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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或许已经拿到了他那高达三百万英镑的年薪，巴林银行也因为成功地打入了亚洲市场而备受赞美，但是在这些虚华的外表下面，却是巴林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亏空已达一亿英镑的事实。如果审计师要求严格的话，他们完全可以认为巴林银行负债过多，这样巴林银行便可能失去聚积资金的机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对巴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的比例就会严重失调，就会使巴林银行的借贷能力大受限制。
在那间没有窗户、空气稀薄有如地狱的房子里，我整整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才把那些股票清理完毕，那是我生平做过的最艰难的一件事。巴林银行的问题是它将一定的股票卖给投资者，又购入同样数额的股票来维持平衡。但是它所拿到的票证却与要买的票证不符。一九八九年股市下跌以来，当年认购了巴林银行股票的投资者却找出各种理由来拒绝付款。主要的几条有“类别不对”、“票面设计俗不可耐”、“证明文件有问题”等等。这些理由全都是事实。
在那十个月里，我每天都在堆成山的文件中开掘出一段短短的进山之路。我终于弄清了哪些银行与巴林银行有过业务往来，然后找出相应的票证和有关的证明文件。接着，我便四处奔走，向各家银行索取报酬。在去各家银行的路上，我都是步行的，手里提着装满各种票证的帆布包。如果有人抢劫我的话，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拿到价值数百万英镑的票证，并且可以马上将它们兑换成现金，在印尼发行的票证全都是“不记名证券”，其作用如同普通支票。所以，不论流通到谁的手里，它们的价值都是一样的。我愿意的话，我真可以带着那些证券逃到南美去，如此，我这一辈子就可以不必工作了。
在到达雅加达之前，我在香港停留了一个月。尽管人人都说香港是个好地方，但是和雅加达比起来，我还是痛恨这座城市。在人人都爱去的“赛马”酒吧，我见过一帮自以为是的经纪人、银行家。这些人认为自己是上帝对全世界的馈赠。他们在酒吧里夸夸其谈、旁若无人。他们异常自负——自负得毫无道理。相比之下，雅加达太美妙了：这里没有那种以为自己生来就是为了统治这个世界、而其他人则应为他们卖命的前殖民主义者。这里的酒吧里只有玩弹子游戏、喝啤酒、安安心心过日子的印尼人。
最初，巴林银行曾告诫过我，离开饭店时一定要他们的司机蒂罗开着有空调的车来接我。这样，我便不会有在步行被打劫或被谋杀的危险了。但是，我却发现，在雅加达根本不存在这些危险。所以，我经常独自出去晃荡，就像我是在家乡沃特福一样。我常常在酒吧里玩一种叫做“胜者上”的弹子游戏，同那些和我一样技艺高超的当地人在凌晨三点时一决高下，同时也决不肯输给任何一个西方人。
在雅加达度过六个月后，巴林银行给我派了三名助手。起初我对此并不在意，但是当我走进我们的地下工作室时，却看到了一名美丽的金发女郎。她正瞪大眼睛看着小山似的票证，显然是太吃惊了。
“到底是派我们做什么来了，”她问，“难道是叫我们把它们都烧了吗？”
“我已经处理了一半了，”我告诉她说，“你真该看看我刚来时的情景。”
她名叫丽莎·西姆斯，在肯特郡长大，这是她第一次到国外工作，我一向自信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感情，但是丽莎却真的让我惊奇不已。
到一九九○年圣诞节，我们已将巴林银行的收支差降低到一千万英镑。审计师们也认为，巴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已不必受这些债务的影响。当时高达一亿英镑的负债记录也可以从电脑中删除了。克里斯托弗赫斯在获得同样成绩后无疑得到了一百万英镑的报酬，但我和丽莎并不在意。无论如何，我们的工作卓越有成效，我们俩已经在热恋之中。
一九九一年三月，我回到伦敦。从此，我被视作期货与期权结算方面的专家。我有耐心、有毅力、又善于逻辑推理，所以我相信自己终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一直低着头，我并不害怕别人向我提出一些最愚蠢的问题。但是，在巴林银行的伦敦总部里没有人敢提出愚蠢的问题，以免当众出丑。其实，在我看来，那些看似简单、愚蠢的问题恰恰是最难回答、最让人深感知识匮乏的问题。
一九九一年，我整整一年都在视察巴林银行在欧洲和远东的业务（差旅费自然由巴林银行支付）。我陪着银行负责发展的托尼·狄克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四处寻找巴林银行发展的新机会。我们到过法兰克福，建议在这座城市里设立办事处，以便打入正在成长的欧洲市场。我们也到过香港和马尼拉。下半年，我们抵达新加坡。
那时，巴林银行已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并没有开展多少业务，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拥有大约七十名员工，他们做着买卖在新加坡上市的股票、做市场调查、向客户提供资金管理服务、销售银行办公设备等工作，但他们不具备做期货交易的能力。如果有客户要求买卖期货或期权，他们都另找其他的交易员。这样，巴林银行便失去了一笔笔佣金。托尼·狄克和我便建议他们充分利用在SIMEX里的位置，并配备充足的人手，以便抓住良好的发展机会。
