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国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我站在合唱团的后排，神情肃穆，把自己幻想成五四时期上街奔走的小青年，热血在胸腔翻滚。男生穿草绿色的运动服，女生穿白色短袖和各色短裙，台下是全校的师生，黑压压的一片。歌咏比赛在古旧的郑坊中学礼堂进行。明瓦（玻璃瓦）散射的光线仿佛是时光的灰尘，与粗壮的圆柱、倾斜的房顶、浮动的脸庞，在美声的午后，充盈别样的欢乐和忧伤。指挥是班里的女生，是文艺委员，叫陈震宇，扎一条马尾松，穿纯白的连衣裙。
她娇美，饱满，她挥舞的双手让我想起拍打翅膀的蜻蜓。她那么简洁流畅，让我无由地愉悦——她哺育了我对女性敬慕、审美、衷肠的情感（也许是一生的，尽管那时我才14岁）。班里的女同学似乎都有绰号。尖嘴饶金红，翘嘴刘晨腾，沙溪妈祝小英，鼻涕糊徐华英，老茶壳陈蓝英，抓心李桂梅……陈震宇绰号扁嘴。不过我觉得她嘴巴扁得很可爱，笑起来露出满口石榴牙。
我们虽然在乡间中学就读，但我们男女同学间并没有乡村的羞涩和隔阂。
那年春天，杜鹃花开遍了山野，饶北河的汛期还没有到来，学校组织全校近千师生去二十华里外的九牛水电站春游。有的背锅，有的背面条，浩浩荡荡，像一支行军的队伍，沿灰尘漫天的土公路，溯饶北河而上，开始了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野炊。九牛水电站是一个正在建设的水利工程，河谷有九个巨型石头，像形态各异的水牛，故地名叫九牛。我们在河岸上，用石头架一个土灶，捡拾枯枝，煮面条吃。我记得，一路上，我和王长兴都在耍嘴皮子。他说他英语考了三十五分，他妈妈煮了两个蛋给他吃，表扬他英语进步，因为上一次才考了十七分。
王长兴和我是睡一个铺的。在整个中学时代，我、王长兴、邱世彬、冯献江、徐跃平，都属于铁杆死党。冯献江年龄最小，不爱读书，每天早读，他就去街上用饭票换煎包子吃。家境属我最差，王长兴父亲是华坛山第一批万元户，邱世彬父亲开了私人诊所。中午，我们躺在床上，王长兴给我们讲《书剑恩仇录》，一天讲一章，听得我们课都不想上。他家离我家有五华里，偶尔的星期六晚上，我会徒步去他家玩。有一次，他村里放电影，我提了一大包枣子去看电影。我们一边看电影一边吃，枣子一个不剩。我们住在他家二楼，喝了很多水，引起腹泻。每次下楼上厕所，楼板会蹬得“咯咯”响。
他奶奶问：“你们怎么啦，还不睡，天都快亮了。”我们捂起嘴巴笑。那天晚上，我们各上了七次厕所。他奶奶是个很温和的人，对我十分友善，我隔了一个月没去他家，他奶奶会问王长兴，枫林那个孩子怎么不来玩了呢。
徐跃平是我班上第一个结婚的男同学。他初三转到城镇中学读书，也在那年谈恋爱。读了一年，他退学了。他爸爸叫他读书，他说，读书可以，我要结了婚去读。他爸爸哭笑不得。我读师范的第二年，即1987年冬，他写信给我，说马上要结婚了，希望我去参加他的婚礼。我是班上唯一参加了他婚礼的同学。我骑着自行车，摸黑找到他家。他穿一件乡下裁缝师傅做的西装，神采奕奕。我送给他的结婚礼物是两个脸盆和两幅挂历。之后的二十年，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小镇作为我们的聚合点，也终将成为我们的告别之地。它温暖湿润的气候，带给我们几分妖娆。街道明亮幽深，石板路油亮，烟雨缠绕。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徐远华在县城开了家汽车修理厂。黄志刚当了乡财政所长。徐忠东当了卫生院长。邱世彬自己开矿，当上了老板。汪海峰在深圳发了财。李卿雨当校长。王长兴在公安局上班。符艳英，饶金红在老家教书。杨礼标还在部队里服役。刘晨腾在财政局上班。张国鸿从供销社下岗，在浙江打工。董典东成了石匠师傅。梅东亮在招商局当领导。赖国华在反贪局工作。汪文东1991年考上军校，不知道现在在哪儿。饶金红和徐忠东结婚，是班上“硕果仅存”的一对。全初文嫁到福建晋江，办了一个工厂。汪小荣在厦门安了家。李桂梅嫁给华坛山人，相夫教子。陈震宇、祝小英和我，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我们参加工作后，我经常去她们的工作之地沙溪玩。我们除了同学之情外，还有真挚的朋友情谊。其他同学都没有音讯。
现在，中学的围墙拆了，建了密集的小楼房。校大门建得更高更大。我回老家要经过中学，我只看得到大门。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只听说学校里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少，老师都到城里买房安家。今年四月十八日中午，我哥哥给我打电话，说读初二的杰杰遭同学勒索钱，杰杰不给，就被那个同学用扫把打伤了，手背打裂开，在医院里缝了八针，跟老师反映，老师话也不说，把办公室的门关上，还不让人进。我不认识校长，连名字都不知道。我打听到了校长的电话，我挂了电话过去，说：“我是郑坊中学早期毕业的学生，向你反映一个情况，一个叫傅日杰的初二学生被人打伤了，还在医院里。他是我侄子，希望学校处理一下，安慰一下。”电话里传来一个酒气十足的声音：“我当校长的，怎么会管这些事？”我就把电话挂了。隔了十几分钟，校长打电话给我，说，刚才不知道你是谁，对不住了。他说了许多好话，请求我原谅他。我说，我没有给你提要求，你当校长也太没有责任心，你以为你校长就是山大王，了不起，怪不得郑坊中学年年考试都是全县倒数。
