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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信息被宋晓军捕捉到，使他预感到温和派的伊斯兰政党执政后，对美国以及西方在中东政策上的影响，将是一个未定因素。于是他在《土耳其政治天空的变化》一文中发问：近年来，土耳其不仅成为美国打击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的重要基地，而且也在美国的策划下逐渐与以色列联手形成钳制叙利亚的战略体系。如果土耳其在未来不久变成一个政教合一国家，美国在使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时还会那么顺畅吗？
在《布什要借核查打一场“迷你”版的海湾战争》中，宋晓军预测到这场“迷你版”的海湾战争兵力部署应该是：在满打满算的15万地面兵力中，除了第101空中突击师和第82空降师以及部分英国伞兵部队大约4万人将从土耳其方向突进外，其余的11万人，包括从德国来的第1重装师、第1机械化步兵师、从本土来的第3机械化步兵师、第2装甲骑兵团、在海上的海军陆战队第1、2两个陆战师等，将从科威特一线出击，在贯串伊拉克全境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对首都巴格达形成南北对进的地面作战攻势。后来证明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的战态与此一致。
对宋晓军来说，对战事的推测是一个职业军人或军事评论员的基本素质。而要具备分析推测能力，除了占有和掌握更多的信息外，超乎寻常的理性分析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
宋晓军是博学的，凡与他交谈过的人对他都有这样的共识。他善于糅和各种所学知识，对焦点问题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从而挖掘出更深的主题，发出独特的声音。
比如，当美国顶着国内强大的压力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时，不少人都仅仅意识到那是美国霸权主义作怪，仅仅是为了铲除一个“异己”萨达姆，或是为了消灭伊拉克的杀伤性武器。但宋晓军对美国的动武有着更深的理解。他认为美国当时发动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经济不致陷入衰退的深渊。他了解到美国一向很会利用战争来“致富”，比如美国就曾因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战争财”而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而这一次也不会例外，因为对美国来说，中东的石油远比一个萨达姆重要得多。他了解到现时期美国经济的主导是金融产业，与越战时的以制造业为主的情况不同。据他统计，美国GDP中有30％来自金融业。而“9·11”事件的最大后果就是投资者对美国的金融信心丧失殆尽。他认为，尽管美国为了恢复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的信心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战争可“将美国民众对于战争的必胜信心转变成为对美国金融乃至美国经济的信心”。
再比如，伊拉克战争开始前，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都在揣摩美国攻打伊拉克的账单到底由谁来支付。这时宋晓军在网站上发表了《中国车民为倒萨战争买单》一文，从战争和经济的关系来分析伊拉克战争导致中国汽车油料可能上涨。他指出：上次海湾战争中美国是通过沙特和科威特赚取的石油利润变相地让全世界石油消费者提供了相当部分的战争经费，而这次在早年就从事石油买卖的小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完全可以一边打仗一边让全世界石油消费者替美国支付战争经费。其中，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又越来越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比如中国），会承担的费用可能就更多一些。
他在文章中最后漫画式地作了这样的设想：
这样的推断如果真的成为现实，恐怕中国车民在战争打响之后最大的希望就是：2002年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夺魁的是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在2003年末因为维护石油消费者利益业绩突出，再次冒着零下10摄氏度的寒冷走进热气腾腾的北京饭店西楼领取中国车民为他颁发的奖杯！
这篇文章在网上的点击率高达30多万人次。
有分析家这样说：当宋晓军把伊位克战争比喻成“一场CEO战争”时，他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评论员了。
中国军事：为什么要“跨越式发展”？
1988年中越南沙海战后，身为《舰船知识》杂志记者的宋晓军特地到海南进行了采访。几天的深入采访使他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失衡忧心忡忡。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世界为之瞩目。但比起美日等国的国防开支，中国的国防建设仍属“贫弱”之列。在美国继续依《与台湾关系法》加强对台湾军援，少数“台独”分子叫嚣“决战于岛外”时，中国大陆怎样发展国防，怎样才能在突变的局势下赢得主动，已经是自高层到民间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对于中国国防建设的现状，宋晓军举了人民战争之后的“三级预防体系”的例子。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在东北扔了化学武器，毛泽东当时在全国建立了三级预防体系。然而改革开放后，这种预防体系却没有了。他认为这些人民战争的东西在一个后发国家，是需要的。
关于经济和国防的关系问题，宋晓军经常喜欢打这样的比喻。他说，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好比人的“上肢”和“下肢”的关系，如果下肢发达了，上肢却弱小，这个人就会失重，走起路来是会打晃的，拳头打出去也是没有力量的。由此可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可有所偏废，应该同步发展，这样才是一个发展正常的国家。
