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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的生活，但环境的残酷却总让其无奈。但是，他们总要活下去，如蝼蚁般顽强地活下去。于是，大多数没有本钱的人选择了为五金电器业务跑供销：新华郑元孟出身赤脚医生、天力管件的柳知春出身铁匠，均做过供销员。有统计数据称，今天绝大部分40岁以上的柳市老板都当过电器供销员。
不管怎样说，即使困难重重，1978年还是应该算柳市个体户的黄金时期。穷困的人们如同一夜之间确定了人生理想。偷鸡摸狗的不务正业者学会了扎花圈，爱赌博的混混也有模有样地做起了摆摊的买卖。〃八大王〃之一的刘大源记忆中，〃柳市迎来建国后治安最好的三年〃。可见，经济，这个日后被保守主义者一再指责为〃导致道德下滑的元凶〃，也是无形的道德规范者、社会秩序维持者。
当时，最热闹的前后市街，〃八大王〃彼此店铺相邻。而此后十多年才声名鹊起的正泰南存辉刚辍学不久，在〃目录大王〃叶建华店门前练摊修鞋。
温州人头顶上，是国家即将掀起改革大潮的政策。虽然遥远到不可及，但毕竟在通过时间层层传递。即便如此，倘若没有温州人被诸多负面因素所激发的种种创业激情，单靠政策的渗透，温州经济不知要慢下来多少节拍。
卡尔·波普尔曾经讲过：人们选择民主，并不是由于它的种种好处，而是为了避免暴政。某种程度上也许就可以这么说：温州人之所以选择民营经济，也绝非他们从一开始就明晰地看到了它的种种优劣，而是为了脱离贫困。这是一种无关乎理想的人性本能，是跳跃在温州经济躯体内最为朴素而核心的自由精神。
如果能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规划，胡成中会选择读完初中、上高中、考名牌大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可人生没有假设，少年失学的他只能看到同学们背着书包兴致勃勃地上学而心里阵阵难过。生活贫苦不堪，又怎么能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呢？对于饭都吃不起的人来说，读书简直就是一种奢侈。穷则思变的冲动与遥不可及的大学梦无疑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
今天是残酷的，明天是残酷的，可后天是光明的。正是看到了未来的曙光，胡成中选择了自己的路：走南闯北跑供销。他带着姐姐给的200元钱，平生第一次乘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
长沙郊区的乡村土路上，胡成中背着样品在泥泞中艰难跋涉。馒头和水背在身上，一般在村户家借宿，实在找不到住的地方，找个草垛也能过夜。年末，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已经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远处驶来一辆拖拉机，他拼命追赶，可拖拉机还是驶了过去。他只能在寒冷中耐心等待搭乘下一辆车，好载他到下一个推销地点。一天夜里九点，在公路上冒着刺骨寒风等了四个多小时，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过的运煤车。此时，他心中唯一的心愿是能喝上一碗热开水，能在两块钱一夜的通铺上痛痛快快地睡一觉。
这天，胡成中赚了100元。那年，中国农民的贫困线是年纯收入100元。
三十年回头看，如今生意做得呼风唤雨的温州民营企业家中，少有正规大学毕业生，更不要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届77级、第二届78级的大学生了。当然，命运加诸其身的枷锁开始显现松动的迹象时，温州人也没有片刻犹豫。他们一把抓住了机会，何况机会来得如此恰如其时。
1977年8月，复出一个月的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由于他的果断，10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
高考是弃旧图新的标志。
求知的火种蔓延到角角落落，进入千家万户，把十年〃文革〃郁积在人们内心的苦闷、抑郁一扫而尽。恢复高考的时间非常仓促，仍有1160多万考生带着积聚了十年的饥渴和梦想，从四面八方涌向久违的考场。
这一千多万人中，有日后中国英语培训教父级的人物俞敏洪，有〃家电三雄〃黄宏生、李东生与陈伟荣；有工人马蔚华，21年后他接管中国最好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有青年教师段永基，他考上北京航空大学研究生，而后崛起于中关村数十载……于是，中国数十年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让人惊叹的是，〃文革〃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竟使国家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不难想象，决策者当年做出这一抉择之艰难、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义之深远。
资料显示，温州参加考试学生15326名，其中525名学生考上大学。各地政府纷纷张贴红榜公告，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气氛好比是当地出了状元，热烈又喜庆。金榜题名的温州考生中有两位叫周庆治与高天乐。
因〃文化大革命〃耽搁，周庆治23岁才得以参加1978年高考，录入杭州大学历史系。
〃四人帮〃横行时期，那些不搞政治投机，脚踏实地，想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青年们始终报国无门，虚度十年青春。正因如此，周庆治非常珍惜高考恢复后所获得的机会。他勤奋好学，经常熬夜，又长期营养不足，所以面色苍白，被同学戏称为〃白面郎君〃。
杭州大学历史系与浙江地产界关系特殊，不少风云人物都出自该系。而非常巧合的是，十年后，周庆治的南都集团在杭州房地产圈最大的竞争对手绿城集团的宋卫平，与他恰是历史系82届同班同学。
