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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有失去女儿的感觉，”亚历克在致辞时承认，“但是，我也为她高兴，至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接着，他宣布了我和丽莎将去新加坡住上“半年到两年”的消息。大家都安静了下来。我环顾四周，逐一看看我的亲人和好友们。我和丽莎会想念他们的。我们会回来的，但是我们彼此要分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站起来致辞。可是刚刚开头，说了句“我和我妻子，”大家便拍起手来。丽莎确实对人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致辞完毕之后，亚历克的朋友约翰走到乐器旁边，弹唱起《电话诉衷肠》。我和丽莎滑入舞池时，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
两曲下来，舞池里已挤满了人。我们一直跳到了凌晨。
唯一的一个意外事件发生在艾力克张身上。他是我在巴林银行的同事，同时是我们的一个朋友的丈夫。
“今天过得高兴吗？”丽莎问他。
“比我自己结婚时还高兴。”他说。
他的话一字不差地传到他妻子索尼亚的耳朵里。索尼亚是个身材庞大的女子。听见丈夫的话后，她冲着他跑过来，并假装要挥拳揍他。不幸的是她没有把握好距离，结果她丈夫的脸上挨了重重的一拳。他“轰”地一声倒了下去。后来，由两个人架着他，才把他弄到房间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驾车到维克多利亚，搭上了去威尼斯的东方快车。在威尼斯的西普里安尼饭店住了三天。在威尼斯，我们每天都愉快地徜徉在它的各条街巷、大小广场，欣赏那粉红色的房子与高耸的教堂。我们把硬币投进图片彩灯，看那或蓝或红的招贴广告画突然亮起来。我们在圣马克广场喝酒。然后在三月料峭的寒风中拥抱对方，等饭店的汽艇将我们从水路送回去。一周后，我们脱下冬装，飞往新加坡。
第三章 抵达新加坡，建八八八八八帐号
第一次走进交易大厅时，我立刻感受到了金钱的存在。在为巴林银行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努力逐步接近它；而只有在新加坡，我才突然有了这种感受。在过去的六年里，我在不同的银行里做着相同的事情；在后勤部门不停地数着纸币，不断地找出别人的问题。现在，我终于可以走出办公室，在交易大厅直接和钱打交道了——我觉得它就悬挂在我的面前，等着我去把它拿下来。尽管我看不见它，它仍然身价很高。
看着那些身穿红夹克的交易员们忙忙碌碌的样子，我联想到了电闪雷鸣的暴风雨。空中有着无数道闪电，我只要给出正确的信号，就会像一个铜质的导体一样被闪电击中。
“有什么事吗？”我问弗南多。弗南多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天才，负责大阪的日经指数。他说话速度太快，我手下的新加坡籍职员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他的话。
“没什么事。”
“这里太平静了，没人做交易。”
我们边等边看。面前的萤幕上几乎没什么动静。萤幕上的绿色数字偶尔也微微跳动，但数值却没什么改变。市场的走向变化无常，我至多能预测三秒钟内的变化。乔治，我上任后招聘的第一位交易员，打出了一万八千五百九十的手势。我必须仔细观察他的手势。我的工作组织刚刚形成不久，我正在熟悉那些疯狂的手势。和赌马的人一样，我们用手势来表示价格。我们现在关注的是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数九月的期货合同。和道琼斯指数上样，日经指数的测算是以相关股票价格的浮动为基础的。透过期货合同这种方式，你只需付上一小笔保险费，便可以以一定价格在将来买进或卖出有关的股票。合同的到期日往往有四种：三月末、六月末、九月末或十二月末。由于未来价格的不确定性，又由于人们对日经股票指数的市场表现有不同的看法，其价值可以有很大幅度的波动。期货合同与日经指数的走向基本相同，但由于有时间差与期货市场的财务杠杆作用的影响，期货往往要比指数本身更加变化无常。
“五百九十，有小额交易。”我告诉弗南多。
“六百，交易仍然清淡。”
其实，我并没有直接做任何有关交易的决定。我只是在这里执行弗南多从大贩发出的指令。我们已经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设立分部，但我却没有获得自己参与交易的授权，我只是弗南多的指令执行者。我透过电话接到他的指令，然后打手势把指令告诉乔治，然后再告诉弗南多我们是否已执行指令。我们做的事情十分简单。我们是在套做：弗南多密切关注大阪的期货合同，我则每过两秒钟就告诉他一次新加坡市场上的情况。有时候，当地的某位交易员可能在某一市场上买进，又无力同时在另一市场上交易，这样，他就会使SIMEX的市场价格上升，从而使大阪与新加坡的期货出现一个持续几秒钟的价格差。
“情况如何？他们是多头吗？”
“我肯定他们是多头。他们整天都在试图卖出。”
乔治打了一万八千五百八十的手势。这和萤幕上显示的大阪的指数一万八千六百不同。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秒钟。
“这儿的价格是五百八十，”我告诉弗南多，“有一个客户想大批卖出。他马上就来，我是否该告诉他最新历史低价？”
