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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些情况也打电话告诉了波利。
“你不回来一下吗？”她问道，说话有些结巴。
“我在医院里，波利，你在听我说吗？”
她那头又有些迟疑，证实了我所担心的事。我可以想象到一块蛋糕，旁边放着一杯潘趣酒，大概是在会议室中，五十个人站在桌子周围，每个人都向你敬一杯酒，并说一些你如何如何好的简短发言，这类聚会我参加过好几次。真挺可怕的。所以我决心躲避公司为我举行的欢送会。
“你什么时候出院？”她问道。
“我也说不准，可能明天吧。”我在说谎，我在中午前就会出去，不管医生让不让我出去，我都要走。
又是一阵犹豫不决。蛋糕，潘趣酒，那些忙人的重要讲话，或许还有一两件礼物什么的。她怎么能处理得了。
“太遗憾了。”她说。
“我也是一样。有人找我吗？”
“没有，到目前还没有。”
“好，请你告诉鲁道夫一下我出了点事故，我待一会再给他打电话，就这样吧。他们又要给我做检查了。”
就这样，我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很有前途的事业宣布结束了。我连最后的告别或欢送聚会也没有参加。在年仅三十二岁时，我就摆脱了公司的束缚和金钱的枷锁。我剩下的就是跟着我的意识去走。如果我每动一步都不是有人在用刀逼着我，那对我来说就是再好不过的了。
克莱尔在十一点以后来到医院，她同我的医生在大厅里匆匆地说着些什么，我在屋里可以听到一些内容，说的都是他们的医学语言。他们说完之后一起进入病房向我宣布，我可以出院了，我换上了她从家里给我带来的干净衣服。她又用车把我送回家，一路之上我们几乎没有说话，也没有可以和解的机会。一次小小的车祸怎么可能会把一切改变呢？她到医院去看我是作为朋友、医生，而不是作为妻子。
她让我坐在沙发上。给我做了碗蕃茄汤，她把我的药一并排地摆在厨房的桌子上，告诉我该怎么吃，吃多少，然后就走了。
我静静地坐在那儿坐了十分钟时间，这段时间足可以把汤吃掉一半还能吃几块椒盐饼干。后来我去接了个电话，莫迪凯也没有发现我的汽车的线索。
看完报上的分类广告之后，我又开始给房地产经营人和地方公寓服务部门打电话，然后我又向汽车服务公司叫了一辆轿车，又洗了一个热水淋浴，让身上的青肿之处得到热敷。
给我开车的人叫利昂，我也坐在前排和他并排坐着，每遇坑坑洼洼车子颠簸时，我尽量不叫也不显出痛苦的样子。
太好的公寓我是住不起的，但至少要安全一点儿的。利昂倒是有些主意。我们在一个书报出售亭，从那拿了两个免费的特区不动产部门的小册子。
按利昂的说法，现在就能住而且半年又可以换的最好的地方是亚当斯…摩根大街，就在杜邦广场北面。那个地区很有名气。那个地方我曾多次经过，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停下来观察一番。
这里的街道两旁的房子还是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时曾流行过的那种联立式排房。里面还都住着人，这种人被特区人们称作“充满生气的邻里”。这个时刻正是这儿咖啡厅和餐馆忙的时候，那些有色情表演的地方就在拐角处，不过到那类地方还是小心为妙。如果像议员那样的重要人物在国会山里让人家从背后搞一下子，那就没救了。
在驶向亚当斯…摩根大街的途中，利昂碰上一个和车一般大小的坑，我们都给弹了起来，在空中停了足有十秒钟，然后重重地摔了下来，我忍不住地尖叫起来，因为我整个左半个身子都像跌散了一样，疼痛难忍。
利昂也吓坏了。我不得不告诉他实情，告诉他我昨夜是在哪儿过夜的。他把车速降了下来。而且他成了我的房产代理人，我们到了一处，他先是扶我上了楼梯，上面是一个很破旧的一套公寓房，地毯散发着一股味，很明显是猫尿的气味，利昂责备女房东说把这样的房子向外出租真有些不像话，她真应为此而感到脸红。当然他说话时还是比较委婉的。
下一站我们去的是同一条街再往北一些的一幢五层楼，我们要租的房在顶楼，这里没有电梯，我简直没法上去，也没有什么暖气设备。利昂又很客气地向房东告了别。
接下来的是一个四楼的顶楼，但有个挺不错的电梯，里面也很干净。这幢联立式楼正在怀俄明路上，离康涅狄格街不远，是条很漂亮的林阴路。租金是每月五百五十美元，实际上没等到看见这个地方我就决心租下了，因为我已经实在不行了，想的更多的是我丢在厨房柜台上的止痛药，没有心思再想别的了，只要租个房子住就行了。
在这个阁楼里有三间小屋子，天棚是倾斜状的，有一个卫生间，水暖设备看样子还是好使的，地板挺干净，还可以看到街上的景物。
“就租它了。”利昂对女房东说。我这时倚在门框上，快要倒下了。在底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我读了一下租约，很快就签好了字，并填写了一张支票，付了押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
我告诉过克莱尔我周末搬出去，那么说话就该算话。
