禁而阴纵之。于是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概耗于有司之脆削，民生闲敝，职此之由。”
在地方官吏如此，京官则另有“陋规”可以借以中饱。一般的讲来，京官发财机会本没有直接临驭老百姓的地方官吏那么多，但因为六部是各省的顶头上司，各省州县对六部有何请求，均得孝敬孝敬。比如为了奏销地丁，就有“奏销部费”；报销钱粮，就有“报销部费”；调一缺，提一官，请一议叙，及办理刑名案件，皆非拿出“打点”、“照应”、“招呼”、“斡旋”的手续费不可。若京官出差到地方或外放，在一般人心目中，就公认他是找到了扒钱的好机会。地方官吏，除了以“公帮银”，或“盘费”，或“程仪”等名色，提供其路上开支外，又有“支应”二类名色，提供其到后开支；更于供应以外，多送“规礼”，复致赠“赆仪”。然此系就案差而言，若职司文教权衡的学差，虽然其使命非常神圣清高，对于录取士子的需索，却颇不客气。从所谓“红案银”，所谓“做了一任乡试主考，可过十年舒服生活”的传说，就可想见利用职权发财的事，即使是身临“圣域贤关”，日以纲常大义或名教自矢的人，也并无例外。
地方官要在地方发财，不得不贿通京官；京官要通过地方官发财，又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他们上下其手，交互造成一个贪污大局面，对于这局面，用少数认真的清廉人物去感化，固然不会成功，就是用再严酷的法律去制裁，也并不济事。
四
要之，中国士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一机会发混财，那就会在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引起莫大的不利影响。
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专制官僚统治，既然如前面所说，一定要造出官、商、高利贷者与地主的“四位一体”场面，又一定要造出集权的或官营的经济形态，更又一定要造出贪赃枉法的风气，而这三者又最可能是息息相通，相互影响的，它们连同作用起来，很快就使社会经济导向孟轲所预言到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大破局。
中国历史上是不止一次经历了这种大破局的．其中因果关键，我们将在后面（第十二篇）交代清楚。
第十一篇 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
一
在由秦汉以至清代末造这一长期官僚统治过程中，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当然有不少的变化。比如，汉代的农民生活不但与清代农民生活有许多不同，就是对于唐宋时代的农民生活来说，亦不难从社会文化经济诸方面指出其差异。然而，就社会的角度看，由于那些农民同是生活在官僚的封建的统治之下，所以其生活内容虽有怎样的变化或差异，仍不会妨碍我们指出其共同的若干特征，并且我们还不难由其变化与差异中，把握其一般的演变趋势。
我在前面已一再讲明了官僚的封建社会就是官僚与农民构成的社会，或官民对立的社会。官僚或士宦的政治经济生活形态，已充分地从相反的方面显示出其对极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形态的轮廓。中国传统的官僚生活，既如前篇所述，把经营商业、高利贷业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