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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考叔派五百士兵迅速挖好了隧道，并在地道里盖好了房子。一面把姜氏接进去，一面请庄公从地道的另一边进来。母子相见，抱头痛哭，相互原谅了。在隧道内，庄公赋诗道：“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出了隧道以后，姜氏赋诗道：“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从此，他们母子之间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的和睦亲爱。至此，庄公又赢得了孝子的美名。
郑庄公到底是不是真的道德楷模，看看他后来做的两件事，就更加清楚了。
郑庄公因忙于自己的事务，很长时间没有去洛邑了，忽然听说周平王有不用他做朝廷卿士的意思，就赶忙跑到洛邑，去向周平王辞职，说自己本来没有什么能力，只是靠祖上对王室的忠诚，才被收留在朝廷里当差，这回希望能准许辞职。周平王本打算用虢公忌父当卿士，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给郑庄公来了这么一手，弄得周平王十分难堪，矢口否认有过更换卿士的打算。越是否认，郑庄公就越是说自己的能力赶不上虢公忌父，弄得周平王差点给郑庄公下跪。后来，周平王实在没有办法，就说如果怕他不相信郑庄公，就让自己的儿子太子狐到郑国去做抵押。平王的臣下们觉得让太子做抵押也太不公平了，但又害怕郑庄公，就提出让平王和庄公的儿子相互交换做人质，郑庄公就答应了。
太子做人质，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次，这使周朝的脸面荡然无存。臣下质押君主的儿子，更是大逆不道的事，由此可见庄公的真实面目。
周平王死后，太子狐从郑国回到洛邑，他本体弱，又兼悲伤过度，不久就死了，就立太子狐的儿子、周平王的孙子做天王，即周桓王。不料周桓王十分强硬，他看不惯庄公的骄横，一上台就想撤掉他的卿士。庄公知道了这件事，就派人割掉了王室的麦子，肆意挑衅，虽使关系变得紧张，但由于周天王的忍让，到底没有爆发战争。过了几年，周桓王干脆免掉了郑庄公的左卿士，任命了虢公，庄公无奈。不过周桓王也是得寸进尺，又用不属于自己的十二个邑换取了郑庄公的四个邑，使郑国白白地丢了四个邑。由于庄公不再去朝见周桓王，桓王就率领陈、蔡、卫等国家的军队前来讨伐。按照从商代以来形成的阵法，周军按左中右三军列阵，中军由周桓王率领，是主力军，左右两军起配合掩护的作用。而郑国的子之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阵法的新阵法，他把主力放在左右方阵即左右军上，把中军摆在两方阵靠后，战车靠前，步兵靠后，意图先打垮敌人的左右两翼，再包围中军。子之还主张先出击周军的右翼陈军，因为陈国正处动乱之中，士气不高，必定一击即溃。战事完全按照子之的预料发展，陈军败退后，右翼的虢军也相继败逃，中军被紧紧围住，郑国的祝聃一箭射中了桓王的肩膀，周军大败。祝聃还要追击，郑庄公因为是被迫应战，就没有同意。
当晚，郑庄公派人去慰问周桓王的伤势和周军将士，愿意同周桓王及诸侯和好。至此，周天王“受天有大命”、“辅有四方”的牌子就被彻底打掉了。周天王不仅名存实亡，现在连名也不存了。
太子做人质和射王中肩这两件事都是庄公干的，在当时看来都是违背人臣之礼乃至大逆不道的。他这样做是否出于历史的必然或者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依当时的观念看来确实是不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郑庄公不是一个仁义之人，则确定无疑。
