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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人？我听了心里一惊。张光人不就是胡风吗？我家里有一本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黑色封皮，内文是竖排的。我初中时就细读过，记得清清楚楚：“胡风，原名张光人。”高中语文书一篇课文注释也是这样写的。家里收藏的几本一九五五年的旧杂志——《新观察》、《西南文艺》等，都把胡风漫画成一个大胖子，满脸麻子。记得有幅漫画，画的是一只狼，头上挂着个笑面壳，狼身上写着胡风二字。胡风，曾像野兽和瘟疫一样令人害怕，避之而犹恐不及。当然，我们“反革命”是视胡风为硬汉子的。想不到，胡风原来竟是这样一个糯米老头。我兴奋起来：与这样的人物同监狱，同吃一锅牢饭，当引以为荣！后来，我曾因为在劳动时同另两名“反革命犯”议论“这里是特种监狱，胡风也关在这里……”而被揪出来中队批斗。
胡风去伙房端饭摔跤，确有其事。但张广天所谓“白饭”，还说什么“那是特等钵，有半斤，是铸造工吃的”，这就是瞎说了。我清楚地记得是晚餐，端的包谷粑钵钵，那时每天早晚都吃“包谷粑”——在瓦钵钵里盛上二至三两陈年老包谷面，掺水蒸熟即是。哪有半斤饭的钵钵？二中队哪来的铸造工？我所在的三中队——机械中队才有铸造工、锻工、电焊工等，而头几年伙食都一样，直到一九七七年后，有毒工种才算有了点“劳保食品”。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那时是全狱一个大伙房，一个能蒸一千钵饭的大瓮子灶。所以我说：“虽然不曾和胡风同一中队，却曾和胡风同吃一锅牢饭。”
胡风当时被安排在二中队糨糊房劳动，张广天说那糨糊“是用来刷标语的”，这简直是胡扯！织麻布前的工序是麻纱上浆，即刷糨糊，劳动强度很大，两个挂齿架相距二三十米，中间有几个托架，把麻纱一根根牵伸展，系上两边的齿架，满挂至少是两百根左右，然后由糨糊房端来一大钵糨糊，用一把直径约三十厘米的圆柱形特制竹刷，蘸上糨糊，把牵好的麻纱刷上浆，用力不能猛，来回奔跑一趟几十米，劳动量相当之大。我们三队老金工车间与二队织布房之间的空地就被叫做“刷纱坝儿”。
张广天连这也不晓得，可见他当时并非是胡风的“牢友”。如果他真的是胡风的“组长”，那么他怎么会不知道胡风自杀的事呢？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胡风在糨糊房用石头砸脑袋自杀，经医务所抢救后，才送到“小院”的。自杀的表面原因大概是有犯人说他偷吃糨糊。“小院”并非什么“严管队的单间牢房”，而是关押特殊犯人的地方。在刷纱坝儿高墙的后面，墙上开一小门相通，里面只关了几名“机密犯”，但生活条件较好，开小灶、还可蓄头发。后来又在里面修了几个小院落，关押神秘的“大人物”。这是医务中队犯人李医生悄悄跟我说的。一九七九年初胡风释放出狱，三个月后我才从医务所唐医生（李医生那时已调走了）口里得知这喜讯。
张广天说黄廉是重庆八·一五的造反司令，这是误记。“八·一五”派的司令是周家瑜，黄廉是“反到底”派的“工人造反军”司令，而指挥重庆“朝
天门海战”的则是“反到底”司令邓长春。
曾当过四川省革委委员、名闻遐迩的张闯也关在这里，他是牟其中第一次坐牢时的同案犯，一九七七年送来监狱三中队，搞汽车小配件包装劳动。因他是西南师范学院毕业的，曾安排他晚上给犯人上文化课。
其他就不必多谈了。有兴趣者，今后若有可能请看看我写的书吧。藉此为“文革博物馆”奉上一砖一瓦，乃敝人的夙愿。
一个归隐者的自白
？ 梅桑榆在历史的长河中，为谋取一官半职而殚精竭虑，沤心沥血，甚至蝇营狗苟者，如恒河沙数；而有做官之机不愿做官，或已做官者，视乌纱如桎梏，弃印绶如敝屣者，则寥苦晨星。在这些寥若晨星的人物中，恐怕要数陶潜最为有名，因为他具有隐士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他不仅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而名传千古，而且以不朽的诗篇光耀千秋。然而遗憾的是，这位杰出的田园诗人对他为何毅然辞官归隐的原因所谈甚少，他只是在《归去来辞》里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帐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才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段“心理独白”，不仅对“心为形役”的官场生涯缺乏具体的描述，对辞官的原因，说得也过于简约。直到一千多年后，一个同是任县令之职的人，才以他的生花妙笔，具体而又形象地刻划了做官的苦处，详尽地诉说了他为何辞官归隐的原因。此人便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