许多交易员都给自己制定了日收益或日损失的上限。如果市场价格已与他入市价格相差甚远，譬如他认购的价格为一万八千七百，而市场价格已跌至一万八千六百的话，便达到了他规定的限额，他便不得不抛出，以减少损失，这叫“限价补进或卖出”。透过向某个客户报告最新历史低价，我将为市场提供一个新价格，从而使市场有所变动——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格会下跌。我要查看市场情况，看是否能找出这样一个卖方，因为一旦我的报价下打上交易大厅里的萤幕，整个市场上的人都会看见它。这样，很可能会促成一笔交易。
“你应该找出这样的卖方，”弗南多回答说，“让他尽量卖出更多的期货。准备买进。”
“多少？”
“二百最好。现在……就买。”
我向乔治打出表示价格为五百八十的手势，然后将两个手指头向我身体的这一方向移动（这表示二百），同时把掌心对着自己（表示买进）。我弹了一下自己的耳朵，提醒乔治特别注意价格。
乔治转过身，伸开双臂，开始朝交易场地喊话。我听见他说了一遍，紧接着就有许多交易员围过来，跟他谈交易。很明显，他跟其中一位达成了协议。他进进出出了几次，然后转过身来朝我点了点头。在交易单上记下这笔交易后，他又开始等待。
“办妥了，”我告诉弗南多，“我们五百八十的价格买进了二百。”
“尼克，我已以五百九十买进。”
我们同时在新加坡买进，在大阪卖出同样数目的期货，盈利一万六千英镑。其风险在于我们必须在市场价格上涨前的二点五秒钟内做完这笔交易。我抬眼再看乔治时，他已经在打表示五百九十的手势了。跟大贩比起来，SIMEX这个市场要小得多。所以，只有资格在sIMEX交易的新加坡交易员常常能将sIMEX的日经指数改变，而同样的期货在大阪的价格就很可能不同。sIMEX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市场，这里只有真正的买卖双方，每一笔交易都透过喊话来完成。而大阪市场上的报价与投标都是显示在萤幕上的，其运作方法与sIMEX很不相同。显示在萤幕上的各种报价与投标可能会影响到交易员们对市场走向的预测，而在SIMEX市场上，人们看不到市场走向的外在表现。在sIMEX市场上，人们可以在萤幕上看到大阪的市场价格，却看不到其成交量。因此，用萤幕显示大阪的价格，便可以制造出一种市场价格朝某一方向发展的假象，然后，我便可以在SIMEX和真正的买方或卖方以似乎对他们有利的价格做成交易。比方说，现在sIMEX市场价格五百六十点，我会要求以六百点、五百九十点和五百八十点分别抛出一千份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会有人买进。透过这种方式，人们会得到这种暗示：市场价格不会攀升，因为在日本市场上，有许多期货等待售出。于是，人们就会抛出手上的期货，我也跟着他们抛售。等市场价格下跌之后，我再以低价买进。这样，我便获得了一些收益。这是一种耗费体力的活动。如果巴林银行的交易额足够大的话，我们便可以驱动整个市常透过同时了解两个市场的情况，我们可以自由地投入或退出市场。—只要我们的行动足够迅速。现在才只是上午八点五十五分。
从技巧上讲，套做期货期权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唯一的风险是：我们能否在几秒钟之内，顺利地将弗南多的意思由我传达给乔治，再由乔治来完成这笔交易。但这也是一个真正的风险，因为它不容许任何人在我们之前做成同样的事情。否则，市场就会朝对我们不利的方向发展，我们就会被“套牢”，这样，我们就必须以一个不大合适的价格成交，这会造成收益方面的减少，甚至会导致一定的亏损。用这种方式做交易还真不错，所需的收益保证金也很少。你只需在某件事上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也许一天，也许一个上午——你便可以赚取一笔财富。一般说来，做这种交易必须当机立断，因为夜长梦多：一夜之间，可能有总统被暗杀、橘子收成因冰雹而削减或者火山爆发等等。很少有交易员能保证一夜之内其财务状况不会改变——他们的收益可能是巨额的，亏损的时候数字也会同样庞大。一旦市场的波动在某一天之内达到一千点，很多人都会因此破产。当然，也有像华伦·布菲特这样完全从事长远投资的大投资商，资金经理们也总在研究十年为期的资金使用情况，但更多的投资商例如乔治·索罗斯更愿意在两三天内立即看到其投资的结果：这样的好处在于可以很快得到收益。如果你是交易员的话，这些钱都可以变成你的奖金。由自己的决定何时买进或卖出的交易叫“自主交易”。我曾想涉足“自主交易”，但是在新加坡的第一年，我对做远在日本的弗南多及近在新加坡的客户们的指令执行人已感到满足，透过为客户服务，我们赚到了不少佣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必须让所有的交易达到平衡，必须保证巴林银行不会有任何风险。但是，在新加坡，我们又还没有获得启动大笔资金来冒险的批准。这些事情足以让人昼夜难眠、殚精竭力。但是，我却极想在这方面一试身手。
我聘请了几位帮手。我让乔治·塞欧与马士兰·图拉迪这两位交易员替我在交易大厅工作，请艾力克·张帮我接电话，还雇用了力塞尔·孙与诺哈斯林·达哈森在办公室负责清算工作。因为我当时还没参加资格考试，所以还不能亲自到sIMEX交易大厅去做交易。但我是这个小小工作组织的总负责人，我深信会成为这个行业中的佼佼者。
一九九二年度，客户开始逐步增加。我初到新加坡时，SIMEX还是一个很小的市场，日成交量只为三千次。多数与日经指数打交道的交易员都在大阪做交易，因为在大阪，他们可以大笔买进，大笔卖出。一九九二年夏天，正当我的工作组织刚刚步入正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