庄公在对待他弟弟反叛的态度上是极其令人深思的。庄公知道他的母亲和弟弟怀有二心，但完全可以极早地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用不着置人于死地。不过，庄公也十分清楚，一天不彻底除掉弟弟，他的心里就一天不得安宁，因为他的弟弟迟早要反，况且经常采取严厉的措施，还会给自己招致不仁的恶名，不如设法一次斩草除根。因此，庄公一步步地把他的弟弟诱向反叛，而且又全在他的把握之中。在这全过程中，他显得十分“仁厚”，乃至大臣们都为他着急。
为了权力，不顾手足之情，不顾母子之情，既除掉了弟弟，又放逐了母亲，这就是所谓的“仁者”；在具体的过程中，庄公深藏不露，欲扬先抑，欲擒故纵，采取“欲噬者爪缩，将飞者翼伏”的阴险策略，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就是忍术。
在中国历史上，杀人必冠以名目，杀之有名，使被杀者无怨言，使旁观者无谤言，已成为一条通行的历史经验。如果认真地分析这些杀人者和被杀者，我们也许会被深深地震撼，权力欲望与人性的搏斗是多么残酷，怎样才能限制人的权力欲望，怎样才能发展人的正常人性，恐怕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课题。
8只善谋国、不善谋家的一代名臣
忠与奸，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易混淆的，但在有的时候却很难区分。说他奸，他却是全心全意地为国家社稷着想，乃至为某一姓一族效力，不论从哪一层意义上讲，都应当算作忠臣；但说他忠，他却又大权独揽，往往逾越了人臣之礼，实在是大奸有余。其实，这并非做人自相矛盾，而是封建专制观念给人设定了这么一个进退两难、左右不得的尴尬处境。
西汉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的著名权臣霍光就应算是这类人物。看看霍光的一生经历及身后诸事，对我们理解历史，理解现实，都有很多好处。
霍光在意愿上想做忠臣，但却往往做出一些奸臣的事来，有些并不是霍光的错，而是封建正统观念给人设定了一个两难的处境：家与国的统一与背离。在一定情况下，家与国是统一的，忠于皇帝一家，就是忠于国家人民；但在很多情况下，家与国是背离的，这就出现了上述的矛盾。在宦海之中，霍光并不以功业胜，但他生前身后的遭际，却是极具特色，看看霍光，你会觉得在某些方面或许是意味深长的！
在中国历史上，秦皇汉武与唐宗宋祖并称，这几位皇帝，不论文治还是武功，确实都有其不容埋没之处。就拿汉武帝刘彻来说，他弭除边患，开疆拓土，制定礼乐，兴倡儒术，确是一位英明的天子。但汉武帝晚年奉仙信巫，屡次东游，企望得遇神仙，并因此闭塞视听，使太子刘据被迫造反，弄得皇后自杀，太子自缢，宫廷多为鬼魅，给宫廷乃至国家人民带来了灾难。在继承人问题上，武帝处理得并不出色。刘据自缢以后，武帝尚有三子，其中最受武帝喜爱的是钩弋夫人所生的少子弗陵。弗陵长相性格均很像武帝，武帝就准备让弗陵即位。但他恐怕主少母壮，将来必定会干预朝政，为了免蹈刘邦时期吕雉专权的覆辙，武帝先处死了钩弋夫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选择辅佐少主的顾命大臣了。
经过千思霍光
万虑，觉得眼前只有两人忠诚可靠，足以嘱托大事，一是奉车都尉霍光，一是侍中驸马都尉金日。只是金日是胡人出身，恐怕难以服众，不如把这意思先告诉霍光，让他预先知道这件事，好作思想上的准备。于是，武帝特让小黄门绘成一幅图画。找了个机会，把这幅图画赐给了霍光。
