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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唐太宗到九成宫去，随行的宫女住在围川县的官舍之中，宰相李靖和王珪也来了，县令就把宫女迁到别处，把官舍让给宰相住。唐太宗知道了很生气地问道：“为什么轻视我的宫人？难道这些人是在此作威作福吗？”准备下令惩罚这个县令。魏征说：“李靖、王珪是朝廷大臣，宫人不过是后宫服役的奴仆。大臣到地方上巡视，县令要向他们请示公事，大臣回到朝廷，皇上也要向他们询问民间疾苦。官舍本当作为接待朝廷大臣的地方，这是合情合理之事，而宫人只不过管理杂物，根本不接待来访客人。如果因此处分县令，将会引起天下人的批评。”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意识到自己太情感用事，就没有处分县令。
到了贞观中期，大臣们觉得唐太宗功绩很大，都怂恿他去泰山封禅，独有魏征上书说：“皇上功劳虽然很大，但百姓受益还不多；现在虽已天下太平，可百姓还不富裕。隋末战争刚过去十年，国家元气还未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去封告泰山，说自己功成业就，恐怕还为时尚早，而且耗费很大，赏赐很多，纵使免于贡奉，也减少不了人民的疾苦。图虚名而受实害，为了什么呢？”唐太宗觉得确是如此，就没有去封禅。
有一次，唐太宗由长安去洛阳的显仁宫，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觉得很气愤。魏征觉得如此下去将不好收拾，便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而人的奢侈欲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将重演。”魏征的这一番话使唐太宗悚然心惊，以后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有一次，魏征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还引用荀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这句垂诫太子，让他永世不忘。
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好的鹞鹰，自己非常喜欢，就把它架在手臂上玩耍，远远地看到魏征来了，十分紧张，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怕魏征看到或是听到。其实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为了不让唐太宗贪恋声色犬马，就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估摸着鹞鹰差不多憋死了，他才离开。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赶忙从怀中取出鹞鹰，拿起一看，早已闷死了。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暗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之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当然，唐太宗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应当杀了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上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唐太宗毕竟是一位明君，他虽然也像常人一样，喜欢听顺耳谀辞，不喜欢听逆耳忠言，但他还是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所以，他对魏征既尊重，又保持着良好的感情。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如果把臣子事君比做女子嫁夫的话，魏征是三嫁犹不是，直到第四嫁才找到了正主，应该算不得“忠臣”和“好女”了，可偏偏魏征名垂千古，不要说在浩若烟海的芸芸官僚中，就是在历代名臣中，他也是名臣之尤，能赶得上他的，恐怕还不是很多，原因何在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位巧忠良臣！说他巧忠，是因为他历事诸主，并不一味地愚忠，为一家一姓乃至一人去无谓地献出生命，但他又不是见风使舵，投机取巧，更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去朝秦暮楚。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有了这个基本准则，他就可以明确自己“择主”的标准，而不是随便摸过一个就奉为神明。从历史事实看，他先事元宝藏，后事李密，再降李渊，又投入窦建德军中，继而被皇太子李建成召为洗马，最后被唐太宗李世民重用，任何一次都不是他主动积极地寻找或是投奔，而是形势所迫。但一旦进入，他又总是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主动地寻找机会，希望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当建议不被采纳或是机会不好时，只能说明他所遇非人，应当别就高明。所以，如果用“忠”字来概括他的前朝经历，他是“大忠”，而不是“小忠”。这一点，在他对待其旧主人的态度上也极其明确地表现出来，他在为李密写的墓志铭中，决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决不抱怨李密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而是充分肯定了李密的英雄本色，对他表示尊重，寄予了同情。
说他是良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既使自己赢得了名声，又使君主获得了声誉，还使国家人民得到了好处。他在进谏之时，不仅不为自己的实际利益乃至性命考虑，也不为自己的名誉考虑，实实在在，有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苟且偷安、沽名钓誉与他无涉。所进之言，皆于国于民有利，动机与效果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因而成全了君、臣的名声，造福了国家人民，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尊敬和赞扬，故称之为良臣。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恐怕是最善于纳谏的封建帝王之一，魏征也是最善于进谏和敢于进谏的名臣之一，两者相互促成，相互依存，无唐太宗便无魏征，无魏征也难得唐太宗。君臣二人，可谓明君与贤相的典范。
10不通权术的千古名人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伟人苏轼对他弟弟苏辙说过的一句话，用这句话来描述苏轼的一生，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充满了阴谋和鲜血，但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如果历史全让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占去了，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延续下来。
在“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四川眉州，宋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6年），城内苏家诞生了一个婴儿，其父苏洵抱过婴儿，忽见婴儿背上赫然生着一颗黑痣，惊喜地对夫人说：“夫人，你看孩子背上的这颗黑痣，生在正中，犹如太空中的星斗，兆应才华横溢，如江水浩荡，不纳浊流，日后必可成材，充当国家的栋梁。”待苏洵仔细观察孩子的面部，又不禁心头一沉，但见天庭饱满，鼻如悬胆，尤其是一双眼睛，犹如两泓山泉一般，神采飞扬而又清澈见底。苏洵好久才对夫人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不通机变，日久必定遭人口舌之诬，一生恐怕多有磨难。”
这也许是后人附会吧，但无论如何，苏洵的话准确地预见了这孩子的一生。这个孩子，就是北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苏轼。
苏轼自幼极其聪敏，不仅博学多才，对于人情世故，也能触类旁通。十一岁时，他应父命作了一篇《黠鼠赋》，极富说明力，兹摘录如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囊中空，嘐嘐聱聱，声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何为声，岂为鬼耶？”覆反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于处女，乌在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无失色于破釜；能缚猛虎，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
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从这篇幼年的文章里可以看出，苏轼绝非一个死板迂腐的学究，对于世态人情，乃至于从世态人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苏轼是深有心得的。因此，当苏轼踏上官场以后，他不是不懂“为官之道”，而是把官场看得太透，把那些争名逐利之辈看得太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心态苏轼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就是苏轼决不同流合污，只是为国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去屈就阿附。
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的论文获得了欧阳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赞赏，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并言辞铿锵，文气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审卷官们惊喜不已。欧阳修见卷独占鳌头，便想评为第一，但又怕这卷子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评为第一会被人猜说，就判为第二，等开三苏石刻像
了封，才知是苏轼的试卷。在礼部进行的口试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第一名。
后来，欧阳修在读苏轼的感谢信时，十分感慨地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当世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当时，欧阳修文名满天下，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也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成语，也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历任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苏轼在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旧党是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