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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见，汉武帝时期向中亚扩张似乎推动了中国与印度西北部的关系。不过，运抵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丝绸该是直接来自印度河流域。由于安息人尤其是纳巴泰人对商品抽税25％，控制着外奥克散、伊朗与地中海之间的通商，罗马便在公元1—2世纪时，鼓励南路海上贸易，从而绕过安息帝国。此外，已知公元97年汉朝派往大秦（“大秦”指东罗马帝国）的使者甘英曾受安息人所阻而无法继续其行程。
虽则中国丝绸大部分运往近东与地中海盆地，但切勿忘记，丝绸贸易事实上扩展至整个亚洲，考古发掘已经证实这一点：除“丝绸之路”外，已经在内蒙的居延、乌兰巴托以北130公里的诺恩乌拉、布里雅特西伯利亚的伊尔莫瓦帕德，以及克里米亚的刻赤，发现丝织布料。
第三部分 12。夷人汉化及其归附
向夷人赐赠，属于有意识的长期政策。最初是想吸引夷人，使之脱离强大的匈奴联盟（此联盟控制整个草原地带与中亚绿洲）并逐渐腐化之，使之习于奢侈生活。
对于来汉宫廷的匈奴首领单于以及中亚各国君主均给予隆重接待并随之赏赐珍奇礼物。归顺长安的单于第一次来访成为重大政治事件。但后来由于这类过于经常的喜庆活动开支太大，中国亦对此感到担忧。公元前3年，汉皇朝拒绝接待南匈奴的单于。公元45年，汉人决定不将贡品制度（对汉皇朝不利而对邻邦较有利）推广至中亚十八国。诸国本已准备向洛阳送上礼品与人质。
授予爵号，皇帝赐御印，对于归顺汉皇朝的诸国在礼遇上承认其地位，以上种种都给外国君主带来不少好处。而与刘氏家族有血缘关系的，则是一种殊荣。通过联姻方式以加强政治联盟的做法，为许多中国皇朝或受中国影响的皇朝所仿效，一直持续至清代。中国历代公主将本国的风俗、习惯、文化与奢侈品传入外国，使节往来也因公主在其国中而成为必要。但汉代最通行的做法之一是由各国往汉宫廷派送人质。中亚各国君主以及部族联盟首领将自己的儿子派来作为归顺汉朝的保证。众公子在京城凭汉皇赏赐过着优厚的生活，接受中国式教育，往往在禁卫军中或内宫的官府机构中任职。由于他们接受了中国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回到国内便成为汉朝影响的传播者。人质制度确保了联盟的稳固，而且也成为较易于干预归顺国承继事务的手段。
汉朝结合军事进攻开展外交活动，赏赐丝织品及其他中国产品（匈奴首领的墓穴发现许多漆器、玉器、陶器、铜镜、货币、丝料等），授予爵号，和亲结盟，实行人质制度等，久而久之便收到成效。汉皇朝与各“属国”建立了正式关系。归顺中国的各国居民自满洲至中亚都有。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建立了本籍不一的部族联盟，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开始瓦解。公元前60年匈奴分成五个敌对集团。公元前51年，匈奴主要首领之一呼韩邪单于归顺汉朝，加速了匈奴的瓦解进程。公元前43年，草原居民分裂为归附汉朝的南匈奴与敌视汉帝国的北匈奴，这是历时近100年发展的结果。近邻部族，即相当于现今内蒙古地区的部族在两个世界当中起了缓冲作用：一方面是定居民族，另一方面是北部敌对的游牧民族，后者一直放牧至贝加尔湖附近。公元前36年汉皇朝终于实际上解决了草原牧人的威胁问题，维持了历时一个世纪的和平。
