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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一张餐桌上，他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我。屋里大约有十来个股东在用早餐，大多数人都是单独的，边吃边读早报，我也尽量不去看他。但后来我还是看见他在注视着我。
“早晨好，布雷登。”我大声打着招呼，结果他吓了一跳，也使鲁道夫扭过头去看那人是谁。
钱斯点了点头，但没有说什么，又去吃他的烤面包了。
“你认识他？”鲁道夫小声问道。
“我们见过面。”我回答说，在我去他办公室找他时，他曾问过我负责我这一部门的股东是谁，我告诉过他鲁道夫这个名字。看来他倒是没去找过鲁道夫说我的坏话。
“一个蠢货。”鲁道夫不禁说道，这声音钱斯几乎都能听得到。我的看法和鲁道夫完全一致。他又翻过一页，早把钱斯忘到一边，又继续我们的事了。我办公室的未完成的工作的确不少。
我不知不觉地想到钱斯和那份驱逐住户的档案。他看起来很和善，白净的皮肤，五官清秀，举止文雅。我很难想象像他这样的人会到街上去检查里面往满擅住者的废旧仓库，为了把他的工作任务完成而不惜脏了自己的手，当然，他并没有去做这样的事，他有一些帮办。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翻阅那些文件而已，当他每小时有几百美元收入的同时，公司里的赫克托·帕尔马们在干着这种令人恶心的事。钱斯在同河橡公司的执行者们共同进着午餐，打着高尔夫球，这才是作为一个股东的事情。
他很可能并不知道从河橡公司旧仓库中驱逐出去的住户的名字，他何必要知道呢？他们只是一些擅自强住的人。他们是无名之辈，无家可归，没有社会地位。他不必亲自带着警察去把他们一个个拖出来，赶到街上去，而是赫克托·帕尔马他们干的。
如果钱斯不知道朗蒂·伯顿一家人的名字，那么他就不会把这次驱逐行动与他们的死联系在一起。或许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可能已有人告诉了他。
这些问题赫克托·帕尔马将不得不回答，而且很快就得回答。现在是星期三，我星期五就将离开公司。
鲁道夫吃完早饭已是八点钟了，他八点钟在办公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参加的都是一些要人。我回到办公室，读《邮报》，报上登了看了令人心碎的五口棺材停放在教堂中的照片，有关葬礼的报道，以及对后来进行的游行的评论。
还有一篇社论文章，文笔很好，主要是质问那些有饭吃有屋住的人为什么不去想一想这城里像朗蒂·伯顿一家那样的无家可归者。
他们并没有走掉，他们不可能从街上一扫而空，他们躲在一些角落里，所以我们看不见他们。他们住在汽车里，他们蹲在棚户里，他们在活动帐篷中瑟瑟发抖，或就睡在公园的长椅上，在那里等候着能挤进本已十分拥挤而且可能很危险的避难所里。他们还会冻死饿死在街头。
我把这篇社论剪了下来，折起来装进我的钱包里。
通过律师帮办网络，我与赫克托·帕尔马接触上了。如果直接与他联系恐怕并非明智，因为钱斯会在旁边偷偷监视。
我们在三楼的大图书馆的书架之间、不受别人注意也不会受保安摄像机监视的地方碰头，他很紧张。
“是你把档案放到我办公桌上的吗？”我单刀直入地问道，因为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什么档案？”他问道，说话时不时地四下打量，就好像有人拿着枪在跟踪我们。
“河橡公司的那起驱逐住户案。那件事是你经办的，是吧？”
他也摸不清我究竟知道多少底细，所以支支吾吾地答了声，“是的。”
“档案呢？”
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装作在认真看的样子。“所有的档案都在钱斯那儿保管。”
“在他的办公室里？”
“是的，都锁在档案柜里。”我们说话的声音极低，简直就是耳语。我原来对这次会面不很紧张，但四下看了看之后，我发现人们都在看着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在商量着什么。
“档案里都是什么内容？”我问道。
“没有什么好内容。”
“告诉我。”
“我有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可不想丢了饭碗。”
“请相信我。”
“你反正要走了，你当然什么也不在乎了。”
消息传得真快，但对此我也不感到吃惊。可我不知道是谁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些闲话，律师，也可能是他们的秘书，也很可能是那些帮办们。
“你为什么把那份材料放在我的桌子上？”我又问道。
他又从书架上换了一本书，他的右手有些发抖。“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他又翻了几页，然后走到那排书架的另一头。我也跟了过去，确认当时身边没有旁人。他停下来又找到另一木书，他还想要继续谈话。
“我需要那份档案。”我说。
“可我没有。”
“那我怎么才能拿到它呢？”
“那就只有偷了。”
“好，我到哪儿去找到一把钥匙呢？”
他端详了我好一会儿，好像是看我是否是认真的。“我没有钥匙。”他说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那些被驱逐者的名单的呢？”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当然明白，是你把它放在我桌子上的。”
