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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看这条不说话的手链——Ｋ金的，上面两片红点。一小块红，是一幅瑞士的国旗、另一块，写着阿拉伯数字１３。
由这手链上的小东西，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手链原先的主人，很可能是个瑞士人，而且她是不信邪的。十三这个在一般西洋人认为不吉祥的数字，却被她挂在手上。
这条链子的主人，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路斯，是一个瑞士人。
路斯不承认自己酗酒，事实上她根本已是一个酒精中毒的人，如果不喝，人就发抖。
试着劝过几次；她不肯承认，只说喝得不多。酒这东西，其实我也极喜爱，可是很有节制，就算喝吧，也只是酒量的十分之三、四就停了，不会拿自己的健康去开玩笑。
当路斯从医生处知道她的肝硬化已到了最末期了时，看她的神情，反而豁达了。对着任何人，也不再躲躲藏藏，总之一大杯一大杯威士忌，就当着人的面，给灌下去。
每当路斯喝了酒，她的手风琴偏偏拉得特别的精彩。她拉琴，在场的朋友们就跳舞。没有什么人劝她别再喝了，反正已经没有救的。
有时候，我一直在猜想，路斯是个极不快乐的人。就一般而言，她不该如此不要命的去喝酒，毕竟孩子和经济情况，都不算太差的。可是她在自杀。
那个医院，也是出出进进的。一旦出了院，第一件事就是喝酒。她的丈夫喝得也厉害，并不会阻止她。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十月二十三日那一天，我跑去看路斯，当时她坐在缝衣机面前车一条床单的花边。去看她，因为十月二十六日是路斯的生日。拿了一只台湾玉的手环去当礼物。
“玉不是太好，可是听说戴上了对身体健康是有用的。”我说。
路斯把那只玉手环给套上了，伸出手臂来对我笑笑，说：“我喜欢绿色，戴了好看，至于我的病嘛——就在这几天了。”我看着路斯浮肿的脸和脚，轻轻问她：“你自己知道？”
她不说什么，脱下腕上这条一直戴着的手链交给我，又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金表来，说：“只有这两样东西可以留给你，我的长礼服你穿了太大，也没时间替你改小了。”
我收了东西，问她：“你是不是想喝一杯，现在？”
路斯对我笑笑。我飞奔到厨房去给她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
她睇了我一眼，说：“把瓶子去拿来。”
我又飞奔去拿瓶子，放在她面前。
路斯喝下了整瓶的烈酒，精神显得很好。她对我说：“对希伯尔，请你告诉他，许多话，当着尼可拉斯在，长途电话里我不好说。你告诉他，这房子有三分之一应当是他的。”
希伯尔是路斯与她第二任丈夫生的孩子，住在瑞士，我认识他，路斯是住加纳利群岛的。
“还有什么？”我把她的手链翻来覆去的玩，轻轻的问她。“没什么了！”她举举空瓶子，我立即跑去厨房再拿一瓶给她。
“对尼可拉斯和达尼埃呢？”我问。
“没有什么好讲了。”
我们安静的坐着，海凤吹来，把一扇窗拍一下给吹开了。也不起身去关窗，就坐着给风刮。路斯一副沉思的样子。
“ＥＣＨＯ，你相信人死了还有灵魂吗？”她问。我点点头，接着说：“路斯，我们来一个约定——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先死了，另外一个一定要回来告诉一下消息，免得错过了一个我们解也解不开的谜。”
“先去的当然是我。”路斯说。
“那也未必，说不定我这一出去，就给车撞死了。”我说。
路斯听我这么说，照着西班牙习惯敲了三次木桌子，笑骂了一句：“乱讲的，快闭嘴吧！”
“你——这么确定自己的死吗？”我问。
路斯也不回答，拿了瓶子往口里灌，我也不阻止她，好似听见她的心声，在说：“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我陪伴着路斯静坐了好久，她那坐轮椅的丈夫，喝醉了，在客厅，拿个手杖举到天花板，用力去打吊灯，打得惊天动地。我们不去睬他。
“好了，我出去扫玻璃。”我说。
路斯将我一把拉住，说：“不去管他，你越扫，他越打，等他打够了，再出去。”
我又坐下了，听着外面那支手杖砰一下、砰一下的乱打声，吓得差一点也想喝酒了。
“不要去听他，我们再来讲灵魂的事。”路斯很习惯的说。我好似又把她的话听成“我想死”。
“好，路斯，如果你先死，我们约好，你将会出现在我家客厅的那扇门边。如果我先死，我就跑来站在你的床边，好吗？”
“如果我吓了你呢？”
“你不会吓倒我的，倒是他——”我指指外面。我们两个人开始歇斯底里的笑个不停。
“喂，路斯，我在想一个问题。”我说。
“你怕我鬼魂现不出来？”
“对！我在想，如果蚊子的幼虫——产卵在水里的，一旦成了蚊子，就回不到水里去。我们一旦死了，能不能够穿越另一个空间回来呢？这和那个蚊子再不能入水的比方通不通？”
“等我死了再说吧！”路斯笑着笑着。
我跑到厨房去拿了一个干净杯子，倒了少少一点酒、举杯，跟路斯干了。出去安抚一下她的丈夫，把打碎的玻璃给扫干净，就回去了。
十月二十六日，路斯的四十五岁生日整，她死了，死在沙发上。
