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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我的手拉起来，轻轻的吻了一下，没等我说话，转身大步走了出去。
这一下轮到我呆住了，玛丽亚对我说：“恭喜！恭喜！”我勾住她的肩膀点点头。疲倦，一下子涌上来。这种结束未免来得太快，我很感动那个移民官最后的态度，我还预备大打一仗呢，他却放了我，我心里倒是有点怅然。
猪吃老虎的游戏
回拘留所的路上，我默默的看着窗外。玛丽亚说：“你好像比下午还要悲伤，真是个怪人，给你走了你反而不笑不闹了。”
我说：“我太累了。”
回到拘留所，大家围上来问，我笑笑说：“去西班牙，不送回香港了。”看见他们又羡慕又难过的样子，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希望大家都能出去。
劳瑞对我说：“快去梳梳头，我送你去机场。”我说：“坐警车？”他说：“不是的，计程车已经来了，我带你去看英国的黄昏，快点。”
他们大家都上来帮我提东西，我望了一眼墙上的大力水手图画，也算我留下的纪念吧。那个被我叫瞎子的大老板警官追出来，给了我拘留所的地址，他说：“到了来信啊！我们会想你的，再见了！”我紧紧的握着他的手谢谢他对我的照顾。佛说：“修百年才能同舟。”我想我跟这些人，也是有点因果缘分的，不知等了几百世才碰到了一天，倒是有点恋恋不舍。
劳瑞跟计程车司机做导游，一面讲一面开，窗外如诗如画的景色，慢慢流过去，我静静的看着。傍晚，有人在绿草如茵的路上散步，有商店在做生意，有看不尽的玫瑰花园，有骏马在吃草，世界是如此的安详美丽，美得令人叹息。生命太短促了，要怎么活才算够，我热爱这个世界，希望永远不要死去。
车到Ｈ机场，劳瑞将我的行李提下去，我问他：“计程车费我开旅行支票给你好不好？”他笑了笑，说：“英国政府请客，我们的荣幸。”
我们到Ｈ机场的移民局，等飞机来时另有人送我上机，我一面理风衣，一面问劳瑞：“你玩过猪吃老虎的游戏没有？”他说：“什么？谁是猪？”我说：“我们刚刚玩过，玩了一天，我是猪，移民局是老虎，表面上猪被委屈了十几小时，事实上吃亏的是你们。你们提大箱子，陪犯人，又送饭，打字，还付计程车钱。我呢，免费观光，增了不少见识，交了不少朋友，所以猪还是吃掉了老虎。谢啦！”
劳瑞听了大声狂笑，一面唉唉的叹着气，侧着头望着我，半晌才伸出手来说：“再见了，今天过得很愉快，来信呵！好好照顾自己。”他又拉拉我头发，一面笑一面走了。
我站在新拘留所的窗口向他挥手。这个新地方有个女人在大哭。又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挥挥手，我走了，英国，不带走你一片云。（套徐志摩的话。）
寄语读者
三毛的流浪并没有到此为止，我所以要写英国的这一段遭遇，也是要向国内读者报道，如果你们不想玩“猪吃老虎”的游戏，还是不要大意，机票如赴伦敦换机，再强调一次，买Ｈｅａｔｈｒｏｗ一个机场的，不要买两个机场的票。
又及：我来此一个月，收到八十封国内读者的来信，谢谢你们看重我，但是三毛每天又念书又要跑采访，还得洗洗衣服，生生病，申请居留证，偶尔参加酒会也是为了要找门路。代步工具是地下车，有时走路，忙得不亦乐乎。所以，在没有眉目的情况下，我尚不能一一回信给你们。再见了。谢谢各位读者看我的文章。
我从台湾起飞
你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我在做这篇访问之前，一共见到西班牙环宇贸易公司的董事长萨林纳先生（ＭｉｇｕｅＳａｌｉｎａｓ）大约三次。每次，都是在很匆忙的场合之下，握握手，没说几句话就分开了。后来，我知道他不止在西国做生意，跟台湾贸易方面，也有很大项额的来往。我打过数次电话给他，请求他安排短短的半小时给我做个专访。但是他太忙了，一直到上星期六才排出一点空档来。
我在约定的时间——下午四点半到公司，但是他公司的人告诉我，要等十五分钟左右。萨林纳先生已打过电话回来了。他私人的办公室里，满房间都堆满了样品，许多台湾来的产品，令人看了爱不释手。
如果说这个办公室是严肃的，有条理的，吓人的，公式化的，那就错了。它是一个亲切舒适，不会吓坏你的地方，你坐在里面，可以感觉到它是年轻的，有干劲的，一点不墨守成规。
五点不到，因为是星期六，公司里的人陆续都走了，只留下我在等。我一间一间走了一圈，东看看、西看看，顺便接了两个电话，也不觉得无聊。这时门“碰”的一下推开了，萨林纳先生抱了一大卷文件，大步走进来。
“抱歉，抱歉，要你久等了，我尽快赶回来的。”他一面松领带一面点烟，东西放在桌上，又去拉百叶窗。“你不在意我将百叶窗放一半下来吧，我就是不喜欢在太光亮的地方工作。”
我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静静的观察他。他进办公室第一步就是布置一个他所觉得舒适的环境，这一点证明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艺术型的企业家
他并不太高大，略长、微卷的棕发，条子衬衫，一件米灰色的夹克式外套，带一点点宽边的年轻人时兴的长裤，使他在生意之外，又多了些微的艺术气息。
在他随手整理带回来的文件时，口中一再的说：“对不起，对不起，请稍候一下，马上好了。”