我差不多有十来年没有去郑坊中学了。我的任课老师都调往县城，或已退休。当年他们上我课的时候，都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我的班主任徐声渊老师住在我家对面的小区里，我经常看见他买菜。他戴一副眼镜，弓着背，脸色红润。作为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因为“文化大革命”，命运转弯拐角，大学没有毕业，就回到老家为我们服务，也因为那段经历，他始终没有出现更广大的转机。他为人敦厚，学识渊博，备受我们爱戴。在1980年代，郑坊中学是上饶县的名校，有些教师是全国重点大学下派来的知青，他们带来了文化和视野。那个年代，在郑坊中学毕业的学生，有很多读博士硕士，有几个还出国留学。我们都贪玩，但我们都没有因此而荒废学业。我记忆中的郑坊中学是一所简易的乡村中学，一栋主楼三层，是主教学楼。围着操场建设的是平屋、盖瓦，是初一、初二教师和学生宿舍。操场中间有两棵白杨，冬天的时候，金黄的树叶随风飘摇。宿舍前的梧桐，高大茂密，阔叶翻飞。紧靠公路的是鹅卵石砌的围墙，暗黄色，墙根上附着厚厚的爬墙虎。食堂的右侧有一口冬暖夏凉的水井，青苔密布。我们把水桶扔进井里，嘣的一声，水花溅起，月亮浮上来。
（《青岛文学》2011年第2期）
wwＷ．xiaＯshuo txt**t*xt*小*说*天*堂
第23章 理想者
韩少功
“切”，是南美洲穷苦人民对格瓦拉简短的昵称，也几乎成了相当时期内在他们之间秘密流传的神圣暗语。
这个神圣的暗语生于1928年，是西班牙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年轻时就习惯于独自徒步长旅，结识和了解社会最底层的卑贱者。他所献身的革命游击战在古巴获胜之后，这位卡斯特罗的密友，这位全国土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国家银行行长，因为失望于胜利以后的现实，突然从所有公众场合销声匿迹。
1965年10月，卡斯特罗公布他留下来的一封信，信中只是说：“因为其他国家需要我微薄力量的帮助”，他决定去那些国家重新开始斗争。这位命中注定的“国际公民”，这位被哲学家萨特称为“我们时代完美的人”，后来在刚果和玻利维亚等地的故事，我是从一部录像带里看到的。录像带有些陈旧模糊，制作者显然是一个西方主流派的文化人。在他的镜头下，格瓦拉消瘦苍白，冷漠无情，偏执甚至有些神经质，是一个使观众感到压抑和不安的游击战狂人。即便如此，狂人在雨夜丛林中的饥饿，在群山峻岭中衣衫褴褛的跋涉，在战火中的身先士卒以及最后捐躯时的从容——还有孤独，仍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他流在陌生异乡的鲜血，他被当局砍下来然后送去验证指纹的双手，无疑是照亮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闪电——尽管关于他的录像带，眼下是最滞销的之一。
与格瓦拉同时代的吉拉斯，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理想者。与前者不同的是，吉拉斯不是选择了更左的道路，而是从右的方向开始了新的生命——当时他同样官阶显赫位极人臣，1953年出任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国会议长，是铁托最为器重的同志和兄弟。他的第一本书传入中国，是六十年代中期在部分红卫兵中偷偷翻印和传阅的《新阶级》，与遇罗克的《出身论》同时不胫而走。在我读过的一本油印小册子上，作者当时的译名叫“德热拉斯”。读到他的第二本书则是八十年代了，《不完美的社会》讨论了宗教、帝国主义、现代科技、所有权多样化、暴力革命、民主、中产阶级等等问题，给我的印象，作者对这个世界有清醒的现实感，拒绝相信任何“完美”的社会模式。
他描绘了资本主义正在汲收社会主义（比方社会福利政策），称社会主义也必须汲收资本主义（比方市场经济）。他的很多观点，无异于后来大规模改革的理论导引。
因为发表这些文章，加上因为公开在西方报刊撰文同情匈牙利事变等等，他不但被剥夺了一切职务，而且三度入狱，被指责为革命的罪人。他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后果，不，他是自己选择了通向地狱之路。当他打算与同僚们分道，他满心哀伤和留恋，也不无临难的恐惧。《不完美的社会》中很多论述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段描写历历在目：这是一个旧贵族留下的大别墅里，灯光辉煌，丰盛的晚宴如常进行，留声机里播放着假日音乐。在一群快乐的党政要人里，只有吉拉斯在灯光照不到的暗角里，像突然发作了热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当侍者的老人，眼下在为他的同僚们当侍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拉货或站岗的青年，现在仍然在风雪中饥饿地哆嗦。唯一变化了的，是别墅主人的面孔。他突然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刺心的问题：胜利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夜晚，他来回踱步整整一个夜晚。家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愿用他的想法惊扰家人。但他决定了，决定了自己无可返程的启程。
如果他一直犹豫，该不该放弃自己的高位，该不该公示自己的批判，那么在天将拂晓的那一刻，全部勇敢和果决，注入了他平静的双眼。
欧洲一个极为普通的长夜。
这个长夜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明：同情心，责任感，亲切的回忆，挑战自己的大义大勇，不独为左派专有。这个长夜使所有经过了那个年代的我们羞愧，使我们太多的日子显得空洞而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