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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了又解，解了又包，好几年来，这个女人的身影和她的摊子，还有那个婴儿，一直在我的心里参杂着一份内疚不能退去。我想，再过几年如果回去拉巴斯，我要将这几样东西送回给那个女人，毕竟，这是她心爱的。
刻进去的生命
有一年，我从欧洲回到台湾去，要去三个月，结果两个月满了母亲就要赶我走，说留下丈夫一个人在远方太寂寞了。我先生没有说他寂寞，当他再见我的时候。
小小的房子里，做了好多格书架，一只细细木条编的鸟笼，许多新栽的盆景，洗得发亮的地，还有新铺的房顶，全是我回台后家里多出来的东西。然后，发现了墙上的铜盘。
照片里的铜盘放横了。如果细细去找，可以发现上面有字，有人的名字，有潜水训练班的名字，有船上的锚，有潜水用的蛙鞋，还有一条海豚。
这是去五金店买铜片，放在一边。再去木材店买木材，在木板上用刀细心刻出凹凸的鱼啦锚啦名字啦蛙鞋啦等东西，成为一个模子。然后将铜片放在刻好的木块上，轻轻敲打，轻轻的敲上几千下，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浮塑便出来了，将铜片割成圆的，成了盘子。
我爱这两块牌子——一个不太说话的男人在盘子上诉尽了他的爱情，对海的还有对人的。
我猜，当我不在先生身边的时候，他是寂寞的。
第一条项链
在我出国的时候，母亲给过我一条细细的金链子，下面挂了一个小小的“福”字，算做保护和祝福女儿的纪念品。
我个人喜欢比较粗犷的饰物，对于那条细链子，只是因为情感的因素将它当心的包扎起来，平日是不挂的。所以它成了母爱的代名词，不算我自己所要的项链。
照片中这一串经常被我所挂的首饰，是结婚当天，被一个沙漠妇人送到家里来卖给我的。这个故事曾经刊在《俏》杂志上，在此不再重复。想再说一遍的是：首饰送来时只有中间那一块银子，其他的部份，是先生用脚踏车的零件为我装饰的。至于那两颗琉璃珠子是沙漠小店中去配来的。
我将这条项链当成了生命中的一部份，尤其在先生过世之后，几乎每天挂着它。
这个故事因而有了续篇。
在一个深夜里，大约十一点钟吧，胡茵梦跑来找我，说有一个通灵的异人——石朝霖教授，正在一位朋友的家里谈些超心理的话语，叫我一起去。因为石教授住在台中，来一次台北并不简单，要见到他很难的。
当茵茵和我赶去那位朋友家时，那个客厅已经挤满了大批的人群，我们只有挤在一角，就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当然，在那种场合，根本谈不上介绍了，因为人太多。
石教授所讲的不是怪力乱神的话语。他在讲“宇宙和磁场”。
等到石教授讲完了话之后，在座的朋友纷纷将自己身上佩戴的古玉或新玉传了上去，请石教授看看那件东西挂了对身心有什么作用，因为涉及到磁场问题。
有些人的配件递上去，石教授极谦虚的摸了一摸，很平淡的讲：“很纯净，可以挂。”有些陪葬的古玉被石教授摸过，他也是轻描淡写的说：“不要再挂了。”并不是很夸张的语气。当时，我坐在很远的地板上，我解下了身上这条项链，请人传上去给石教授。
当他拿到这块银牌子时，没有立即说话，又将反面也看了一下，说：“很古老的东西了。”我想，不过两百年吧，不算老。比起家中那个公元前十四世纪的腓尼基人宝瓶，它实在算不上老。
我等着石教授再说什么，他拿着那条项链的神色，突然有着一种极微妙的变化，好似有一丝悲悯由他心中掠过，而我，很直接的看进了他那善良的心去，这只是一刹那的事情而已。
大家都在等石教授讲话，他说：“这条项链不好说。”我讲：“石教授，请你明讲，没有关系的。”
他沉吟了一会儿，才对我讲：“你是个天生通灵的人，就像个强力天线一样，身体情形太单薄，还是不要弄那些事情了。”
当时，石教授绝对不认识我的，在场数十个人，他就挑我出来讲。我拚命点头，说绝对不会刻意去通灵。那这才讲了项链。
石教授说：“这串项链里面，锁进了太多的眼泪，里面凝聚着一个爱情故事，对不对？”
我重重一点头，就将身子趴到膝盖上去。
散会的时候，石教授问茵茵：“你的朋友是谁？”茵茵说：“是三毛呀！那个写故事的人嘛！”
石教授表明他以前没有听过我。
那条被他说中了的项链，被我搁下了两三年，在倒吞眼泪的那几年里，就没有再去看它。
这一年，又开始戴了。我想，因为心情不再相同，这条项链的磁场必然会改变，因我正在开开心心的爱着它，带着往日快乐的回忆好好的活下去。
天衣无缝
朋友常常笑我，说我的家等于卡夫卡书中的“城堡”，轻易不请人去，可说永远也不给人进去，总结一句话：“管得好紧。”
每听这种话，总是笑着说：“嗳，没有碗给你们吃饭呀！”
等到有一次由民生东路的房子移到现在定居的家来时，搬家工人对我说：“小姐，你的碗怎么那么多呀？才一个人。”方才发觉，自己的碗盘实在太多了，如果客人肯用这种粗碗吃饭，请上十几二十个人根本没有问题。
奇怪的是，一直把这些东西看成宝贝，反而忽略了它们的实用价值。这就失之太痴，也不合自然。
后来家居生活中，开始用这种老碗装菜装做，每用到它们，心里会对自己说：“真奢侈。”那种碗，最好不放白米，加些番薯签进去煮来盛，可能更富田园风味。
