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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话之前，我迅速地将他草草记下的笔记看了一下。从头到尾我读到这样一些问题：“信誉风险——谁核查的？”、“有无文件的证实？”、“巴林期货新加坡分部（BFs）是否赚到了利润？”在笔记的未了，他写道：“BFS借出一亿一千五百万SGD达两个月！”
这的确是一份可笑的备忘录，西蒙看懂了它！我感到他要就地处决我，而我只有紧张地等待他的处决，西蒙抬起头来，我迫使自己迎接他的目光，同时显出一副道歉和讨好的样子。
“有没有核查信誉风险？谁核查的？”
“没有，”我歉意地说，“我只是想直接做好这笔交易。”
“你这个冒失鬼！有关的书面文件呢？审计员们想要得到一些文件。”
“文件？我有！”我点头说道。
“没有涉及到BFS的利润吧？”
“没有，”我答道，“所以对损益帐户没有影响。”
“那么这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的利息到哪儿去了？我们借给别人达两个月，这可是一大笔利润啊！”
“SLK会付利润的，是他们得到了这笔钱。”
西蒙·琼斯自许为审计员之王。他以前总吹嘘没有什么能够瞒得过他——哪怕是离他很远的事情。他顿了顿，然后将那份备忘录推到他办公室的一角。
“好了，尼克，你能协助审计部一道处理这个问题吗？”
“可以。但我这儿还有个问题，”我故作坦白地说，“我曾告诉过审计部，与SLK交易的不是BNP而是巴林伦敦总部。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他们问有关信誉风险的各种问题。因此，假如交易的一方是巴林伦敦总部而不是BNP，我们该怎么办？”
“就这样将错就错吧，”西蒙强调说，“这意味着他们在不会询问信誉风险的情况下就会给我们审计结果。我们只需告诉他们信誉风险是伦敦总部的责任。以后会给他们开会作答复的，这事由我来处理好了。”
我终于自由地步出了办公室。我紧张得连气也不敢出一口，直到进了电梯，下到一半路程到十四楼时，才敢大嘘一口气。回到我的办公室时还不到上午八点，时间尚早，市场还未开始进行交易。我在书桌里找到了先前准备好的便函，然后抢在审计部给我来电话之前消失在交易大厅之中。
十点美美来了电话，她刚与西蒙·琼斯谈过话，显然被他为难过：“我需要有关的文件，”她说，“我需要看到三份文件：第一份是关于SLK将归还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的书面承诺；第二份是表明你们明天已收到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银行资产负债表；第三份是伦敦总部的某位负责人，最好是罗恩·贝克尔的便函，该便函能证明他完全知道而且核查过这次交易及其信誉风险。”
我又回去见西蒙·琼斯。
“审计部又在给我施加压力了。”我靠在他办公室的门框上说。
“怎么回事？”
“他们今天就想要有关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文件，但提供这些文件需要一定的时间。我知道他们想在下周结束审计工作。”
“哼！”西蒙说，“他们明天就想结束，如果他们想要文件，给他们文件好了，别让他们再来纠缠，”“但罗恩·贝克尔的便函，银行清单……”“给他们造好这些文件，让他们早早结束审计，然后统统回家。”
我返回办公室，首先找出那份有理查德·霍根签名的活页文件，然后找出一份有罗恩·贝克尔签名的文件。接着又起草了两分便函，一封来自罗恩·贝克尔，另一封来自理查德·霍根。我必须赶紧做完这些事。
“作为金融成果部的主任，我确认我知道并且同意与SLK进行日经期权的场外交易。”
我又伪造了一封SLK的总裁理查德·霍根写来的一封便函，该便函确认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差额，并且保证这笔差额将在一九九五年二月二日归还。
我将这些便函交给丽莎，让她替我打出来。
“替我将它们打在普通纸上就行了。”我这样吩咐她道。
由于我们有一些巴林伦敦总部的信，因此很容易就仿制了罗恩的便函。之后我拿出打好的信件，剪掉理查德·霍根那封信的原件上端所印文字和签名，然后将它们粘贴到普通信纸上。下一步要进行影印，这是一项比我原先想像的要难得多的工作。为了使信看上去自然，我在影印机旁一工作就是一个多小时，不久在我周围装不合格品的那个垃圾桶就满了。终于两封签名位置正确，没有任何伪造痕迹的便函诞生了。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全然不顾那些不知道我在影印什么的女职员的目光，这是因为她们知道我以前从未使用那台影印机。我的办公桌上布满了胶水、剪刀和剪下来的小纸条，看上去就像是小孩刚玩耍过似的。我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入抽屉，然后用锁锁好，现在我唯一缺少的就是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
我离开巴林前往自家公寓。在小汽车里我给丽莎打电话。
“你能替我查一查我们花旗银行的客户帐户余额吗？”
我握着电话等着她的查询结果。
“三十四亿五千万日元。”
“交易所的帐户馀额呢？”
“十四亿五千万日元。”
“现在，你好好地听我说。我想要你将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从客户帐户转移到交易所帐户上去。”
“这样可不行！”她说。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的手将电话捏得更紧，“你可以马上再反转过来。但是我需要你做前面的那次转移，这样花旗银行使可以发给我们一份交易所已收到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付款的清单传真。”