如果利昂要是问我为什么从乔治顿大街那样漂亮时髦的地方搬到亚当斯…摩根大街这个三间小鸽子笼，我该怎么说呢？但是他没有问，他是很懂得干他这一行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的。他把我送回我的公寓，就在车里等候着，我进去先吃了几片药，又打了一会盹儿。
正当我服了药，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有人打来电话。我跌跌撞撞走过去，抓起电话有气无力地说声“喂”。
鲁道夫在说话：“我以为你还在医院呢。”
我听出是他的声音，但我那迷糊劲儿还没完全过去。“是的，我那时在医院，”我说道，口齿有些不太利落，“现在我出院了，有事吗？”
“我们今天下午都很想念你。”
噢，对了，那蛋糕和潘趣酒的聚会。“不过我真没想到汽车给人家撞坏了，请原谅我。”
“不少的人都想和你告个别。”
“他们可以写封短信，告诉他们给我电传过来。”
“你是不是感到很不舒服？”
“是的，鲁道夫，我感到就像刚让汽车撞了那样。”
“你是不是还在治疗？”
“怎么，你问这干啥？”
“很抱歉，你看，布雷登·钱斯要找你，他一小时前在我办公室，他挺急于要见到你，是不是挺奇怪？”
这时我头脑一下子就清醒了：“他找我干什么？”
“他不说呀，就是说找你。”
“你告诉他我已经离开公司了。”
“我说过了。很抱歉打扰了你。如果有空就过来一会儿吧，这儿还有你的朋友呢。”
“谢谢你，鲁道夫。”
我把药片装进衣袋里。利昂也在车里打盹呢。当我们开车离开时，我打了个电话给莫迪凯。他已找到了事故的报道。是亨德利清障公司把它作为被撞毁的汽车给拖走的。亨德利公司对大多数电话都是记下电话录音，不能立即回答。现在路面很滑，事故很多，这对于有拖车的人来说是非常忙的。大约三点钟时电话才打过来，但也丝毫没有任何帮助。
利昂找到了亨德利公司，就在离第七街不远的罗德岛街。它平时是个加油站，现在又成了修车厂，兼营拖拉出事故的汽车为道路清障的业务，也出售二手车以及出租自己动手的搬家汽车。每个窗子上都装了铁条，利昂想个花招尽量靠近前门。“掩护我。”当我从车里出来冲进去时说道。结果那反弹回来的门还是撞到我的左臂，我痛得弯下腰，一个穿着工作服大衣，满身油污的机械工正转过墙角，他盯着我看。
我向他解释为什么来这儿，他拿起一个记事板，上面贴满了记事的条子。在我后面，我听到有人在谈话，还骂骂咧咧的，他们一定是刚刚赌博回来，又喝了酒，大概还卖毒品。
“是警察拖来的吗？”他说，但仍在看那个记事板。
“我怎么知道的呢？”
“我也不知道。是犯罪事件还是什么？”
“是犯罪事件，不过我的车和犯罪事件无关。”
他毫无表情地看了看我。他脑袋里想的是他自己的事儿。
“知道我的车可能在哪儿吗？”我尽量和颜悦色地同他说话。
“如果他们把车扣押的话，一般都放在佐治亚街，就在哈佛的北边。”
“这个城市一共有多少这样的停车场？”
他耸耸肩要走开。“不止一个。”他说着就走开了。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然后奔向利昂的汽车。
当我们找到那个停车场时，天已快黑了，这里一半用铁链连着，用铁蒺藜拦着，里面堆有数百辆废旧汽车，排放混乱，有些车堆到了别的车上面。
我和利昂站在通道上一排一排地看。“在那边。”我一边指着一边说道。我的车就停在一个小棚子旁边，正面对着我们。当时撞车时是左前方，所以左前方已损坏，护板已没有了，发动机已露在外面，也撞坏了。
“你真是挺幸运的。”利昂说。
在我的车旁边就是那辆豹牌车，顶篷已成扁平状，所有的车窗玻璃全都碎了。
小棚子是个办公室之类的屋子，但门关着，没有开灯。大门都已用粗铁链拦起来了，铁蒺藜在雨中闪着寒光。有几个彪形大汉在拐角处转来转去，离我们不远，我能感到他们在看着我们。
“我们从这儿出去吧。”我说。
利昂开车送我去国家机场，那是我唯一知道可以租到车的地方。
餐桌已摆好了，中国餐馆买来的外卖放在炉子上。克莱尔在等着我，有此为我担心，尽管我说不准她担心的程度，但总还看得出来。我告诉她我租了一辆车，是根据我的保险公司的意见办的。她就像一个耐心的医生那样给我检查了一番，又叫我服了药。
“我想你该休息一下。”她建议道。
“我试了，可是不行。我现在饿了。”
这可能是作为夫妻关系的最后一餐，我们开始是一起吃饭，结束时也是一起吃饭，只是地点不同而已，但都是快餐。
“你认识一个叫赫克托·帕尔马的人吗？”
我使劲将食物咽了下去，回答说：“认识。”
“一小时前他打电话给你，说有重要的事要和你说。他是干什么的？”
“公司的一个帮办，我原定上午要和他一起商量一个案子的，他一定有困难。”
“想必是，他说今天晚上几点钟在M大街的纳森酒吧见面。”
“怎么在酒吧？”我沉思着。
“他没说为什么，但听起来挺神秘的。”
我的食欲一下子就全没有了，但我还是装着若无其事地吃着。并不是真想吃，而是不让她太注意此事。
我步行走到M大街，原来下着小雨，现在已变成了雨夹雪了。而且我还忍着疼。我想周末停车太困难，我又想趁此机会活动一下肌肉，清醒一下头脑。
我估计这次约会准没好事，我一边走，一边想该怎么办。我想出一个谎言来掩盖我的行径，然后再编出一些谎言来掩盖前面的谎言。既然东西已经偷到手，撒个谎那就是小事一桩了。赫克托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