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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日期，大抵在九月二十日之前，因为他在九月二十日有一份“急密译”电报，从于都发给瑞金“周副主席”，亦即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毛泽东到了于都，在他的住处召集过两个座谈会，一个是工人（铁匠、木匠、缝纫匠、篾匠）和贫雇农座谈会，一个是区、乡、村干部座谈会。他确实在做“指导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就在这时，正在瑞金云石山的张闻天，从军用电话里听见从于都传来的急促的声音：“毛主席病了！发高烧！赶紧派医生来！”电话是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打来的。这一回，毛泽东真的病了，病得很重，发高烧到四十摄氏度！他的十七岁的卫生员钟福昌慌了手脚。张闻天马上通知瑞金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一听毛泽东病重，心急如火燎。
这位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受毛泽东的影响，投奔了红军。他以罕见的方式加入红军——坐在轿子里，从汀州抬往瑞金，轿后跟着一群挑夫，抬着八口大箱！这位“大知识分子”不会走远路，又不会骑马，所以只得坐轿子。至于那八口大箱，里面装的是药品、医疗器械、显微镜、X光机。
他在瑞金办起了中央红色医院，当上了院长。这一回，他要从瑞金赶往于都，临时叫不到轿子，只得骑骡子。他从未骑过骡子，警卫员扶他上骡，然后骑马在侧，随时照料他。他在骡背上紧张极了，出了一身汗。慢慢地走了两三个钟头，他这才算是习惯了，学会了“驾骡术”。傅连暲连夜赶路。第二天又赶了一天。直到傍晚时分，终于赶到于都城。傅连暲顾不上路途劳累，直奔毛泽东床前，一摸前额，滚烫！量一下体温，四十一摄氏度！“已经三天不吃东西，只喝一点米汤。”警卫员吴吉清告诉傅大夫。傅连暲断定是恶性疟疾复发，给毛泽东服了加倍剂量的奎宁。“傅医生，我限你三天治好！”毛泽东虽然病重，但仍不失幽默。
傅连暲日夜守候在床侧。第二天，体温降为四十摄氏度。毛泽东在沉睡中度过。第三天，一量体温，三十七摄氏度，正常了！“傅医生，你是‘红色华佗’，果真三天把我治好！”毛泽东坐了起来，大口地吃饭。他总算又一次渡过了危机。就在毛泽东离开红都瑞金的那些日子里，就在毛泽东生病的那些日子里，博古和李德作出了关于红军和中央苏区命运的重大决策……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三人团”决策西征 1
鸭子一只一只消失了。那是专为李德饲养的鸭子，整天在他住房附近的水稻田里嬉戏着。当最后的一只鸭子由李德新娶的中国妻子萧月华做成香酥鸭，成为李德餐桌上的美肴时，这已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
这是载入史册的日子：在这天，中革军委发出第五号命令，各路红军从第一集中点开始移动；在这天，中国工农红军发布《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在这天，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布《关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所谓“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是一种障眼法。因为七月七日派出的寻维洲、粟裕所率的红七军团，是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出发东征、北上的。这一回，用了“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其实，这次出发的不是“先遣队”，而是主力红军；不是东征、北上，而是西征！这一天，被史学家认为是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起始之日。长征，毕竟不像运动员赛跑。赛跑可以用发令枪发出啪的一声响作为起步时间，而一个大兵团不可能在同一刹那起步。于是，关于长征的起始之日，也就引起一番争论。“十月十日”之说，是其中的一种说法，是比较流行、得到较多人认可的说法。此外，还有五种说法，即“十二日”、“十六日”、“十八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之说。主张“十二日”之说，是因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这一天发出《关于野战军全部行动日程推迟一天执行的通知》：“林聂、彭杨、董朱、周黄、罗蔡、罗邓［指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五军团董振堂、朱瑞，八军团周昆、黄臻，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中央纵队罗迈（李维汉）、邓发。这也就是长征开始时红军队伍的阵营——引者注］：因三军团集中到第二集中地须十五日早始能到达，因此，各军团及中央纵队（即军委第二纵队）接到军委十号之行动计划日程路线，应将该表现定野战军全部行动日程按日推迟一天执行，但中央纵队仍于今十二号晚行动。”中央纵队仍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所在的部队，既然于“十二号晚行动”，应当视为长征起始之日。“十六日”之说，是因为担任前卫的红一军团于这一天开始行动。