华夏世界北部边境各族居民的发展并不平衡。西北羌族发展迅速。该族自公元前98年起便向汉皇朝纳贡，是半定居的民族，除农业与商业收入外还加上畜牧与劫掠。而现今外蒙古地区公元1—2世纪时，发展并不显著。蒙古东北部的乌桓人，经常与定居居民接触，很早便受中国影响，而且大量加入汉军，在其中组成骑兵队伍。而其北部的邻族鲜卑人则相反，仍然坚持游牧生活方式，显示出更大的侵略性。他们于公元140年入侵，迫使汉皇朝让出大片领土，156—178年间再度表现得十分活跃。
汉朝统治者赢得接受其保护的主要部族归顺后，便大力扩展对属国的控制。这些属国原来不过是单纯的盟友，保留自身的习俗不受拘束，而且不被课税。将全部接壤地区的属国改为军事领地（“部”），随后又改为一般行政区域（“郡、县”），是汉武帝时期至公元2世纪之间的事情。自2世纪末起，蒙古南部、甘肃、朝鲜、云南、广东、越南北部建立起归附或归顺于汉朝的普通行政区域。西汉和东汉两个朝代期间，游牧居民进一步全面纳入汉皇朝的趋向愈加明显。各部族内部变化（日益富庶，人口增长，倾向于接受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亦推动此种趋向。约公元前50年，已归顺的匈奴总人口大体为50000～60000人，公元90年，即达到237000人。中国官吏致力于使游牧居民从事农业，这对于汉皇朝是一个额外的收入来源。与此同时，入伍的游牧居民迅速增加。应征士兵的妻子儿女留在后方作人质，如其亲人叛变，即予处决。
住于内地的夷族既受中国当局剥削也受平民百姓剥削。他们不得不提供劳务、服役而且要缴税。如陕西的匈奴受雇于太原地区富家作雇农，甘肃的羌人被强征去做苦力。自公元前1世纪起内地部族便力图摆脱压在身上的沉重枷锁，他们的起义造成整个东汉时期的动乱。此外，内地部族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时，汉人恐其入侵的外蒙游牧居民却依旧领受中国的丰厚礼物，二者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
第三部分 13。经济与社会
生产增长、技术进步与商业活动发展构成汉代中国军事扩张、外交扩张与贸易扩张的背景。历史演变的这几个方面的确是不可分割的，如此一来便牵涉到公元前2—前1世纪整个社会历史。
技术进步与经济飞跃
从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开始，华夏世界显示出非凡的活力，文献与考古发现都同时证明这一点。中国得益于皇朝建立前充满革新的两百年时间所实现的发展，并享受到政治统一带来的好处。
汉代冶铁业继续发展。大体至公元5世纪见到混熔法的描述，混熔法是现代西门子马丁炼钢法的前身。但中国人自公元2世纪起便知道将含碳量不同的铁一道熔烧和加工用以生产钢。自此钢铁兵器取代了青铜兵器，似乎战国时代一般只知有后者，当时铸铁主要用于制作农业工具。考古出土所见汉代的剑、戟以及弓弩装置都是铁制品。老普林尼①（公元23—79年）曾盛赞塞雷人所产铸铁的质量。其见证言词证实中国文献提及的铁器已偷运出口，亦证实汉代冶炼技术传至中亚绿洲地区。此外，铸铁是这时期最活跃、最重要的手工业。公元前117年，国家专营盐铁时期，行政当局设立了48间铸造场，每间雇佣几百至千余工人。在私营铸造场中，工人被称为“童子”（这词用于青少年，表示身份卑下）。他们是应征士兵或囚犯，其生活条件往往促使他们起而反叛。
除盐铁两大部门之外，其他各业公私营并存。况且，严格实行盐铁国家专营的时间也不到一个世纪。丝织业的情况也是这样。国家大工场设于京都（长安）与各郡。在山东东北部，齐国旧都临淄，这类工场曾雇佣好几千工人。但也有由富商家族创设的私营企业。漆器业情况亦相同，主要在四川与河南制造。在考古遗址中发现，一些制件留有指挥制作的工长的名字，另一些则不留任何标志，可能出自于私营工场。据考古发现以及若干文献提示，可以推想，私营企业在汉代中国经济中曾起重要作用。