当我得到消息时，已是十月二十七日清晨六点多。路斯的孩子，达尼埃，跑来敲窗。我们听说路斯死了，先生和达尼埃开车走掉了。他们去镇上找医生，要把医生先拖来，才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个心脏不好又还在睡觉的丈夫尼可拉斯。我，当然睡不下去了，起身把床单哗的一抖，心中喊着：“路斯、路斯，你就这么走了，不守信用的家伙，怎么死了一夜了，没见分明呢？我们不是最要好的朋友吗？”
这么在心里喊着不过几秒钟吧，听见客厅和花园之间的那副珠帘子，重重的啪一下打在关着的木门上。我飞跑出去看，那副珠帘又飞起来一次，再度啪一下打到门上，这才嗒、嗒、嗒、嗒、嗒的轻轻摆动，直到完全停止。
我呆看着这不可思议的情景，立即去检查所有的门窗，它们全是夜间关好的。
也就是说，门窗紧闭的房子，没有可能被风吹起那珠子串着的门帘，那么，那飞起来击打着木门的力量是哪里来的？“路斯，这不算，你显出来呀！我要看你。”我对着那爿客厅的门叫喊。
整个的房子，笼罩在阴气里，空气好似冻住了。我，盯住那个约好的方向看了又看。
再没有什么动静了。
那时，我发觉还穿着睡袍，匆匆忙忙换上牛仔裤，这才往尼可拉斯住的上一条街跑去。
路斯的死，是她自己求来的，只在下葬的那一霎间，我落了几滴泪，并不太意外，也不很伤心。
后来，路斯的金表，我转交给了她的孩子达尼埃，这串手链一直跟着我。
我猜想，路斯灵魂的没有显出来给我看，不是不愿，而是不能。不然，我们那么要好，她不会不来的。
而那珠帘拍门的情景，算不算路斯给我的信号呢？
照片中另外三样东西，那个别针、两个坠子，都是朋友们给我的。
给的时候，都说是存了半生的心爱物品。一听说是他人心爱的，总是推却，不肯收，那三个人，好似被一种东西迷住了似的，死命要给我。
收下了。不到三五年，这三个朋友也都以不同的方式离开了这世界。
好似，在他们离开以前，冥冥中，一种潜意识，想把生命中的爱，留下给我——于是给了我这些佩戴的饰物。
对于死亡，经过这些又一些人，倒使我一直在学习，学习人生如幻的真理。
让我讲个故事
让我把这支“象牙银柄”裁信刀的故事讲给你听吧。一百多年以前，在西班牙东部偏中间的地方，住着一位名叫ＪｅｒｏｎｉｍｏＬａｆｕｅｎｔｅ的民俗学家。这个民俗学家，其实也是一位开业的律师，只因他不勤于法律，反而醉心艺术，因此他的业务并不是很好，可是对于民俗，他的著作一本接一本的出。
过了很多年，这位原先家境就极好的富人，平平常常的老了，死了。死在他居住的城市里。那个城，至今还在西班牙，叫做Ｔｅｒｕｅｌ。
这位，我们叫他民俗学家的Ｌａｆｕｅｎｔｅ先生，死后留下了整幢满满的图书、名画、古董家具和艺术民俗品，同时，也留下了两个女儿。
那两个女儿，虽然婚嫁了，却因为父亲的房子很大，都住在家中，没有搬出去。其中的一个女儿，又生下了另一个女儿，也就是Ｌａｆｕｅｎｔｅ先生的外孙女。
那时候，西班牙内战开始了，Ｔｅｒｕｅｌ这个城市，先被共和军所占领，接着佛朗哥的部队开始飞到城内来丢炸弹。那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之间的事。
就为了城内会丢炸弹，城里住着的人开始往乡下逃难。走的时候，只能提一个小箱子，什么贵重的东西都不敢带——万一带了，那么被杀被抢的可能性就更高了。
当战事过去了时，Ｌａｆｕｅｎｔｅ先生的两个女儿和外孙女回到了她们生长的城市，而她们发觉，那所大房子，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了。
那个女儿，站在全毁的地基上，不知怎么是好，也在同时，那个做外孙女的，弯下身去，在一片碎瓦的下面，捡起了照片中这一支裁信刀。
就这一把裁信刀——Ｌａｆｕｅｎｔｅ先生用了一辈子的一把小刀，成了家庭中唯一的纪念。
时光缓缓的流去，故事中那个外孙女也结了婚。她得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有一天，一九六八年，这个外孙女的儿子也长大了，他二十七岁。
二十七岁那一年，这个西班牙人离开了他的国土，要到捷克去，因为那儿的戏剧发展得极好。而这个人，学的是戏剧。临走时，这个男子想到他的祖先，他，顺手把这支裁信刀给放在口装里，带去了外国。
这一走，二十年没有再回归过故土。
那把裁信刀，就这么跟了他二十年。
去年冬天，这把象牙小刀，被这位失乡的人，轻轻放进我的手里，同时，也告诉了我上面的故事。
这一阵天气转热，在家中时，我将长发一卷，用这支裁信刀往头发里一插，它，成了一支中国人用的“簪”。
这个故事并没有讲完。当有一天，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仅仅我的灵魂——走过生满仙人掌、锦葵，和金银花的幽径，穿过荆棘的花丛升向天上去时，我将不再需要这支簪。那时候，接下来得到这件东西的人，不要忘记了，再把故事写下去哦。
大地之母
人说，大地是一个丰沃的女人，没有人真正见过她，踏着泥土的农人深信地上的收获是她所赐予的礼物；也是每一个农家又敬又爱的神祇。
当然，那是在早远时代的玻利维亚了。
又说，将大地之母的石像找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不给邻人看见，悄悄的埋在自家的田地里，那么这一年，无论田宅、家畜和人，都将得到兴旺和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