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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论，我们觉得，谷溪在人生奋斗方面的收获可能要大于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收获。我们又很难评判其间的哪一种收获于人更为宝贵，也许人生奋斗过程中所得到的欢乐，要远比所得到的那个具体结果更为美好。这不仅对谷溪而言，大概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谷溪后期的诗作变化很大，进步也很大，他显然不满足于初期的山歌野调，试图用自由度现大的歌喉唱出对生活更丰富的感受，溪水奔涌出狭小的山谷，开始在较为宽阔的河床上流淌。我们甚至有一种河流突然改道的感觉，听见某种宏大的声势在他诗歌的河流中喧响。尽管某些地方显出了一种生硬或勉强，就总体而言，他后期的诗作表露出明显成熟的人生态度。对谷溪来说，这是一个飞跃，尽管这飞跃带着实验和探索的性质，这本诗集主要收编的是诗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显然在刻意追求一种深度，追求一种哲理意识，在展示现实生活的多棱镜面时，他尽量用冷静的手指拨亮历史的烛光给予其旷远的观照。而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是诗人对陕北这块厚土的深深挚爱和杜鹃啼血般的眷恋，并以此唤起我们所共有的那种乡恋之情。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诗人在技巧方面的缺陷。另外，我们还觉得，在追求一种新形式、新表现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牺牲和抛弃原有的东西作为代价。谷溪深厚的民歌素养应该在创作追求中得到体现——当然应该是一种升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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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批评的根基
十几年前，大文学批评的广阔天空，李星时隐时现，除过少数一些人，大家并没有观察到他。但这个人不断地裂变着自由的精神原子，甚至用猛烈的火焰加燃自己，现在已闪闪烁烁终于君临人们面前，并在陕西文学批评的星座中占了一个耀眼的位置。
李星文艺批评的最大优势，在于他既拥有深厚的实际生活感受又有扎实系统的专业理论功底。这就使他有可能在对批评对象居高临下的解析之前，先行深入地对其作作品时的感受不尽相同。但是，在我看来，一个卓越的文艺批评家，一种新思想的发现者，不仅应具有高明的理性剖析和概括才能，最重要的也许仍然是首先要懂得生活——历史的、现实的生活，这是一切艺术批评的根基。这样，他的批评就不会是脱离作品远离生活的云遮雾罩，就不会有隔靴搔痒或南辕北辙之感，批评首先是准确可信的，然后才能谈到深刻和巨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需要生活，批评家也需要生活。很难想象，一个批评家不能透彻地理解作家艺术家在其作品中反映的生活内容以及他们创作心理机制所凭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依据，而仅仅用古今中外一些理论书籍中得来的概念或“条款”，就敢勇气十足地对作品品头论足。不幸的是，在我国当代文学艺术批评中，这类现象并不鲜见。
李星在这方面有其天然的条件。他出身于关中平原的一个农家小院，青少年时期一直在田野和村镇上度过，这些范围内的生活感受不是以后“深入”才得来的，而他自己就一直是其中的成员。后来，尽管他在大城市搞了专业，但他也没有割断他和农村乡镇母体相连的脐带。由于陕西的大部分作家艺术家大都和他一样，不是直接从农村乡镇走来，就是和这些地方有血肉般的相连关系，因此，这些人的作品首先为李星的文艺批评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我敢说就目前而言，李星对陕西文艺作品的评论要明显高出一筹。他已出版的评论集《求索漫笑》就是一个证明。在这本书中，他几乎对陕西所有有影响的作家以及全国一些相似的作家有过出色的论述，并且最先提出“农裔城籍”作家这一著名概念。对于生活的敏感和深沉的思考方面，李星决不亚于作家和诗人。只有积极地给予生活，才有权评说生活，只有对生活深入地体察，才能对作品作深刻的论断。李星的文艺批评之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使被批评和读者信服，正在于此。
但是，李星又决不是一位“乡土批评家”。他在专业理论的建高上具有很不一般的修养。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专业，在大学就系统地学习了文艺理论。毕业后不久，专业“对口”，从始至今一直搞自己的专业。尽管拖家带口，但她始终勤奋不已地读书和写作。给人突出的印象是，这个人无论对重大理论问题还是对一般的艺术观点，都力求认真钻研以至透彻理解，而不是那种号称博览群书其实常常一知半解，最终只能用“模糊语言”写评论的评论“家”。李星的评论文章条理清晰，论断力求准确，且也不乏惊人之见；一旦灵性突发，甚至诗情如潮而涌，字里行间时有电光石火飞溅。
纵观李星的全部批评活动，我们不难看出，随着生活认识积累的加深和艺术理论修养的不断提高，他批评的视野在逐渐扩大，从早期主要从事文学批评而至今天已叔叔及到了多种艺术门类。他已不仅仅为文学界所熟知，也引起了整个艺术界的关注。从著者的这本书里，我们就看到了他的这一新现象。这无疑预示了他更广阔的前景。在我看来，在他以后的努力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自己深厚的实际生活感受与专门系统的理论建树更出色地融解在一起，以期使他的评论达到一个令人振奋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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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人生》俄译本后记
〔苏〕谢曼诺夫
还在我去中国旅行这前不久，我在莫斯科就拜读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那时就知道，路遥是“文革”之后登上文坛的中国作家。中篇小说《人生》是他在中国引起热烈反响的第一部较大的作品。这篇作品最早把注意力引向对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描写，反映了当代尖锐的生活冲突，围绕这部中篇小说，无论在读者中间，还是在评论家中间，都引起了争论。但是，争论的最终结果是新作者被承认了，而且成为一九八三年度全国文学评比的获将者之。