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今属湖北）人，与其兄宗道，其弟中道，在思想家李贽的影响下，创“公安派”，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宗旨，倡导文学解放运动，号称“公安三袁”。袁宏道是明代最富个性和独创性的作家之一，其小品文最为精妙，并且以尺牍大师享誉文坛。明万历二十三年，27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县令。上任之初，他颇有几分得意，以为从此可以悠游于太湖风光、苏州美景之间，自在地享受山水茶酒的闲情逸致。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官场生活与自己所想象的生活大相悖离。于是他开始不断写信给友人，诉说做官之苦。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拜迎上官，自己这个一县之长成了奴才；接待过往的公差，自己又如娼妓一般，不论对什么人都要笑脸相迎，而且要论人对汤，看客上菜，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治理银库粮仓，自己又要像老看守一样细心周到？此外，自己还要像老保姆一样苦口婆心地去向百姓宣传政策，晓之以理。这对那些一入官场，便如鱼得水的人来说，当然不算回事，但对洒脱狂放的袁宏道来说，真可谓“苦哉！毒哉！”。
袁宏道原以为去做县令，便是吴县名山胜水的主人，可以尽情享乐其间。上任之后，他才知那名山胜水只属于民间富豪、山林隐士以及远近的游客。而自己却整日被公务缠扰，脱身无术，根本无法去他所神往的地方寻找快乐。他在给兰泽、云泽两位堂叔的信中写道：“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耳。……身非木石，安能长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从所恶？语语实际，一字非迂，若复不信，请看来春吴县堂上，尚有袁知县脚迹否？”袁宏道之所好，自然是寄情于山水，醉心于诗文。当他痛感自己做官是放弃了自己的爱好，而在做自己所厌恶的事情时，便萌生逃避官场之念，决心要挂冠归隐了。
袁宏道对官场的丑恶看得太多，对做官之苦感受太深，积郁于胸臆间的苦闷与无奈，已非一两封信所能倾诉尽净，于是他在任期之内，多次给友人，给同道写信，描述他当县令的苦状。而每封信中都有穷形尽相的精彩之笔。他在给同为县令的朋友杨廷筠的信中写道：“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
整日拜迎长官，膝盖都要跪穿了，腰都要哈断了，点头点得颈项都要落了，这对那些以做官为至乐的人来说，倒是一个讨好献媚，邀宠固位的良机。但袁宏道却感到身心备受折磨，痛苦不堪。他在给好友沈凤翔的信中写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吴令，则苦万万倍，直牛马不如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也，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做官做得人格丧尽，饱受屈辱还不算，还有那些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连青山也可以起浪，碧海也可以扬尘，真叫人防不胜防，避之不及。这时的袁宏道，归隐之心已是十分急切了。然而只因他要尽县令的责任，还有一些事未能了断，因此，他只能寄希望于来春。他在给沈博士的信中写道：“若夫桃花水发，鱼苗风生，请看渔郎归棹，别是一番行径矣。嗟乎，袁生岂复人间人耶？”当来春桃花盛开，春水潮涌之时，他这位宦海中的“渔郎”，将乘一叶扁舟，归隐故里，到那时，他袁宏道哪里还是人间人，那简直像天上的神仙一样啊！
袁宏道任吴县县令一年之后，一病数月，归隐之心更切，他在给友人管东溟的信中写道：“病来五月，鸡骨支床，面貌如烟，肘指如戟，宦心灰冷，归肠迫切，不肖虽愚，岂以七尺易一官，不肖行矣！……奈何低眉事人，苦牛马之所难，貌妾妇之所羞乎？不肖行矣！”他给冯其盛的信中以鸟喻人，哂然自嘲道：“夫鹦鹉不爱金笼而爱陇山者，桎其体也；雕鸠之鸟，不死于荒棒野草而死于稻粱者，违其性也。异类犹知自适，何以人而桎于衣冠，豢养于禄食邪？”在池看来，鸟类尚知顺性自适，不爱金笼，不食稻粮，而人却要被衣冠所桎梏，受禄食所豢养，真是可笑之极！也正由于卧病太久，他的辞呈得到了上官的批准。他在给王孟夙的信中幽默地写道：“以官得病，此官苦也；以病得归，此病乐也。”他再三向友人表达自己脱离官场的痛快心情，并对自己以前的谋官之举深为后悔：“乍脱尘网，如巨鱼纵大壑，扬鳞鼓鬣。不唯悔当初无端出宰，且悔当日无端波波吒吒，觅什么举入进士也。”在给聂化南的信中更是显出欣喜若狂之态，他写道：“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此时的袁宏道，把自己比作逃出樊笼的鸟，挣脱网罟的鱼，从此可以回归自然，得享自由，把自己比作逃出牢狱，坐上仙车的人，从此可以逍遥于世俗纠缠之外。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以官本位贯穿始终，知识分子除了以做官来体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