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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1-07-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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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不会说如此自相矛盾的话的。退一步言,即使承认所谓以德报怨,包括什么“犯而不校”、“勿念旧恶”等,其宽恕所恕一般还是在对方给自己造成伤害的过失层次,而非罪,比如蔺相如之于廉颇的“我见相如必辱之”。
  在上这一段言述无非表明汉语言文化中是缺乏一种叫作“宽恕”的伦理传统的,但我此刻对“威森塔尔问题”的犹豫,原因主要还不在于我所在的文化背景。实际上,我并不是个文化传统主义者,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而言,我毋宁是鲁迅式的。不仅如此,我的比较狭小的气度亦对鲁迅的“一个都不宽恕”抱有本能的认同,尽管我现在认为这句话多少表征了一种精神人格上的缺陷,但这样的缺陷除了天然的原因外,更与其早年的人生经历有关。这里,我说的是我自己。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我父母的家先后被抄过两次,不仅如此,父亲被关押八个月之久,母亲亦被挂牌批斗。少年时的记忆阴影是一辈子抹不去的,至少是我(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已经忘了。不能忘啊,亲爱的朋友,忘了它就来了。所以,我写作)。我多少还能记得第一次被红卫兵抄家时的情景。家中一片狼藉,家人惶然壁立。我是在外面玩耍而得知,拼命擂开院门,冲进屋里,却被一把搡在墙角。父亲关押时,家妹送饭,每一次饭菜都要翻个底朝天,哪怕是个荷包蛋,也要戳通,看看是否藏有密条之类的在内。那是一段非人所能的岁月,每念及此,总愤怒得肝颤。直到八十年代,抄家者犹有其在位者,坦率地说,碎他的念头也曾存过,尽管不会付之于行。这时(其实是那时),谁要和我说宽恕,我想,我会轻蔑以鼻。
  蔺相如为什么宽恕了廉颇?“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但如果没有强秦加兵于赵的国家之急,那么辱的私仇是否还计较呢?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仅仅是,我正在逐步地认同宽恕并试着宽恕。使我发生这种转变的,就其精神资源而言,它恐怕是来自叫做耶稣的基督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中没有对罪的宽恕传统,印度文化我不了解,包括伊斯兰文化。那么,宽恕一说是否仅仅来自于基督文化?在基督语境中,宽恕是一种必然。它首先表现为神对人的宽恕。因为人人都有其原罪,是神宽谅了人类,并派耶稣下凡拯救。耶稣以被钉十字架作为“赎价”,从而使人类获得了“救赎”。现在我理不通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宽恕是世俗意义上的,亦即人对人的原谅,而非神对人。莫非原谅者可以代表神?又,既然神都宽恕了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彼此宽恕?抑或,人的原罪都可以宽谅,何况后天的罪?我的解释带有悬疑性,这是因为在本体论上,我对基督文化依然是隔膜的。事实上,至今为止,我仍然是个不可救药的无神论者,我大概永远也不会弄个真主、基督、佛陀什么的装在头脑里供着。我头脑里存在的是问题,而不是信仰,哪怕这问题永远无解。但,我要说的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圣经》传统中汲取我所需要的精神支持(非本体论意义上的)。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新约·马太福音》)初读这“七十个七次”的典故,我并未心动,因为它更像说教,不痛不痒。而说教在中国伦理中并不缺乏,我就是在一种说教的时代氛围中长大,以致到现在依然反感一切说教,哪怕它是正确的。
  “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使我有所触动的是耶稣受刑前,他分明受到了虐待:戏弄、蒙眼、辱骂、殴打。最后众人一齐喊着:“钉他十字架!”可是,当他被众人送上十字架后,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新约·路加福音》)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这句话让我沉吟许久,我一边试图想象耶稣说话的神情,那一定充满悲悯;一边体验着它的分量,这分量可是用自己的生命垫底。如果说“七十个七次”不免流于说教,那么,这番话可算是宽恕的现身说法了(“父啊,赦免他们”,此语可否表征我上面所说的:人对人的宽恕就是神对人的宽恕?)。
  进一步使我感动的是中世纪有关耶稣的一个流传,它不见录于新旧约,仅是传说。传说中使徒们再聚天堂,重聚最后的晚餐。有一个位置一直在空着,这时,犹大穿门进来,基督迎了上去,吻了吻他,说:“我们一直在等你。”天呐!惊呼叹自心底,感动无以复加。仿佛犹大什么都没做过,仅仅是个迟到者。何等的胸襟!果然如雨果所说:比大地大的是天空,比天空大的是海洋,比海洋大的是胸怀!多希望哪一位画家重画一次最后的晚餐,把这动人的画面定格,题目不妨就叫“基督之吻”。
  爱是一种伦理学,也是一种道德情感。基督文化中的宽恕,大抵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如果不是爱,又何以会说“我们一直在等你”——这语气多亲切。不禁想到前面我所提及的“拒绝理论”。作者在拒绝的姿态中把恨爱因果化了,会恨才会爱,才会宽容。但在基督身上,只有爱没有恨。其实一旦有恨,也就谈不上宽恕了。宽恕与恨无关,正如爱恨亦非因果。当然,不赞成拒绝理论,亦不等于无条件接受宽恕。到目前为止,宽恕,尤其是基督的,虽然深深打动了我,但要我去拥抱当年到我家的抄家者,我还是做不到,也不想做到。因为我不想做圣人。耶稣毕竟道成肉身,而我却是吃五谷的。况且,纯粹在爱的层面谈宽恕,尤其这种爱以耶稣为表率,已经升华为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操,它使我感到难以切近。我说过,我不喜欢说教,就像不喜欢说崇高,但凡事情到了道德崇高的份上,想不说教也难。
  此刻,宽恕离我不近不远。
  “曾经有三位前美军士兵站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其中一个问道:‘你已经宽恕了那些抓你做俘虏的人吗?’第二个士兵回答:‘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第三个士兵评论说:‘这样,你仍然是一个囚徒!’”
