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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使用信息来组织物质的形状，从而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各种物理结构。从“信息”这个词的拼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in）一一形成（formation）”不正代表着形成过程吗？但我们并没有把信息看作是形成过程，因为周围的物理形状都是可以看到和触摸到的。这个表象欺骗了我们，以至于把系统的物理表象与产生它的根源混为一谈。实际上，真正的系统是一个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作为过程的结果，信息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当新的结构成型时，系统就完成了对自身形状的调整。
信息是生命的源泉
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宇宙中，信息发挥着基础但却无形的作用，在它成形之前，我们根本无法看到它。我们无法看到、触摸到或者感受到的事情影响着生命。信息似乎正在管理着我们。对活跃的系统和不断改变的宇宙而言，必须不断产生信息。
如果没有新的信息产生，宇宙和系统必然归于死亡。封闭的系统逐渐松懈、衰退、最终必将如热力学第二法则所述走向灭亡。生命的源泉是新的信息——新颖的信息，正是这些信息构成了新的结构。我们需要信息在系统中流动，需要它打破我们的宁静，更需要它渗透到每一个可能产生的新生生命中去。因此我们需要找到接近信息的新方法——不是管理而是鼓励，不是控制而是激发。那么我们应怎样去创造更绚丽多彩的生命源泉——新的信息呢？
作为生命的源泉，信息是惟一的，因为它可以自我生成。可以将它比作是组织中的太阳能，用之不竭，对它的每一种诠释都可能会激发——一种新的可能。只要交流存在，信息源就会很充蔼。由于新的信息需要自由的氛围，因此我们应允许它自由的流动和发掘。最大的信息发生器就是混乱，因为混乱中，每时每刻都会不同。
面对这么丰富的世界，科学家们会更仔细地观察混乱系统的所有活动，以防有任何疏漏（格雷克，1987，260页）。
信息是组织活力的源泉
想当然的，我们一直在防止这样的自由，因为不希望信息杂乱无章，四处传播，制造混乱。管理的任务就是施加控制，限制信息流动，保持已有的局面。管理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信息的纯正化。同时，我们也要以严肃、谨慎的态度去处理信息，因为泛滥的信息也会造成灾难。
但是，如果我们把信息看作是组织活力的源泉，就必须放弃控制一切的观念，相信自由运动的力量。信息是创造新秩序的必要条件，这种秩序不是强加的，而是自然生成的。所有的生命都这样使用信息。那么，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开展组织生活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组织是开放的系统，具有与所有生命一样的自组织功能。
要激发组织的自组织能力，我们就必须学习生命处理信息的方法。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创造自由的氛围，以确保信息的自由流动。另外，还应对各种新出现的信息更敏感。相比而言，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要试图去控制信息，它们只是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保持高度警觉。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即使最简单的生命都拥有高于人类的自我意识。从科学的许多领域中，我们发现生命利用信息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培养和挖掘自己的新本领。
系统拥有智慧
普里高津在观察一个无生命的化学反应时，想到了这一点。他得出的绪论不可思议。在无生命的溶液中，分子之间通过相互沟通达成了新的秩序。同时他还发现，在所研究的化学时钟反应的某一点上，分子的任意组合会变得有序。比如说，一杯浑浊的、暗淡的溶液突然间沸腾了：首先变成蓝色，然后变得澄清透明。分子在总体上表现出和谐一致的运动特征，几乎同时改变了它们的化学特性。普里高津强调说：“最让人着迷的是，分子间不论相距多远，都知道对方的动作，表明分子间能够以某种方式交流。这打破了我们认为只有生命系统才有个体沟通的观念”（1983，90页）。
如果系统有能力处理信息，并能注意到信息和对它做出反应，我们就认为系统拥有了智慧。所谓智慧，是人们识别周围发生的事情，并对其进行解释的能力。人造生命的研究者们建议：不应把智慧理解成一个实体的组成部分（引自凯莉，1994）。
而且，生命体并不一定先有大脑，才有智慧。智慧是在组织能够处理信息后拥有的一种“财富”。系统处理信息的能力越强，它的智慧水平就越高。格里高利·巴特森（1980）在定义“思维”时，也做了相同的表述，即任何有能力产生、吸收信息用于反馈、自我约束的生物体都拥有“思维”。这些定义提供给我们一种看待组织智慧的思路，那就是，为什么有的组织那么“聪明”，而有的组织却在濒临灭亡呢？
为什么还有很多组织在重蹈覆辙呢？于是，我们意识到组织智慧并非只驻留在少数几个专家、学者或领导者的头脑中，它是开放系统所具有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但与组织接纳新兴、反面信息的程度息息相关，还与信息在组织中得到多大利用的程度有关。
信息是创建有活力组织的关键