“好的。”她的话语中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她一定认为我是疯了。像清算室的那些女职员一样，她一直对我忠心耿耿。我对她们好，为她们赢得很多的奖金，而她们则以对我忠诚来予以回报。
回到家门口，我按响门铃，确信丽莎不在家。假如她在家的话，我会马上逃走的，我像个贼似的开了自家的门，然后向传真机走去。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传真机上拨了我办公室的号码，将两封伪造便函以罗恩·贝克尔与理查德·霍根的名义发给我自己。然后我离开公寓，开车驶向办公室。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已经被逼到像一个卑劣的罪犯伪造文件的地步了。
在八八八八八帐户上做手脚时，我心中尚有一丝欣慰，那就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在为消去那笔压在我身上的亏损而奋斗。我本可以向上级承认以前的亏损，但我却选择了靠自己一人去奋斗。我本可以清白地被已林银行解雇，然后脱离那笔亏损，事情也可以得到解决，但我却一次交易又一次交易地往下做，结果使自己在亏损中越陷越深。在每个月底的时候，我都要设法掩盖亏损，但亏损在周转之后依然没有消失。我避免将亏损具体化，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我还是能够透过交易将损失弥补回来。在这种没完没了的利润的压力之下，我放纵自己的犯罪心态，使之变得扭曲，使亏损也变得更加隐蔽。在这种隐蔽下，亏损一直只是些看不见的数字，而不是真正的钱币，而隐蔽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也只是些手腕的戏法。
但是，一旦伪造了这两份文件，我明白自己是彻底被毁了。这是犯了伪造罪啊！在此之前，我只是在撒谎，拒绝将数目分开以防别人容易发现，并向伦敦总部提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资金要求。如果我将来有一天会站在陪审团的面前，也只需承认会计工作中的失误，当然也可能会带有一些欺骗的性质。
但是现在，我又给自己新添了一个罪名，而且不能声称别人应对此负责。我不能用“撒谎”的名义来蒙混过关，因为我的确剪下了某个人的签名，将它用胶水粘到另一页纸上，然后带回自己的公寓，再用别人的名义将它传真给自己本人，现又打算将它交给瑞琪儿·杨，再由她转交给审计员。假如花旗银行不给我发来显示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转移帐户的清单，我将前功尽弃。此时我感到眼眶中流出了一股羞耻的热泪：我的行为的确像个罪犯，我成了一个罪犯而不能自拔。我被自己所编织的欺骗之网所困，就要淹没在八八八八八帐户的缠绕之中。为了挣脱出来，我需要不择手段，道义对我已不复存在。
二月三日，星期五
审计部终于签发了一份不合格的有关巴林期货新加坡分部综合一览表的审计报告。我被验审通过了。
我出去到厨房里弄些水。当我回来时电话铃响了，整个下午任何只要与我有一点关系的人都打来电话，询问有关SLK应收票据的事。此事开始闹得沸沸扬扬了，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说法。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们这只是一起记录上的过失，钱明天就可以追回。没有人详细地问我是怎样将这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从巴林借出去的。根据我在雅加达时所获得的经验，一旦涉及到某个问题的细节，没有哪一位高级官员愿意亲自去进行调查从而卷入麻烦之中去。他们总认为自己不属于做这种事情，而让其他人代劳。所以我这次也十分幸运：对于我的伪造一案，许多主管只是闲谈而已，他们绝不想深究，甚至不敢问我一些基本问题，因为他们害怕别人笑话自己不懂期货和期权。
我一直等到自己的电话结束，总机将线转给办公室的其他人，然后坐下来马上又拨打电话以防止又有人打电话问我。
我拨了沃特福的一位朋友的电话闲聊。在我拨电话号码时，丽莎走了过来，将一张用3M留言单写的便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便条上写着：“托尼·霍斯：紧急！”我不加理会地继续拨号码与史蒂弗通话。我们有好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他妻子己怀了孕。就在我们闲聊的时候，我抓起托尼。霍斯的那张便条，将它揉成一个小团，然后向垃圾桶扔去。令我惊讶的是纸团居然投中了。我马上向史蒂弗描述：“六码之外投纸团，一下子就进了。”我向他吹嘘。
“别骗人！”他说，“你简直就是个周吉威尔逊！”
“只要我不变成像艾力克那样的怪人就行。”
“你体重增加了吗？”
“这还用问？”
“但你不可能超过卡斯。
“是啊，不过她怀了孕，是个例外。”
我看了看手表，发现自己已经聊了几乎半个小时。最后我挂了电话，猛然想起还要与一朋友共进晚餐，而时间就要到了。这时我才给托尼·霍斯打电话。
“我是霍斯。”他说。
我总是对他一口纯正的伦敦口音感到惊讶，他的声音听起来显得傲慢、自大。我总有这么一个怪念头，那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会顺着他的声音问：“说话的人是个妓女吗？”
“托尼，我是尼克。刚得到一张条子，说你需要和我讲话。”
“还是有关SLK和BNP的事，”他急切地问，“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是你是从哪儿弄到那笔钱去支付的？我指的是那笔与七千八百万美元等价的那笔钱，帐目加起来不对呀！”
当然不对啦！我几乎要喊起来了，这是三岁的小孩都知道的事。这笔钱是我变戏法弄出来的。其实我去爱尔兰时未吻巧言石，我们都感到特别的疲累而且不想回来。这笔钱完全是无中生有，伪造出来的。
“托尼，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