“你这个人真不可思议。”他说，然后就走开了，我等着他再次停下来，但是这一次他没再停下来，走过一排排书架，走过前台的办公桌，一直走出图书馆。
在公司还有三天时间，这几天里我也无意再如何表现自己，也不在乎鲁道夫会怎么想。相反，我却故意把办公桌搞得混乱不堪，上面堆满了废纸，门也关着，两眼发直地盯着墙壁，微笑地看着这即将离开的一切。这样我就一阵一阵地感到越来越轻松。再也没有争分夺秒似的那种紧张工作，再也不会因为其他同事每周干八十五小时工作而也必须每周工作八十小时，再也不必给上司拍马屁，看他们的眼色，再也不会做当不成股东而惊醒的噩梦。
我给莫迪凯打了个电话正式通知他我接受那份工作。他听了大笑起来并开玩笑说一定想办法付我工资，我星期一就上班。但他要我早一点过去一下，简单地介绍一下情况，我回忆着十四街那个事务所的内部结构，琢磨着我会在哪间办公室办公，好像这件事还挺重要似的。
下午晚些时候，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与朋友和同仁告别上了，他们要证实我是否真发疯了。
不过我还好，我已向圣人又迈进了一步。
就在这同一时间，我的妻子在拜访一位负责离婚的律师，她是个很有名气的律师，尤其在钻空子方面很有一手，又是个很少同情心的家伙。
我六点钟回到家里时，克莱尔正在等着我，我平时六点钟根本回不了家的。厨房的桌子上放满了条子和计算机空白表格程序纸，一个计算器已放在一边随时备用，她表情如冰，已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一次，我走进了埋伏。
“鉴于我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建议我们还是离婚吧。”她很愉快地先开口说了话，“我们无需吵架，无需相互指责，实际上我们心里都明白，只是没说出来而已，那就是，我们的婚姻该结束了。”
她住了嘴，等着我说些什么，我可不能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既然她决心已下，反对又有什么用呢？我也必须做出像她那样冷漠的样子。“那当然。”我说，尽量装作无所谓。最终能如此坦诚，我心里也算是轻松多了，但心里感到不舒服的是她要求离婚的愿望比我还强烈。
为了占据上风，她接着就提到她已找过杰奎琳·休姆，就是她新找的负责离婚案子的律师。我知道她将要提出的那些为她自己利益的条件，实际上是她的这位律师出的主意。
“你为什么要雇律师呢？”我打断她的话。
“我只是想我要受到保护。”
“你认为我会占你什么便宜吗？”
“你是律师，我也要请个律师，问题很简单。”
“你要是不请她，你可以省一大笔钱。”我说道，我也故作争辩状，毕竟这是离婚呀。
“不过，请了律师我心里踏实多了。”
她把证据甲递给我，这是一份我们财产和债务清单，证据乙是财产分割和债务分担的建议，毫不奇怪，她企图得到财产的大部分。我们有一万二千元的现金，她想用一半去偿还买汽车时的银行欠款，其余的钱我能得到二千五百元。至于我买车时所欠的一万六千元她连提也没提。我们共同积蓄的五万一千美元中，她要去四万元。我自己的四十万零一千当然归我。
“这并不怎么公平。”我说。
“我们并不是二一添作五那样的平均分配。”她说，那神气就好像有必胜的把握，因为有那位雇来的律师作后盾。
“为什么不呢？”
“因为我不是经历中年危机的人①。”
①中年危机：人步入中年之后对自我价值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焦虑。
“这么说是我的错了？”
“我们不是分担错误而是分割财产，原因你最清楚，你已决定每年要减少九万美元的收入，我为什么要一同跟你承担这种后果？我的律师有把握说服法官说你的行为已把我们的经济收入给毁了。你要发疯，行啊，可别指望我跟你去挨饿。”
“这不太可能吧！”
“我不想争吵。”
“我要是心满意足了，我也不想吵。”我感到我不得不设置点麻烦。但我们不会大吵大叫，摔东西，更不会大哭大闹；我们也不会互相攻击，无中生有，更不会酗酒撒泼。我们的离婚就是这个样子。
一种不温不火的离婚。她根本不搭理我，继续摆弄她那些单子。其中一份肯定是给她那位律师准备的。“这个公寓的租期到六月三十号，我得住到那个期限，那是要花一万美元租金的。”
“你要我什么时候走？”
“你随时都可以走。”
“好吧。”如果她让我走，我是不会求她让我留下的。这是一种不甘示弱的做法，谁比谁差呀？
我差点说出点蠢话，比如，“是不是等不急了要招个什么人进来？”我想激怒她，看看她的反应。
可是我还是克制了自己。“我周末搬出去。”我说道。她没有回答什么，但也没有皱眉头。
“你为什么得我们共同资金的百分之八十呢？”我问道。
“我并没有得百分之八十，我要付一万美元的房租，三百美元的公共设施费，要两千美元来付清我们俩共同的信用卡，我们的租钱一共还要交六千美元，这总共就是二万一千了。”
证据丙是个人财产清单，从客厅的东西列起，以空空的卧室的物品结束，这些坛坛罐罐的谁也不会为它去争吵，所以这次分家是平静的。“你愿意拿啥就拿啥。”我说过好几遍这句话，特别是提到毛巾、床罩之类的东西时。我们之间也交换了一些东西，但手法巧妙，有几件东西与其说是不愿意放弃，倒不如说是由于拥有它更有一种自豪感。
我要了电视机和几只盘子。单身生活似乎一下子就来临了，要考虑安置一个新家我还有些麻烦，而她却不然，她已经生活在未来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