鱼跃龙门，江鲫飞跃。大学四年毕业后，周庆治的命运的确发生了巨变。一纸文凭助他进入浙江省委办公厅任职。一脸面善的周庆治在省委办公厅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十年后操盘杭州房地产积累了丰厚人脉。
温州众多民营经营者中，高天乐是为数不多的创业前就拥有大学学历的企业家。60年代，他出生于柳市这个草莽崛起的地方。上初中时他利用假期卖棒冰、卖水果，可以分毫不差地算出价格。高家父子还经常晚上出门打鱼，白天由高天乐上街兜售。
高考恢复后，高天乐学习成绩突出，不愿放弃考试机会，提前一年参加高考。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温州师范学院数学专业。毕业后，他回柳市镇中学执教七年。七年间，与高天乐年龄相仿，且从小熟识的胡成中和南存辉的事业已经小有成就。
任何时候，经济的发展都是上下合力的作用。如果少了政策的支持、行政的力挺，那些散落在温州各个角落的商贩、小作坊主乃至刚刚被财富催生起来的〃暴发户〃，恐怕在社会的词典里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凭借一时的锐气把天捅个窟窿，也难以与主流经济接轨。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总结讲话，〃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全会召开算起，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最终被证明是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的三十年。
这个令人亢奋的冬天，留在了奋斗者的回忆中。若将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进行评价，即使时间的纵轴再延长几倍，都不会缩小它的贡献。许多敏感的青年开始深度思考，三十年后他们将成为中国民营经济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他们对于这个冬天发生的事情反应各不相同，日后他们还将亲历改革开放后的各种大事，可没有谁能轻易忘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们的处境。不妨看看这份名单：
李如成，父亲被打成右派且进了监狱，他和精神崩溃的母亲以及四个兄妹无法返回上海，只好用返城补助款，开了一家乡镇企业：青春服装厂。
潘石屹，〃右派〃父亲平反，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将搬往县城。回城前，潘家长子潘石屹必须将家里的粮食拉到县城粮站交公，换成粮票。200多斤粮食，一辆平板车，20多里土路，一米四几、14岁的〃小潘〃，〃两个坡道怎么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边等人帮忙。〃不久，他转学到县城高中，〃从农村到县城，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
牛根生，一出生就被父母卖了，14岁失去养母，19岁失去养父，这个苦孩子在三中全会后成为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的一名养牛工人，不再挨饿、受冻和申请救济。
李途纯，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录取，可当地有关部门不让走。他跑到市里、省里，据理力争，给自己赢得了上大学的机会。事实上，恢复高考第一年，他的高考成绩名列全县前几名，可是政审不过关，未被录取。
徐冠巨，连续两次考试失利，参加了鲁冠球万向节厂招工考试，从600人中脱颖而出，担任厂会计。后来，徐冠巨创办的传化集团在实力上不逊于万向集团，其政治声望也在当选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和省政协副主席后如日中天。
上面春雷滚滚，下面春潮涌动，经济的活跃因素以核聚变的力量正浓缩在温州，蓄势待发。一旦宏观政策回暖，温州便开始沸腾。有些人受到政策的感召而跃跃欲试，有些人厚积薄发应了政策转向的火候，有些人则是在贫穷线上实在混不下去……不管怎样，他们以自己特有的笔墨，在中国改革的底色中涂抹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并出色从容地融入中国民营经济的一片汪洋中：
三中全会精神给了郑秀康启发，他思考如何改变贫困的现状。33岁的他拜师学做皮鞋，〃康奈〃由此而来。
庄吉〃金三角〃之一的吴邦东此时正在读中学，不过已经开始留意社会发展态势。
负责过宣传、民兵、共青团工作的邱光和从部队回到了家乡，成了人民公社半脱产干部，受公社委派担任过社队企业的厂长和书记。
退伍回乡的还有黄作兴，他被安置到温州市永中制冰厂。经济大潮涌动，黄作兴放弃稳定的工作，到一家私人阀门厂跑起供销。
叶祥尧，费尽周折买到简单的制作工具，和几个伙计摸索打造最初的电器产品，办起作坊式工厂，后被人称之为〃温州模式〃的缔造者之一。仅18年时间，他把只有42万元资产的企业发展为资产23亿元、年产值逾60亿元、旗下拥有9家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
打鱼、打铁、打拳的郑元豹通过熟人关系承包了停产的飞鹰机电控制厂。他给对方的承诺是：我投资、我制造、我销售，利润你们拿60％，我只要40％。
曾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吴志泽，高中毕业，为了生存，同大多数温州人一样，靠推销发卡、表壳、钮扣等小商品走上了经商之路。
12岁的周成建，将父亲买给姐姐作嫁妆的缝纫机零件拆了一地，被父亲暴打了一顿。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当名裁缝……
1978年，一个年份，隔开了新旧两个世界。邓小平的远见和温州人的果敢，超越地域的局限碰撞在一起。尽管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温州仍旧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人在街边卖虾皮，被工商人员抓住，走投无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