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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示众。我看到过那个被押着示众的人。
公审的告示在大街小巷张贴着，一些将要被处决的人的名字上打着火红色的叉。我看到那个人的名字，他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犯罪事实是收听敌台广播。我得到公审的信息以后步行一个小时去赶往行刑的山头。很多人都去看，人潮壮观如同赶集。一列卡车在盘旋的山路上逶迤而行，走到近前的时候我看到卡车的车顶上架着机枪，后边是戒备状态中的军人，即将被处决的犯人脖颈后插着亡命牌，五花大绑地被押着。我看到那个因为收听敌台而被拘禁的人，那是一个年轻人，他和因为杀人放火、因为打架斗殴流氓成性而被捕的人一起站到同一辆卡车上，他们胸前挂着纸牌子，被人五花大绑地押解着。
警察设立了警戒线，观看行刑的人群被阻挡在警戒线之外。我在那些蜂拥的人群中精神紧张身体颤抖，我看着那些犯人被押到刑场，他们背对一个山崖，一字站开，有的人已经无法站立，被警察提着。所有的警察都戴着墨镜口罩。
到了中午的时刻，行刑的命令下达，行刑的警察坐着三轮摩托车，摩托车开动，在摩托车行驶之中，警察伸展握着手枪的手臂，手起枪响，那些犯人就扑倒在地。那个胸前挂着现行反革命牌子的人是陪刑的人，我看到在身边的犯人扑倒在地的时候，他又被提起来重新押到车上。我的身体颤抖。这样的场景让我感觉恐惧。直到那些行刑的车队开走，观看的人群散去，我在下山回家的时候依然内心战栗。回到家吃饭的时候，手捧饭碗，脑子里就是那些犯人扑倒在地的情景。
l让我听到的声音同样使我的心头战栗。尽管时间已经是1990年，但是我依然感觉到余悸在心。但是我又无法抵御那些声音的吸引。那么声音对我的耳朵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但同时也是新奇的。它们不同于我熟悉的那种话语形态。我承认我更喜欢那种陌生而新奇的话语形态。我觉得这是一些不同的信息，它们为我打开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它们可能帮助我更全面地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生活，了解自己所生存的环境。当然也在帮助我更为全面地了解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
那时候我感觉到真实的悲伤。那些声音让我看到我和一个真实的世界有多远。
我认为我的耳朵是为真实的声音准备的，就像我的眼睛是为世间的真相准备的。我的耳朵跟真实的声音相遇的时候，我既悲伤又幸福；我的眼睛跟世间的真相相识的时候我同样是悲伤而且幸福。我的悲伤是因为我竟然长久地跟那些真实的声音相互隔绝，幸福是因为我还能找到那些真实的声音，还能遇到世间的那些真相。
我用积攒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从这个机子里传来各种不同的声音，我的耳朵第一次享受到声音的盛宴。我贪婪地吸纳那些声音。我甚至觉得我的耳朵是为那些信息准备的。我很快乐，我感觉到隐秘的快乐和幸福。
我依靠这些不同的声音来获取外面世界真实的消息。尽管这种真实只是相对的真实，但至少它可以帮我们甄别谎言。这些声音让我感觉自己被屏蔽的生活受到瓦解，我看到自己已经由那些声音和这个世界产生了某种联结。
柏林墙倒塌的消息让我看到人为改变自己命运和境遇时奋斗的可能性。
尽管东德人对获得自由生活所感受的快乐和幸福离我非常遥远，但我还是感受到了真实的慰藉。我自己跟他们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对他人来说完全不可思议。他们的行动和行动所获得的结果会让我受到鼓舞和激励。
父亲托人给我介绍一个女孩子。
那是爱我的那个女孩子出嫁以后。那个女孩子跨过河流，远嫁他乡。出嫁的那天她的哭泣使送亲的人心生畏惧。她把我的照片撕碎扔到河水里。她对她的母亲说：你就当我是死去了。
父亲不满意我的生活，也不满意我的行为。他很愤怒。父亲跟母亲说：
这小子成天胡思乱想，得给他个女人，找个女人结婚生上个娃儿他就老实了。
父亲想用一个女人拴住我。母亲也想让我找一个女人，但母亲希望我能被一个女人照顾和爱。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我全部反对。我不领他们任何人的情面。说好的媒人带女孩子到我家相亲的时间，我带着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在外边游荡，知道他们离开了我才回家。父亲很愤怒，父亲在家门前截住我。
他看着我戴着耳机摇头晃脑的样子，劈头盖脸就给我一个耳光，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把我的收音机夺去。父亲愤怒已极，他把我的半导体扔到脚下，眼里冒着火，用脚来回踩，我的收音机，我亲爱的收音机就那样成了父亲愤怒的牺牲品。
我重新成了一个被屏蔽的人。
一个与世隔绝的人。
（夏榆着：《黑暗的声音》，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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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 南方（1）
张谋
罢工
我曾经在电视里，或者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很多的男男女女组成一支队伍，他们手里拿着旗子，打着口号的牌子，大声呐喊，嚷嚷着口号。