制铜是另一项重要手工业，主要产品为铜币与铜镜，私人铸币不久即遭禁。公元1世纪，铜镜成为出口品，可发现自此时期起，铜镜图案与铭文样式开始改变。从西伯利亚至越南都出土不少铜镜样品，甚至在俄国南部也有发现。
农业生产与农业技术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铁制工具质量比公元前4—前3世纪有所提高。用牛犁地普及起来。汉武帝时期大力增加灌溉地面积并努力在华北开发新土地。农艺家负责传播新耕作方法。自公元前1世纪末起，某些官吏就已致力于推动长城外的游牧民族从事谷物种植。自公元前85年以后，推广一种轮作耕作法（“代田”），而主要谷物依然是古代已经种植的大麦、小麦、小米。此外尚有大豆与大米，后二者仅占次要地位。自公元前2世纪末以来，从西部地区引进了苜蓿，由此华北养马越发广泛。
从王莽时代（公元9—23年）起便出现水磨。通常为一套槌子（“碓”），由横凸轮轴激发，后者则由横置于水流的轮子推动。有一份公元31年的文献提及将水力运用于铁工场内的活塞风箱中。
战国时代（公元前5—前3世纪）出现一种合理的套马法，使用胸套，当时双辕车正开始代替单辕车。在运输方面，汉代已充分利用这种重大技术革新。此外，还要提一下独轮手推车的发明。其意义可能不为人所重视。这种车辆公元3世纪见于四川，但其图样可上溯至公元一、二世纪。这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到处可行，通道是狭窄小径也照走。由于重心位于轮轴附近，可以无需费多大力气即可搬运达150公斤的物品。
与现代中国不同，汉代中国拥有大量驮兽与牵引兽：马、牛、驴。唐代更是如此。从公元前2世纪末起，因与外来种马杂交之故，只用于载人与战事的坐骑及挽车马种得到改良，种马来自费尔干纳及伊犁河流域乌孙人领地。驴子原产西域，由匈奴引进华北，因其耐力与价钱便宜，在汉代深受社会各阶层赏识。
第三部分 14。富商与豪绅
公元前2—前1世纪时期的技术进步、生产飞跃、重大贸易活动发展，不可能不对当时社会产生影响。汉皇朝继承法家传统，竭力抑制富豪家族的野心，并为本朝外交与军事扩张需要而大力建立国营大工场（铸铁场、盐场、丝织工场等）。但其努力维持不到一百年。自公元前1世纪中叶起，监督日益放松，到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更是普遍松懈。此时定居外省的富豪家族终于取得胜利。
不过，实在来说，即便在国家控制经济最有效的期间，中央政权也得与地方豪绅商讨。就汉朝整体而言，其社会特点之一是存在巨富家族，这些家族同时从事农（谷物或稻米生产、畜牧、渔业等）、工（纺织、铸铁、漆器等）、贸各业，拥有大批劳动力。在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地区，富豪之家只限于通过放高利贷，促使债务人向其出让或出卖土地以此压榨贫苦农民。成千上万的豪绅大体都是这种情况。他们是农村小暴君。公元前120年，具有法家倾向的官吏王温舒曾将豪绅逮捕并判罪。不过，只要是条件许可的地方，豪绅就会开辟其他财源而不限于农业收入。
从这一角度看来，四川成都地区的情形可以视为最典型者。地理学者称这个地区为红色盆地，是汉代中国最富庶、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盐井经营，铸铁，漆器生产（在离成都3000公里以外的朝鲜西部汉墓中亦发现四川制造的漆器），制锦，布、牛、铁的贸易，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何以这里能自公元前2世纪起积聚大量财富。卓氏家族是成都巨富之一，拥有大量耕地、鱼塘、猎场。这个家族开设炼铁工场，雇佣八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