就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想到小摊子上的肉羹面线，深夜里捧了这个大碗，穿一双木屐，把整条安静的巷子踏出卡卡、卡卡的回音，跑到好远的夜市去买面。当我把这种大花碗递给老板娘时，她笑着说：“呀唷！小姐，我这保丽龙做的碗没有细菌啦，你这种古早碗，看起来就怕死人呢。”
我捧着那碗冒着热气的面线，又一路卡卡、卡卡的走回来。那条巷子，因为加添了这唯一的拖板声，反而更加衬出它的寂静。
照片中的左上方那个蓝花大碗，是在淡水的锅碗店里找到的。那家店陈设的气派很大，由里而外，放满了各色各样的食具——都是现代的。幸好那位老板娘大发慈心，也具文化水准，沟通起来又快又干脆。她，蹲在柜子底下拚命的替我翻，翻出了十几个同样的老碗来。说是同样的并不精确，当年，那些花彩可是手绘的，看似相同，其实细看上去，又没有一只是一样的。也因为这十几个老碗，使我和这家人做了朋友，每去淡水，必然去打个招呼，问候一声才走。
有趣的是，有一年回国，跑到台南新营去看朋友，朋友问我想看什么景色，我说——要看最老的锅碗店，风景不必了。
右下方那一个平平的盘子，就在新营的老店里被朋友和我翻箱倒柜似的大搜索之下，出现了。不是一个，是一叠。
回到台北，把这两组粗陶放在一起，突然发觉它们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一套。
有那么偶尔的一次，一个女友来我家中做采访，我把这种碗里放满了冰块出来，请她在红茶中加冰。这个女友，看见那个碗，大大的羡慕了我一场，临走时，她说：“如果我结婚，什么礼物都不必送，就给我这一套碗和盘。”当时爱友心切，很希望她快快找到归宿，就说：“那你去进行呀！你结婚，就送了。”
自此以后，每次跟这位朋友打电话，总是探问她有没有好消息。朋友说：“咦！我不急，你急什么？”
我哪里是急什么别人的婚礼呢。所担心的是，那个女友一旦找到了饭票时，这套碗可得立即送去给她装饭呀！
老别针
双鱼左下方的一个大别针来源得自一场争执，老妈妈在市场坐着晒太阳织毛袜子，我经过，拍了一张她的照片。老妈妈反应快，去叫着骂人，被骂了，我一直道歉，不敢走，那是在秘鲁的古城“古斯哥”火车站前的市场里，她叫我买一双毛袜子做赔偿——照片费，我看那些袜子尺寸都太大了，不肯买，双方都有气，又是笑着骂着气着的，一看她的身上，那个披肩正中用这一只“狗和花环”的老别针扎着，便不吵了，搬了个板凳坐下来与她打商量，坐到太阳都偏西了，我的手上多了一双大毛袜子加这只极美的狗别针。老妈妈是最厉害的一个商人，她很凶，而且会说话，包括别针中间掉了一颗彩石都有理由——不然别人不当它是全新的？掉了一颗才知道是古董。老妈妈会用字，她知道文化人找的是古董，这也是她叫的——叫我文化人。我猜，她是个富人，不至只有这一个老别针的，再说，她要的价格是很高的，可以买一只小羊不再编袜子了。
痴心石
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时，看见街上有人因为要盖房子而挖树，很心疼那棵树的死亡，就站在路边呆呆的看。树倒下的那一霎间，同时在观望的人群发出了一阵欢呼，好似做了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一般。
树太大了，不好整棵的运走，于是工地的人拿出了锯子，把树分解。就在那个时候，我鼓足勇气，向人开口、很不好意思的问，可不可以把那个剩下的树根送给我。那个主人笑看了我一眼，说：“只要你拿得动，就拿去好了。”我说我拿不动，可是拖得动。
就在又拖又拉又扛又停的情形下，一个死爱面子又极羞涩的小女孩，当街穿过众人的注视，把那个树根弄到家里去。父母看见当时发育不良的我，拖回来那么一个大树根，不但没有嘲笑和责备，反而帮忙清洗、晒干，然后将它搬到我的睡房中去。
以后的很多年，我捡过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回家，父母并不嫌烦，反而特别看重那批不值钱但是对我有意义的东西。他们自我小时候，就无可奈何的接纳了这一个女儿，这一个有时被亲戚叫成“怪人”的孩子。
我的父母并不明白也不欣赏我的怪癖，可是他们包涵。我也并不想父母能够了解我对于美这种主观事物的看法，只要他们不干涉，我就心安。
许多年过去了，父女分别了二十年的一九八六年，我和父母之间，仍然很少一同欣赏同样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天地，我，埋首在中国书籍里。我以为，父母仍是不了解我的——那也算了，只要彼此有爱，就不必再去重评他们。
就在前一个星期，小弟跟我说第二天的日子是假期，问我是不是跟了父母和小弟全家去海边。听见说的是海边而不是公园，就高兴的答应了。结果那天晚上又去看书，看到天亮才睡去。全家人在次日早晨等着我起床一直等到十一点，母亲不得已叫醒我，又怕我不跟去会失望，又怕叫醒了我要丧失睡眠，总之，她很艰难。半醒了，只挥一下手，说：“不去。”就不理人翻身再睡，醒来发觉，父亲留了条子，叮咛我一个人也得吃饭。
父母不在家，我中午起床，奔回不远处自己的小房子去打扫落花残叶，弄到下午五点多钟才再回父母家中去。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