在雅加达获得成功后，总部便承诺说可以在海外给我安排一个适当的职位。在一月份和二月份，托尼·狄克和我一直在讨论新加坡分行的情况，于是我便提出说我愿意到新加坡去开展业务。托尼向詹姆士·巴克斯谈了这件事——詹姆士是巴林银行南亚区经理，他也听说过我在雅加达获得的成功。
三月，托尼·狄克终于回来告诉我说，董事会认为新加坡分行确实需要我，而且，如果我不去新加坡，那里的业务将无法开展。他们希望我能在新加坡分行成立期货与期权交易部门，并且让它营运起来。我将出任总经理、招聘交易员及后勤人员，也将赚到很多的钱。听到这个消息，丽莎和我都非常兴奋。十天后，我们举行了婚礼。
我有点无所适从。大家都坐在我身后，随意地交谈。喧闹声突然沉寂下来，我知道那一定是因为她已经到了，这时，我的表弟约翰看见门口有人给他打手势，便俯下身开始弹奏风琴。我几乎听不见音乐，只站在那里，与观礼者一起静静地等待。大约在丽莎走到教堂中间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转过头，看见她正和亚历克一起走过来。她似乎不是在走路，而是轻轻地向我飘过来，她挽着亚历克的胳膊，双眼正视着前方。我几乎晕厥——丽莎太美了，我没有仔细观察她的礼服，我只是觉得它是一件象牙色的丝质华服，像一大片白云，拖着她缓缓向前飘动。她离我越来越近了。我觉得仿佛有一个力场正向我靠近，将我一点点向后推动，我完全停止了呼吸，血液从大脑流出时，我才本能地做了个深呼吸。
丽莎在我身旁站住，透过她的面纱，我们四目相对。我们俩都微微有些受惊。对她的爱太深，所以我几乎不敢冲她笑一笑。她显得那么美，又有些苍白虚弱，就像一个磁娃娃似的。这时，和煦的阳光从我身后的窗户射进来，照在丽莎的脸上，她向我微微一笑，我看到了她红润的双颊。穿着象牙色礼服的丽莎手持一束颜色鲜艳的鸯尾花，头上也插着不少鸯尾花。我想，用红、黄等鲜亮的颜色来与其婚纱柔和的象牙白搭配，是丽莎的一贯风格。站在她身后是她的伴娘：她的妹妹娜廷我的妹妹沙莉以及瑞淇、妮娜（后面两位的年纪小一些）。她们都穿着饰有白色花边的绿色天鹅绒上衣和格呢裙装。
我们面对牧师。我全神贯注地看着丽莎，所以我没有听见他致欢迎辞，也不知道第一首赞美诗什么时候响了起来。因为正是封斋期，我们不能用鲜花来装点教堂，唱诗班的席位也空着。但是，早春的阳光照耀着丽莎，她手中和发束中散发出来的花香溢满了整个教堂。
尔后，我们走出那小小的教堂，来到它那并不太高的诺曼塔边，和圣爱德蒙德王、殉道者们站在一起。风吹动女宾们的帽子，差点刮走亚历克的礼帽，大家都畅快地笑着，同时用手按住帽子，又扯住裙子，不让它被风吹起来，在给我们拍照的约翰打开他的不锈钢相机套（该相机套上有用来存放镜头的小孔），然后对准了我们，他在小孔中放了一些加伏特加酒的橘子果冻。
彩纸像云彩一样洒在我和丽莎的脸上。我看珀琪把她手提包中的彩纸发给每个人，同时高兴地笑着、叫着。最后，我们沿着砾石路走出教堂，经过墓地，到了一棵栗子树下。栗子树刚刚开了花，白色的花朵像一个个锥形冰淇淋，在绿色的树叶之中随风起舞。我们停下脚步，又拍了一些照片，然后便坐上那辆老劳斯莱斯。这是辆非常豪华的轿车，后座用皮革制成，十分舒适。我和丽莎面朝车后玻璃窗坐着，看人们兴高采烈地向我们挥手，看他们用手抓住帽子，看他们点燃香烟，看他们将婚礼上用的纸塞进手提包，看他们四下拍照，看他们跟着车跑上几步。最后，我们驶上马路，将他们留在了后面。司机是个大个子，胡子雪白，他说话很有海明威的风格。
“恭喜你们。”他说。之后，他再没说一句话。
我和丽莎看着对方，两只左手握在了一起，于是，两只新结婚戒指便在一起闪烁光芒。
“嗨！李森夫人！”
“嗨！感觉如何？”她笑道。
“到乡下兜风是个不错的结婚旅行方式。”
我俯身去吻她。我担心会碰坏她那精心梳理的头发。但是，接触到她的双唇时，我闻到了她头上的花香——那种感觉实在太美妙，可以令人忘却一切。
“亚历克先来！”我们站在一起准备照相时，约翰叔叔大声说。大家都乐了。我看见女孩们搓着手，想让自己暖和一些。
丽莎和大家一起开心地笑着。穿着薄薄的结婚礼服的她显得那么从容自在。女士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真是大惑不解。这和男士们穿礼服不同，因为我们总是穿着这种衣服，参加一个又一个的婚礼；而新娘们结婚礼服一生只能穿一次。尽管它隆重得像参加舞会时穿的晚礼服，但新娘们穿着它，却总是非常自在。
经过草坪，我们走进附近的一家修建于乔治时代的饭店，来到舞厅。我原来想，一定要记住新婚之日的每一件事情，可是，整个下午和晚上的事情都变得模糊不清。我发现那是因为教堂里的仪式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挥之不去的缘故。即使是在和别人谈话时，我也在下意识地回想起教堂里的情景：我和丽莎肩并肩站在一起，度过了我们此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深爱参加婚礼的每个人，但我最钟爱丽莎。经过当众宣誓，我们俩从此确立了一个秘密而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旁人无法破除也无法理解。
亚历克与珀琪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人。在我们的婚礼上，他们的招待非常周到，非常出色。
“我是有失去女儿的感觉，”亚历克在致辞时承认，“但是，我也为她高兴，至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接着，他宣布了我和丽莎将去新加坡住上“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