霍光是汉代著名的军事家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先是由霍去病带入都城，从郎官做起，陆续升官至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在宫禁供职二十多年，从来都是小心谨慎，没有过什么过失，所以深得武帝的信任。这次承蒙皇帝赐图，拜受回家，打开一看，是周公负扆图，便知道是武帝想让自己像周朝的周公辅佐少主成王一样辅佐将来的小皇帝。这是皇上对自己的巨大信任，既不便推辞，又不能公开宣扬，只能默默地接受，等将来少主登基时再说。
武帝见霍光并未奉还周公负扆图，也感到欣慰。又过了一年，武帝因游五祚宫感风寒而病，自知不能再起，便传召霍光。霍光问道：“陛下倘有不测，究立何人为嗣？”武帝说：“你难道不知道以前我送给你的图画的意思吗？我已决定立少子为嗣，你就做汉朝的周公吧！”霍光慌忙说：“我不如金日合适。”此时金日正好在旁边，立刻回答说：“我是外国人，如果辅佐幼主，那比霍光可差远了！”武帝说：“我知道你们两人一向恭敬谨慎，忠厚可靠，就听我的顾命吧！”武帝又颁出诏书，立少子弗陵为太子，进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与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五人一起辅政。武帝传授顾命的第二天，就驾崩于五柞宫。
在这五位顾命大臣之中，除上官桀外，其余四名都是很有名的老臣，唯有上官桀的发迹，有些特殊。上官桀是由羽林期门郎升至未央厩令，替皇上喂养管理宫廷马匹，他见武帝经常到马厩看马，就把马喂得格外肥壮。恰逢武帝生病，好多日不到马厩中去，上官桀就懈怠了，马逐渐地瘦下去。等武帝来到马厩一看，十分生气地对上官桀说：“你以为我再也看不到马了吗？”上官桀慌忙向武帝叩头说：“臣闻圣体不安，日夕忧惧，所以无心喂马，乞陛下恕罪。”武帝却以为他忠诚，不但将他免罪，还提升为骑都尉，后因捕人有功，又升为太仆。上官桀的为人，由此可见一斑，他日后的结果，也是由他的性格所决定的。
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当时才八岁，朝中的大小事宜，全由顾命大臣的领袖霍光主持。霍光也可谓恭谨忠诚，为防不测，就搬进殿中居住，走到什么地方，坐在什么地方，都有一定之规，不敢稍有改动。因此，虽然昭帝年幼，国家倒也太平。
由于昭帝母亲已被汉武帝处死，霍光考虑到宫中的其他妃嫔都不可靠，昭帝的饮食起居无人照料，就把昭帝的大姐鄂邑公主召进宫去，加封为盖长公主，让她日夕伴驾照料。谁知过了几个晚上，半夜里忽然有人跑到霍光那里报告，说是殿中有怪异出现。霍光正和衣而卧，闻报急忙起身，来到殿中。霍光认为殿中御玺最为重要，急忙把掌管御玺的尚符玺郎召来，向他要玺。尚符玺郎不给，霍光来不及细说，就要向他怀中夺取玉玺，尚符玺郎按住剑说：“臣职所在，宁死不肯私交！”说完，就退了下去。霍光命令殿上不得胡乱喊叫，违令者斩，等到天明，也没有什么怪异。到了上朝，霍光承制下诏，加尚符玺郎俸禄二等，并说：“你能如此守住御玺，我还有什么担心的呢？”自此以后，大家都佩服霍光的公正无私。
不久，燕王刘旦等人谋反。燕王刘旦与广陵王刘胥，都是昭帝的哥哥。刘旦虽然有学问，但性子过于傲慢，刘胥勇武，但过于爱好游猎，所以武帝没让他们继承帝位。当武帝驾崩的消息传到刘旦那里时，他并不悲痛，而是对旁边的人说：“这书信太小，恐怕说不尽话，难道是朝廷上有变故吗？”于是一面托言探丧，一面了解朝廷的情况，等得知鄂邑公主也已入宫后，就说未见遗嘱，恐立嗣有诈。于是，刘旦派使臣向昭帝请求在各个诸侯封国建武帝庙，霍光敏锐地觉察到刘旦可能有别的企图，没有同意，只是给刘旦、刘胥和盖长公主加了封地。刘旦却傲慢地说：“按照长幼顺序我应当为天子，还用得着别人赏赐我什么东西吗？”当时就与中山哀王之子刘长，齐孝王之孙刘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