也就是在中越南沙海战后不久，宋晓军感到世界范围内正在悄悄进行一场“新军事变革”。出现变革的主要原因是，冷战结束后人们意识到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消退，全球安全态势出现了“大战不打、小战不断”的新局面。另外一方面，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思想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以及军队建设及编制体制的调整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新军事变革中出现的第一场战争就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军极精确的打击和极低的伤亡率，以及战争中所呈现出来的智能化和高科技的程度，颠覆了很多人对于战争的观念。新军事变革的核心是信息化，很多国家先后制定了各自的跨世纪军队发展战略，推出了一些新军种和兵种。此时中国军队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宋晓军仍觉中国国防建设的动作远比其他国家缓慢得多。
宋晓军设想如果在国防建设正常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军队新一代装备的换装工作应该在10年前开始，那样的话目前就基本形成战斗力了。如果不审时度势，任凭实力差距拉大，那么我们在未来可能的爆发性局面中可能会陷入被动。“台独”猖獗、使馆被炸、中美撞机都说明这一点。
第四辑宋晓军 （4）
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再次敲打着中国的国防神经。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了国防建设的任重道远。
2003年5月23日下午，一个引起世人关注的学习活动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举行的第5次集体学习，主题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态势”。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再次强调了“跨越式发展”一词，并指出，要抓住机遇，在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而3个月前召开的两会上，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讲话强调“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表明了中国实行军事变革的决心。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军队已经拉开了变革的大幕。
中央高层对国防建设的重视使宋晓军倍感振奋。而外国媒体及军事机构对中国军事改革也倾注了空前的“热情”，特别是对中国的武器装备进行大肆炒作，再次掀起一股“中国威胁论”的浊流。
外国媒体的恶意炒作，逃不过宋晓军的眼睛。宋晓军注意到，近10年以来，国外媒体对中国国防建设关注的焦点一直聚集在台海问题上。无论是中国自行研制的装备，还是对外采购的装备，几乎无一例外地要被套到未来的台海冲突中炒作一番，特别还要套到打击美国航母战斗群和两栖登陆问题上，无不作为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题材。
因此宋晓军提醒中国高层和军事爱好者对国外的爆炒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要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报道所迷惑。因为事实上目前中国军队的整体装备水平还比较落后，大量使用着处于20世纪60年代水平的陈旧过时的旧装备，新装备不但数量少，而且由于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对提升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帮助不大，“即使中国现在全力以赴加快国防建设的速度，真正对中美力量对比产生影响还是10年以后的事情”。
他分析国外鼓吹“中国威胁论”的目的至少有三方面。第一，它对于美、日等国军火商来说利益极大，在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美、日等国的国防开支却不断增加。美国对台军售规模和质量也不断提高，国际军火商们从“中国威胁论”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第二，它也是美国反华势力图谋在中国周边建立反华联盟、围堵中国的一个手段。美国这些反华势力最不愿意看到在亚洲建立由中国主导的安全体系和经济贸易区域。第三，炒作“中国威胁论”也是延缓中国国防建设速度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在大型主战装备发展上，常常有人散布这样的论调：中国不能发展航空母舰，否则就会刺激日本也发展航空母舰。事实上，日本不仅一直在突破军备限制，而且也不断在法律上寻求出兵海外的合法性。
宋晓军把军队的装备比成硬件，情报等系统比成软件。他认为硬件是一个定数，而软件的东西是有变数的。因此没有硬件，再多的软件也不行。如果某国有意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那它就必然会分析中国的硬件和软件，硬件和软件加在一起，排除定数的部分，剩下那一点点变数，这种判断空间就很容易了。而中国的硬件建设滞后了10年，硬件的部分显得小了。因此宋晓军意识到，发展国防，强化自己的硬件，练好“上肢”，已时不我待。
宋晓军坚持认为，中国发展装备的惟一原则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不应顾及“中国威胁论”的聒噪，“有时对方聒噪得越凶的地方，恰恰是他们最担心的地方”。
由于宋晓军对加强国防力量多次发出强烈呼吁，外界把他为视为中国民间“强硬”的军事谋略家，甚至国外有人把他作为中国军事“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加以研究。
确保东北亚安全，中国担当着不可回避的责任
宋晓军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说，如果美国在地球村里是一个大人的话，那么它肯定是个坏大人。尽管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代表了现阶段较高的文明水平，从能量上说是个大人，但从“德”上来说甚至不如一个孩子。
宋晓军说这话的时候很激动，因为无数的事实使宋晓军认识到这一点。比如在“9·11”事件前，美国动辄拿所谓的“西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