以后，我看到过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这部电影在世界各国放映，电影是感人的和富有特色的（特别是对农村婚礼的精彩描绘），但是，中篇小说始终揭示了社会冲突，在描绘否定人物、反映城乡生活中展开。最后，我在中国和作家路遥本人会见了，他是一位纯朴的、同时又是一个聪明的、善于思索的人。作家本人比我想象的要稍稍老一点，他已经是陕西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这个陕西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而这个北方已经为中国和全世界输送了许多优有的散文作家，例如赵树理，他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其他一些描写中国农民的作品在我国已广为人知了。
更有意味的是，路遥不久之前写成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一九八六年推出第一部）也是献给农村的。这部长篇小说使读者转向“文革”时期。作家赵树理正是在这个时期被迫害致死的。作者对历史现实进行了广泛的概括，积极地运用了民族传统。同时，路遥既和欧洲文化，也和俄罗斯文学遗产联系着。
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广泛的变化，吸收欧洲文化已是一个现实问题，而路遥的思想是特殊的，他认为创作自由和民族责任感对于一个作家同等重要：“我们不能容忍社会上的某些低级的审美观点”，“作家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一旦消极地对待劳动人民，那么，我们的作品就会成为无根的草。”
人这里流露出路遥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民族的根首先在农村。中篇小说《人生》像中国当匠其他许多作品一样，在这一点上，接近我们的“农村”散文。作者没有把农民理想化，既写他们热爱劳动、俭朴和正直，同样又写出他们缺乏文化、怯于和乡村领导干部斗争。正是这些农民——借助各种必要的条件——终究成为中篇小说里道德原则的荟萃所在。
近来年，全面的“寻根文学”在中国发展起来了，但是，这并不完全是路遥向我们提供的内容，而更准确的是以中国乡土主义或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精神对古代和原始力量的理想化。路遥带着谴责的态度谈到这种文学：“令人费解的是，为了‘寻根’，是不是要号召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深入到‘原始森林’里去。”
当然，年轻作者的中篇小说是在中国文化长期衰退的时期以后写出来的。因而，中篇小说无论在艺术思想发展方面，或者是在风格表现手法方面，都绝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人生》以对中国当代文学不寻常的关注热情，在十分温柔的形式里所传达的鲜明的社会性而吸引着人们。中国的评论家不是毫无缘由地说道：“中篇小说描绘出复杂的生活冲突。城市和乡村，社会和家庭，奋进与沉沦，希望和悔恨，爱情和苦闷交相错综在一起，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当代社会生活真实的画面里展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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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内心的真诚
我们常常谈论所谓艺术的魅力，也就是说，我们的作品凭什么来打动别人的心灵！
在我看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有真诚的态度。否则，任何花言巧语和花术翻新都是枉费心机。请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读者的耳朵都能听得见。无病的呻吟骗不来眼泪，只能换取讽刺的微笑；而用塑料花朵装扮贫乏的园地以显示自己的繁荣，这比一无所有更为糟糕。是的，艺术劳动，这项从事虚构的工作，其实最容不得虚情假义。我们赞美，我们诅咒，全然应出自我们内心的真诚。真诚！这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这样我们所说出的一切，才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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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什么？
作为一个当代作家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创造天地无疑比过去年代的作家们广阔得多。但同时，我们的工作也更加困难，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复杂而又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深刻而有力地反映我们时代的生活面貌，要求当代作家具有更先进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更宽阔的生活眼界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因此，我们首先得和自己的浅薄作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仅需要热情的鼓励，更需要严肃的文学批评。对作家及其作品，要么庸俗地吹捧，要么粗暴地批判——正是这两种有害的方法一贯地妨碍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我们应该摆脱这种长期形成的恶习，逐渐地变得成熟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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