  这个故事来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开普顿前大主教图图(Desmond
  Tutu)的新著《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是从瑞典M女士的介绍文章中看到它。这个故事迅即让我不相干地想到了北宋二程兄弟的那个典故“座中无妓,心中有妓”。显然,那位士兵不是心中有妓,而是心中有狱。什么狱?心狱。囚的是谁?自己。自己把自己囚在自己的心狱里而不能自拔,这实际上是说,不宽恕别人就是不放过自己。这个非神学背景的传说没有像耶稣那样崇高,但最终让我很自然地拥抱了宽恕。宽恕在我身上开光了!这个人从此有福了!我从这个故事中找到了一种切己感,它不是神学的、也不是道德论的,在没有任何圣洁光辉的笼罩下,它从生存论上给我以最平常和最朴素的启迪。耶稣的宽恕一味舍己,我永远做不到,但那个士兵的宽恕恰恰是合己的,如果我不去做的话,受伤害的肯定不是别人。事实上,我已经受到了自己的伤害,我不是每念及此就“愤怒得肝颤”吗?它不是给我的生存带来了负影响?
  一九三六年是鲁迅人生中的最后一年。《且介亭杂文末编》是鲁迅生前写作的最后一本杂文集。《死》是这本杂文集中虽不是最后但却带有最后意味的一篇(倒数第三篇),它离鲁迅的去世也就一个月左右了。这时的鲁迅分明听到了死神的叩门声,所以以“死”命题,写下了自己对死的感知,也写下了自己的遗嘱。遗嘱之后,紧接着是这样一段旌表心迹的文字:“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人之将死,其言也真。这一段性情文字,尤其最后一句,不仅足见鲁迅之为人,甚至是鲁迅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至于它如何为后人包括那种“拒绝理论”视作一种精神人格的座右铭,这我不管顾,我只想从生存论的角度,看看这种拒不化释的怨恨和不宽恕对先生造成了多大的伤害。鲁迅的怨敌大都是论敌,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了他们的冲突。谁是谁非——比如鲁迅与梁实秋关于文学阶级性与人性的论争,今天其实可以再解释(而真正的解释则是两者都有合理性并缺陷)。问题是,观点上的是非顶多属于宽容的层面而非宽恕,为什么不能宽容和宽恕呢?唯己独对?就这么自信?但又何以见得真理永远在握?至于“同一阵营放来的冷箭”的确令人齿冷,但不可宽恕的前提是罪恶累累,先生的怨敌果真一至于此?道不同而已。先生是否放大了自己的愤怒?这的确也是一种精神人格,但这种心理给鲁迅的生存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先生“一个都不宽恕”,这“一个”首先就是他自己。请看鲁迅去世后他母亲的告白,所谓知子莫若母:“大先生所以死得这么早,都是因为太劳苦,又好生气。他骂人虽然骂得很厉害,但是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写骂人的文章以前,自己已气得死去活来。”
  人能禁得起多少次死去活来的折磨呢?
  先生殇矣!吾亦伤矣!
  “威森塔尔问题”终于在生存论的层面上让我对它作出了回答。宽恕,还是不,我选择是。在那样一个语境中,面对一个无助而又濒死的人,哪怕他生前有过罪恶,只要他现在由衷地忏悔。拒绝一个忏悔者的忏悔,有似于让一个犯罪的人再去犯罪。而罪恶的存在,却伤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
  我无缘读到图图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这个题目是就立足生存来谈宽恕的。从M女士的文字介绍中,我得知种族隔离制度取消后的南非成立了一个叫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组织,图图出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该组织的工作就是揭露前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种种迫害和罪恶,它把一个个犯罪者的犯罪行为公之于众,但不是为了绳之以法,而是在犯罪者真诚忏悔的前提下,从法律上予以赦免,目的是为了达至黑白种族之间的和解。南非种族制度统治下的白人之于黑人,有类于当年的德国人之于犹太人,前者之所犯乃是一种叫做“反人类”的罪行。反人类的行为不是鲁迅怨敌那种“不良”的道德过失和人格缺陷,而是地地道道的罪,且令人发指。二战结束后,犹太人本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犹太教义,为一个罪犯不惜穷追五十年,直到送上法庭为止。西蒙·威森塔尔参加的“追查战犯委员会”和他组织的“犹太历史文献中心”所作的不就是这份工作吗?但南非人是否可以简单地效仿犹太人?“图图说,如果使用纽伦堡模式,那么,治愈南非民族的创伤将成为不可能。因为,如果那些被确认为失败者的白人都被审判惩罚,让他们参与南非的重建就会非常困难。那些决定纽伦堡审判的同盟国成员,在审判完毕后收拾行李回家走人就是了,而南非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必须在一个国家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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