主张此说者，认为长征应以前卫行动之日起算。“十八日”之说，主张此说者以毛泽东的行动为长征的标志——毛泽东于这天下午六时从于都北门出发，走过东门浮桥。此说最盛于“文革”期间。“二十一日”之说，以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发起总攻为标志。因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二十日上午十时，下达了《关于对敌总攻击改在二十一日夜进行并各军加强侦察等工作的指示》。“二十二日”之说，则是红军于此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第一道封锁线。以上六种关于红军长征起始之日的争论，所争论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以什么作为长征起始的标准。当然，采用“模糊数学”的手法，称之“十月中旬”甚至“十月”，也就回避了争论。眼下许多史著，往往用这样笼统的时间。“长征”是后来才有的名词。在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并不知道未来的“转移”之路有多长，谁都未曾想过这一走竟走了二万五千里！那时对外公开的说法，是“北上抗日”；内部的说法，叫做“西征”。至于国民党，则用贬义之词称之为“共匪西窜”。后来，贵阳的羽高书店便曾出版过胡羽高著，以国民党的视角记述红军长征的书，书名就叫做《共匪西窜记》。
此时此际，李德成了大忙人，因为关于西征的计划，是他草拟的。如他在《中国纪事》中所写及的：“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八月至十月的新季度计划。这个计划像第一个季度计划一样，由周恩来重新加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讨论通过，并把它的大概内容通过上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从他的这一段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已成为参与中共决策的重要人物——因为他已是“三人团”中的一个。此时的“三人团”，已不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那个“三人团”了。那是在一九三四年夏天，为了准备“转移”和把权力高度集中，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这么一来，李德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红军最高统帅，成为了中共最高领导“三驾马车”之一。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三人团”决策西征 2
自广昌败北之后，红军节节败退，失去中央苏区已成定局。不过，在红军主力西征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谁留，谁走，凡高级干部，由“三人团”定；中级干部，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三人团”批准。政府的留守中级干部，便是由张闻天提出名单，呈报“三人团”的。随主力西征，固然也艰险重重，但是留下来显然要冒更大风险，甚至于生死难卜。因为主力转移之后，几十万国民党大军便要猛扑过来，而留守的部队只有一万六千余人（内中大部分是地方部队），还有一万多受伤病员。“三人团”的目光，扫过中共高级干部名单，思索着该把谁留下来。第一个被提名留下的是项英（项英后来牺牲于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首脑，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当项英得知这一任命时，表示坚决服从。项英又一次表现了他的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在危难之际接受重任，就这一点来说，项英是好样的。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八月底在兴国前线受伤，坐骨碎裂，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当时，医疗器械已经装箱。十月九日，陈毅在医院里给周恩来写信，希望能够给他动手术。周恩来立即嘱令卫生部长贺诚去红军医院，把已经装箱的医疗器械取出，派两名医生给陈毅动了手术。术后翌日，周恩来前往医院探望陈毅，并将“三人团”决定把他留下的消息告诉了他。当瞿秋白被列入留守名单时，周恩来希望博古再郑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留下瞿秋白。虽说留下瞿秋白的理由，是因为他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其实，一年前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不言而喻，是把病弱的瞿秋白留下的真正的原因。张闻天也曾回忆：“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于是否要把毛泽东列入留守名单，曾有小说详细写及“三人团”中博古、李德坚持留下毛而周恩来坚决反对的情节，但现存的史料中似乎并无这样的记载。小说家显然是揣摩了博古、李德、周恩来这“三驾马车”对毛泽东的不同态度后写出来的。
“三人团”最后决定的名单是：
留下的中央局，有项英、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五个人。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他们的分工是：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为中央办事处主任，贺昌为军区政治部主任。
临行之前，李德和项英作了彻夜长谈。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
十月十六日晚上，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此我同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央纵队像所有的长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顾及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
他们谈及了毛泽东。李德是这么说及当时的情景：
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自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