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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注定是独特的，地理的独特，历史的独特，文化的独特。它既是边缘，又是中心。从一个小商埠到国际大都市，匆忙间有些潦草，仿佛搬来一些旧砖瓦，杂乱堆积在那里。那些砖瓦形状颜色各异，无法弥合，于是便滋生出一种落寞无根的空洞来。
这就是爱玲的“底子”，她的基本色调。红的，黄的，黑的，新旧杂陈，调出来不是彩虹，却是灰色的，冷冷的灰色。
这样的灰色是历史的暗和现实的明调出来的。也只是在这样的半明半暗，才能发生《小艾》、《金锁记》那样的故事来。如同《红楼梦》的场景只能在远离北京的旧都南京一样，距离常常能让一些事情顺理成章地发生。它是如此沉重地存在着，像一个巨大的影子。一百年来，上海轰轰烈烈存在着，却似乎并没有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事。所有的大事都被消融得无影无踪。
于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只能逃离了。
范柳原对白流苏说：“在上海第一次遇见你，我想着，离开了你家里那些人，你也许会自然一点。好容易盼着你到了香港，……，现在，我又想把你带到马来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
爱玲也离开了。惘然而仓皇。先去了香港，后去了美国，离开得越来越远了。
一九五二年，上海。乘船去香港的人在码头等待检查。一个穿着素花布旗袍的女人夹杂在人群中。轮到她了，那个小小的民兵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照片问：“姓张？行李里有金银首饰吗？”
爱玲点点头，有点紧张地说：“只有一副包金小藤镯。”说着把行李递出去。她申请到香港大学复学批准，如果不能去，一切的努力就白费了。
检查过关的人果然看不出她是红极一时的张爱玲，除了狠狠地检查了一下她的首饰，把一对有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的包金小藤镯刮花了以外，没有过多的刁难就放行了。这小小的意外令她窃喜，这窃喜是一个女子对自身形象百变却能瞒人的肯定和满足，如小时候躲起来大叫“你看不见我”时掩耳盗铃般的喜悦。
想象着爱玲穿着花布旗袍，站在那个折腾她手镯的小同志面前的可怜相，又心疼又心急，敢怒不敢言。她在后来的文章里，用的是一种轻松调侃的语调：“他瞥见我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民兵检查完行李，放她上船。张爱玲站在船上，松了口气。回过头来，深深地凝视着她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地方。
离开上海的经历平顺简单，甚至有一种喜剧的轻松。但是，对于爱玲，也许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竟是诀别。
《对照记》里有一张照片一直是我最爱，她穿着缎子作的高领短袖大襟衫，看上去柔软闪亮，人也半昂着头，眼睛朝着侧上方，短发。给人一种清贵桀骜的姿态。衣服和人都是那样寂寞，搭配得却又是那么恰到好处。
我端详着这张照片，难以确定它的时间，上午还是下午，爱玲照这张相时的天气如何，那是她生命的一个瞬间。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地址是香港兰馨照相馆。
一九五四年，她从上海到了香港。那时候她早已和胡兰成离婚多年，彼时看上去，仍是一株兰花，开得淡妆浓抹两相宜，只是少了赏花人，略略显得意兴阑珊。
对照记上写着这样的文字：“1984年我在洛杉矶搬家理行李，看到这张照片上的署名与日期，刚巧整三十年，不禁自题‘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这样的感慨流露出晚年凄凉的感受，然而在当时，也未必不会有“一洒泪”的冲动。看看照片就知道，爱玲的神情，是有些落寞在里面的。
她走了，避开那一场喧天彻地的浩劫，否则，以她的身世纠葛，是否能安度余生，不可得知。不过，她避居美国的几十年里一直都为生计所迫，再没有惊世的佳作问世。究竟是幸与不幸，人生不是试验场，已无法分说。身在异乡，颠沛流离，清贫寡淡，这些都并非是关键，只是离开了“底子”，就少了涂抹的背景，即使那底子是灰暗阴冷的也毕竟衬托出她的光彩。她的创作生命，从离开中国那一刻起就戛然而止了。
“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萎谢了。”胡兰成无疑是她的宝，她的珠，她生命的光辉所在。离了他，她的确像一条灵蛇失去了口中衔着的夜明珠，不再美得兵气逼人。她情感也许真的是枯萎了，但性命一时总是无碍的，她若是一朵花，他至多是滋润她的水，让她凋谢却是土，是中国，是上海。
没有人爱，她还可以依靠文字赋予的灵力活下去，爱玲擅写的世俗情爱，没落贵族，市井小民，她高看红尘三千里，活得自在而洒脱。一旦离开了中国，尤其是上海，她才是真正的枯萎了。她连写上海人的坏，也写得玲珑剔透，好象雨夜点燃一盏琉璃灯似的，明丽得叫人叹服。她自幼读《红楼梦》、《西游记》、《七侠五义》，三岁能背唐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吟得前清遗老泪沾襟，这些都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点一点孕育雕琢出来的。她的根，不是美国的一点基金可以移植的。
如她所说：“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我们依然在这个时代，只是拐了一个大弯又回来了。人性底色始终未变，时代的底色只是抹上了一点污色。她辗转反复，至死没有再回来了。离开上海，她自是凋谢了。但是，她只是早早凋谢，却没有改变自己的轨迹。