他是亲切的，没有架子的，眼神中不经意的会流露出一点点顽皮的影子。但你一晃再看他时，他又是一个七分诚恳三分严肃的人了。
好不容易他将自己丢在沙发上，叹了口气说：“好了，总算没事了，你问吧！我尽量答复你。”
此话刚刚讲完，又有人进来找他。他马上笑脸大步迎上去，于是又去办公桌前谈了很久，签字、打电话、讨论再讨论，总算送走了那个厂商。
送完客他回来对我笑笑，说：“你看看，这就是我的日子，星期六也没得休息。”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过了十分钟，谢天谢地，他总算可以静静的坐下来了。
“开始吧！”他说。
“萨林纳先生，你几岁？”
他有点惊讶，有礼的反问我：“你说话真直截了当，这是你采访的方式吗？我今年三十岁。”
“是的，对不起，我是这种方式的，请原谅。”“你们的公司Ｍｕｎｄｕ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成立有多久了？”
“两年，我们是刚起步的公司，但是业务还算顺利。”“那么你是二十八岁开始做生意的，经商一直是你的希望吗？”
“不是，我小时候一直想做医生，后来又想做飞机师。不知怎的，走上了贸易这条路。”
漂泊的岁月
“你生长在马德里吗？”
“不，我生长在西班牙北部，那是靠近法国边界的美丽夏都——Ｓａｎ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我的童年记忆，跟爬山、滑雪、打猎是分不开的。我的家境很好，母亲是西班牙皇族的后裔。一直到我十八岁以前，我可以说是十分幸福的。”
“你今年三十岁，所以你的意思是，这十二年来你并不很幸福？”我反问他。
“我并不是在比较。十八岁那年我高中毕业，被父亲由故乡，一送送到英国去念书。从那时离家开始，我除了年节回去之外，可以说就此离开故乡和父母了。一直在外漂泊着。”他站起来靠在窗口看着楼下的街景。
“你所说的漂泊，可以做一个更确切的解说吗？”“我十八岁初次离家去英国念书时，心情是十分惶惑的，后来习惯了浪子似的生活，也就不想回西班牙了。我所谓的漂泊是指前几年的日子。
“我二十岁时离开英国到法国去，此后我又住在荷兰一年，但是不知怎的心里不想安定下来，于是又去瑞士看看，在那儿住了好几个月。当时我在瑞士不很快乐，所以有一天我对自己说，走吧，反正还年轻，再去找个国家。于是，我上了一条去芬兰的船，到北欧去了。在那儿我住了一年，芬兰的景色，在我个人看来，是世界上最美的了。”他坐下来，又开始一支烟。
“当时你一直没有回过西班牙，生活如何维持呢？”“有时父母寄给我，有时钱没了，我就去打工。酒保、茶房、厨子什么都干过，一个一个国家的流浪着，也因此学会了很多种语言。那段时光，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那样的鲜明而动人，有时真有点怅然——。”他停了一下，静静的坐着，好像不知旁边还有人似的。
有妻万事能
“人的路是一段一段走的，我不常怀念过去。因为，我现在有更实在的事要做。”他的眼神又冷淡起来了，朦胧回想的光芒不见了。他是一个有时候喜欢掩饰自己的人。“你什么时候回西班牙来的？”
“我回国来服兵役，运气好，将我派到北非西班牙属地撒哈拉去，因此我也认识了一点点非洲。”
“你的故事很动人，老的时候写本书。服役之后你回故乡了吗？”
“没有，Ｓａｎ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是一个避暑的胜地，但是没有什么发展。我在一个旅行社，当了一阵子的副经理，又在航空公司做了好久的事。但是，总觉得，那些都不是我真正久留的地方。我在一九六七年结婚，娶了我在英国念书时认识的女友，她是芬兰人，名字叫宝琳。”
“有了家，你安定下来了？”
“是的，我要给宝琳一个安定幸福的生活，婚后不能叫她也跟着我跑来跑去。我总努力使自己尽到一个好丈夫所该尽的义务，给她幸福。我不再是一个浪子了。”
我在旁一面记录，一面轻轻吹了一声口哨。我是女人，我不是强烈的妇女运动者。所以，我喜欢听一个丈夫说出这么勇敢的话。
“你的婚姻使你想到改行做生意吗？”
萨林纳先生听了大笑起来，我的问话常常是很唐突的。“不是，带着妻子，什么职业都能安定，倒不是为了这件事。那是几年前一次去台湾的旅行，促成我这个想法的。”台湾是大好财源
“你怎么会去台湾的？台湾那么远，很多西班牙人，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台湾对我的一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我当时在航空公司服务，有一趟免费的旅行，恰好我最要好的朋友——他是中国人——在台湾。我就飞去了，那是第一次，后来我和宝琳又同去了一次，从那时开始我对台湾有了很深的感情，现在为了公务，总有机会去台湾。”
“为什么台湾对你那么重要？”
“因为我去了几次都在观察。台湾的经济起飞，已到了奇迹的地步。台湾的产品可说应有尽有，而且价格合理，品质也不差，是一个大好的采购市场。同时我也想到，可以将欧洲的机器，卖到台湾去。我与朋友们商量了一下，就决心组织公司了。”
“你们公司是几个人合资的？”
“一共三个，另外两位先生，你还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