他们在反对，抵抗，排斥着什么，这叫示威游行。他们群情激昂，像潮水一样涌满了城市的各个街道。但大多时候，他们被统治者的队伍击散，同样的队伍，一方是临时拼凑的一堆散沙，一方是手握钢枪的铜墙铁壁，但他们同样是人，一样有父母亲人，但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他们成了敌人。结局大多数都是带头的几个被抓起来，进行审判。
在2001年的某一天，我也走上街头，成了游行者中的一员，我不是组织者，或者说带头的，我是随大溜的那种。在一家小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将近一年了，每个月我能拿到四五百块钱。四五百块钱，每个月按时发着也让人有所期待。但这一次，有四个月没有出粮了，我只是上千人里微不足道的其中一个，我没有发言权，我说了根本没人听，很有可能连这四五百块钱也拿不上，我做了哑巴，最多在没人的时候发几句牢骚，骂几句娘。但上面听不到，听不到还好，听到了就麻烦了。我想，跟我有同样想法的人大有人在，只不过都沉默着，敢怒不敢言。总有人沉不住气的，总有人会跳出来。我曾经很崇拜他们的勇气，但我却不敢尝试着做个像他们那样的人。
我只知道是四楼车间的，他们的工作是做游戏机的手柄，把一楼注塑部压好的壳子，里面装上线路板，把键帽放进该放的地方，合上上下两个壳子，打上螺丝，一个游戏的手柄就做好了。我至今仍记得带头的那个男员工的样子，他很帅气，当他带着几个同事从四楼下来冲进我所在的二楼车间，我和我组上的同事还在打包装，把做好的游戏机主机、游戏手柄、火牛（变压器）、av线、说明书装进保利龙（泡沫盒）里，进封胶机过胶，再装进花花绿绿的纸盒子，再装箱封口。他冲到我们组上，嚷嚷着，停下来，大家都不要做了，工资都发不出来，还帮他们做什么做，他叫嚣着跳上拉条，一伸手就关了一条拉的开关，整个拉停了下来，其余的和我一样沉默的大多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知所措。可能大家平时太累了，拉一停，所有人都不再动了，就算借此机会休息会儿也是好的，又不用担什么责任。有的人蠢蠢欲动，跟着闹起来。车间主管从办公室出来，看到这个景象，气势汹汹地往车间走，嘴里叽里呱啦地叫嚣着，谁让停下来的，都给我回去继续工作。说着还将一个放在车间中央的凳子一脚踹出老远。这架势让胆小的我不寒而栗，然后，沉默的绝大多数都又坐回到工位上，但拉关着，没有人动，所有人都无动于衷，带着消极的情绪，暗自较劲，心里有着抵触。带头罢工的几个人并不妥协，继续以一个领导者的姿态鼓动大家反抗。有一小撮人动了，跟着站了起来，车间的拉长们、组长们、助拉们默认了这个事实，都不作回应。他们也是打工的，他们也想要应得的那份工资。所以他们不反对，也不参与，置身事外。
直接管理自己的领导都不作声，这似乎暗示了配合。给了沉默人群以动力，在一小撮人群不间断的鼓动下，人群终于汇集在一起，离开了工位，组织成了一支熙熙攘攘的队伍，带头的在前开路，带着大家离开工作车间，离开厂区，走上街头，我混在人群里，跟随大溜，我不知道这场闹剧会以何种方式结束。我只是追随着，我没主见。
我们从街道上走过时，引来许多人惊奇的目光，很多的过路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都站在原地，看着，有些热心人也跑上来问这是做什么，有人就说我们有四个月没发工资了。最后我们去了居委会，一大堆人黑压压地站立在居委会并不大的院子里，居委会领导出来和领头者协调，我们在后面壮壮声势，偶尔喊一嗓子，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涉，厂里的人事经理过来站在前面讲话，说什么我不记得了，无非是找一些堂皇的理由，并保证在多少天里给大家发工资之类的。居委会领导也向大家保证，一定监督厂里按时发放拖欠的工资。并劝大家都散了，事情算是这样处理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厂里发了四次工资，以前没按时发放的工资都补发了，但带头罢工的几个却不见了，有人说他们是自己辞工走的，有人说是被炒了。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待不下去了，他们付出了个人失业的代价，换来了所有人用血汗得来的工资。这是值得的，也是伟大的，是一种壮举。我无法像他们那样，做个伟大的人，不谙世事的我，只能向现实一次次妥协，佝偻地继续埋头在工业的流水线上，我以我为耻。
待关
2001年，我在南方的一家电子厂做普工，拿着每个月四五百块微薄的工资，我对此并不甘心，那和我刚出来时的目标相差一半，因为我来之前在村口的墙上看到的公告上说是工资八百块，管吃管住。和我同样不甘心的是我的一个老乡叫红兵，他来这个厂比我还早一些，现在，我在这个厂里都做了近一年了。鉴于此，我和红兵商量着出去找份收入高些的工作，我们利用休息的时间去了附近镇上的一家职介所，掏了十块钱门票进入了招聘专场，后来一家用人单位要搬运工，我们俩去和人家谈，人家看到我们俩的个头还行，就说可以，谈了一下待遇，说了一下工作性质，说是从码头的船上往下搬货的，累是累点儿，但忙就一阵子，不可能每天上班不停地搬货，工资最少也有2000多，我和红兵没有多说什么，便跟着用人单位的两个人坐车去他们公司，准备试工。
本来一切顺顺当当的，但坐车到了关口我们下了车，原因是我和红兵没有边防证，入不了关，我们的工作地在关内码头。于是，在带我们的那个人指示下，我们要一人出八十块钱，他立马可以找人来帮我们办理边防证。我们在关口的一个小商店门口交涉着，等帮我们办证的那个人到来，正准备交钱办证的时候，有几个人围了过来，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找工作，要我拿身份证出来，拿边防证出来，我意识到可能是遇上了便衣，边防证我拿不出来，我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