王安忆说：“上海过去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城市，它没有贵族，有的是资本家、平民、流氓，其前身也就是农民。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咖啡馆、茶坊，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旧上海的灵魂，在于千家万户那种仔细的生活中，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而且不断循环，旧翻新是时尚的老戏。”
今天的上海，似乎有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繁华蜃景。掀开一看，不过依然是以前的底子。只是少了一双眼睛，冷眼而热望的注视。
中国的天空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还有加拿大，那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毫无兴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但是我姑姑说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气候偏于凉，天是蓝的，草碧绿，到处是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个个都附有花园。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愿意一辈子住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这段文字摘自《诗与胡说》一文，写于一九四四年八月，距离她别家去国十年。与前文的论诗评人似乎有些文不对题，却清楚表达了她一贯的想法：舍不得中国，舍不得上海。结果却是不得不离开。
仿佛又回到一九五五年的秋天。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爱玲对着滔滔白浪，黯然地笑。爱玲再回头，看一眼香港，它毕竟是属于中国，带着母体的芳香。再伸手抚摸一下阳光，它毕竟是中国的太阳，那阳光照在手臂上也有一张小嘴一吮一唆的快感和痛感，那样有人情味。她知道，明天的阳光就是在遥远的太平洋上了。上海那懒洋洋煦团团的午后散阳，再不会静静地照在爱丁顿公寓的阳台上，即使照了，也没有人再拉开窗帘去感受了。
那个遥远的异乡，一个陌生的国度。她为什么会去呢？也许她想在那里寻找在上海失去的梦想。去国总是悲壮的。这是怎样的伤感啊？
《红楼梦》里写宝玉在薄命司里看见《金陵十二钗正册》。看见探春的一页上画着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探春的判词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宝玉那时总在似懂非懂之间，不能解悟。
若是，他的眼光再长久一点，能看到后来爱玲的样子，他会不会了解其中的深意呢？
别故国，别故土，别故人，从此家国两不全。海天辽阔，却无一处是家，人是苦海孤舟，风中落叶，何依何靠？也许顷刻间就风吹浪打，尸骨不全，何怜何惜？
命运有时候惊人地相似，躲不开，逃不掉，还是纠缠。写着写着，连我亦失落在命运的无常中，黯然神伤。谁逃的开命运的摆布？
喧嚣的纽约，热闹的洛杉矶，无法释怀一个寂寞女人的心。只有上海，一个绝顶繁盛，却又绝顶寂寞的城市才是她真正的家园。爱玲的苍凉不是荒野的苍凉，而是开到荼縻花事了的苍凉。真正的寂寞不是在乡村僻野，而是在喧嚣的市井中。如同寒冷给人温暖一样，喧嚣常常能令人寂寞。
据说，她晚年在美国隐居，邻居都不知道这个瘦瘦的东方老太太是中国一流的作家。真是无可奈何。希望不懂汉语的人懂得爱玲的文字，真是太难了。
爱玲的英文好，从小就好，英文书没有读不懂的。但毕竟中国的文字才能淋漓地展现她作品的精髓。没有了汉语深重厚密，掘而无尽的语境，她的文字就像蝴蝶折翅，美则美矣，灵魂却在一点点地流失殆尽。
在生命深处，看着《对照记》里那些古老的旧照片，爱玲像是欣赏着古老岁月的流逝，感到温柔与惆怅。在温柔与惆怅的回忆里、在异国他乡浅吟低徊着那句“补了又补，连了又连，补丁的云彩的人民”，“我真快乐，我是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中国的天空，“暮色渐渐浓了，新月微微的升在天空。”
盛大的帷幕拉开了，却发现一个空落的舞台，没有一个观众。才是真正的寂寞。纽约、台北、香港都没有这样的背景，她的才华和思绪找不到落点。
那个时代过去了，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了。
执子之手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爱玲申请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写作。与赖雅相遇。此时赖雅六十五岁，爱玲三十六岁。
三月底，俩人互访对方工作室。四月一日，他们并肩坐在大厅中共享复活节正餐。五月初，彼此觉得很投趣。
五月十四日，赖雅告别营地，爱玲向他倾吐了自己的感情。六月三十日，爱玲申请的期限满，搬进了纽约一位营友家。
七月五日，赖雅收到张爱玲的一封信，说她已怀上了他的孩子。赖雅回信向爱玲求婚。
八月十四日，爱玲和赖雅举行了婚礼。开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段感情生活。
时间、事件，单调而枯燥。全然没有第一次婚姻那样的浪漫和激情。
以爱玲的清高矜持，如何如此之快堕入情网呢？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
“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