每个人在工作中都需要信息。我们太依赖于信息了，如果得不到真正的信息，我们就会假装已经得到了。于是，谣言散布开来，一发不可收拾。如果我们想一直受惠于信息，就必须解决员工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沟通困难”。人们知道“沟通”能力是做好工作的关键，也知道他们什么时候需要信息。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官僚主义的严重束缚中——正如马克斯·迪·波里（赫尔曼——米勒公司的前任总裁）所说：“官僚主义是所有关系中最肤浅、最无聊的一种关系”，它阻止我们在开放、智慧的组织中生存。我们应该重新看待信息，把它作为生命系统的本质属性来认识。这样，我们不但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来接纳混乱，还会更积极地对周围的环境做出响应。在创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组织的过程中，信息是关键。
想想我们处理信息的一贯做法，就不难发现。虽然已经知道了它的重要性，但在处理过程中，我们还是抹杀了它的很多特性。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我们对新事物不感兴趣，因此总是统计所有的不稳定因素，并受训分析由此产生的庞大数字、重要趋势、主要变化。我们的社会总喜欢指定所谓的“常规”，并根据它来判断每件事的是非曲直。我们努力排除不同，严格服从标准，但在生活中，新的事物总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同。如果我们漠视不同，就看不到变化，作为结果，也就无法对改变做出反应。甚至当我们的确注意到了新信息时，也会急于把它抹杀掉，而不会去想想它对我们理解力的发展有多么重要的价值。
让信息更容易流动
在我们的心目中，自己就像机智的所罗门。我们不愿意在思考后做结论，总认为快速的决断才是明智的表现。正如我们常挂在口头的：“只不过是做个决定”。
我们死守着那块领地，从不去探索未知的疆土——有可能拓宽我们理解力的疆土。
这么久了，我们所做的工作无非是过滤、选择和保留，毫无疑问，组织最终将因缺乏滋养它的信息（不同的、多样化的、新奇的信息）而消亡。
但没有必要担心会被潮水般的信息所淹没，我们自己有能力理顺这些信息。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扮演着翻译的角色，筛选着需要的信息，我们深暗此道。但是，通过观察筛选的结果，我们的视野被大大地拓宽了。我们开始留意收集各处的信息，寻找那些有意义的、复杂的、甚至是彼此毫不相关的信息。我知道的一个组织将信息比做鲑鱼，他们相信，只要组织的水流营养丰富，信息就一定会各司其职，就如同鲑鱼会沿水流上溯，直至到达产卵地。组织所做的工作就是要保持水流澄清，这样信息更容易流动。最终，好的想法和项目就会源源不断。
其他组织也可以改变一下对信息的思考方式。不要把信息想成是一种控制思维的权利，而要把它看作是一种养料。这种思路的转变使决策者们领悟到信息对每个人来说是同样重要的，拥有的信息量越多，人就越聪明。
如何让信息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信息总是来源于不确定的、混乱的环境。这令人很不放心。那么，怎样才能让这些信息服务于我们，并由此开创一种有序、和谐的局面呢？在实现这个愿望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克服好奇心，因为它实现的过程就如同在读一个模糊的处方。没有什么能比模棱两可更让我们着迷。尽管我们承认，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模棱两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无路可走），以至于我们似乎已经很难再忍受下去。而对着一大堆不确定和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度日如年。于是，我们开始集中关注某一个因素，提供有限的解决方案，假装心无旁骛。尽管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一旦盲目行事，我们只会变得更盲目，但我们还是更愿意做个盲人，因为害怕一睁跟就会平添许多忧愁。
我们固执地认为，预测和控制都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拒绝接受模棱两可和令人惊奇的事情。同时，我们依旧坚信可以控制“机器”的每个零件，我们觉得自己无所不知，只有我们、我们的领导力才能保持系统的完整。其实，那只是我们的智慧，而不是组织的智慧在发挥作用。一旦我们感觉到困惑或模棱两可，就会显得很焦虑。
但实际上，正是模棱两可教会我们注视更多的变化，而混乱则告诉我们说出自己从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知道自己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随着控制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最终陷入了失控的局面，就如同一根绷断的橡皮筋。在这种压力下，难怪我们要逃避新事物，并盲目地跟随已有的经验。
但是，要摆脱对模棱两可的恐惧还是有可能的，这需要我们重新从整休的角度去看待系统，并意识到还有其他的过程在工作。即使没有领导技巧存在，系统也会通过自组织来开展工作。
这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它要求我们具备新的技能，即必须学会彼此配合工作；同时还要明白智慧是需要集体努力来汇集的，这样产生的信息才是最真实、最有意义的。拥有了这样的信息，人们才能更有效地处理身边的事情和困难。解决各类问题不再是领导者的专利。选择合适的方式，仔细甄别有用信息传递给合适的人也不再是领导者的专利。这都是过去领导者们应该具备的素质。大脑机械地接受这些素质为正确的思维方法。早期大脑是将信息从一个神经元传向另一个神经元来实现其生理功能的，这与领导者们的做法很类似。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新的想法提供了多种可能，激发我们以更开放、更自由的方式去传递信息。
神经网络是一个联系相当松散的系统
根据最新的大脑理论，由于大脑不再局限于通过神经元来传递信息，所以信息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大脑的映射区确定了与某些特殊信号相关的信息（例如，与手的运动有关的信息）。神经学科学家发现，当初的“神经元区”巳经无法对任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