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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确实有着非凡的影响力，他具有尼克松所拥有的同样的优点：站在未来高度，审视当代的领袖们。尼克松尤其欣赏３０年代的戴高乐，他当时不过是法国军队中的一名中校，却能预测到战争性质的变化。内燃机的发明将会改变按部就班的战略，戴高乐在他的《未来的军队》中写道，“这个机器将改变我们的命运。”在争论马其诺防线是否会有效地阻止德国进攻法国时，戴高乐是孤立的，然而不到十年，历史就证明了戴高乐的正确。戴高乐给尼克松灌输了这样的信念：一位领袖，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白宫里都必须把智慧和天才结合起来，以取得科学的预见。
戴高乐帮助尼克松看到了人们不仅有物质需求，他们还有更高的要求。领导者如果把群众号召起来，就会引起革命性变革。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下，他经常引用戴高乐在法国抵抗运动时的那句话，“如果没有伟大之处，法国将不能称为法国。”像戴高乐一样，尼克松也是位狂热爱国者，他想赋予美国以更高的理想。１９６９年他就职时曾说，“我们鼓起勇气去创造伟大。”１９７２年他再度竞选时，曾号召美国人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虽然尼克松不能以戴高乐的方式鼓舞人们，但是在探索他自己和美国如何达到崇高的目标上，作为一位总统，他扩大了实现目标的视野。
模仿像戴高乐这样的欧洲领导人也有不足之处，有时也许会闹出笑话。一天白宫的卫兵们穿着尼克松指定的统一服装进行操练，以示庄重，但看上去就像理想国中的国王卫队。记者们看到此情此景不禁哄堂大笑，尼克松不得不迅速离开现场。制服没被送到史密森博物院，而是捐给了大学的礼仪队。可能还是吉尔伯特＆沙利文品牌呢，谁知道呢？芽
另外一个严重的过失就是尼克松实行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管理方法。戴高乐孤芳自赏，独断独行。“这个国家，唯我独尊。”路易十四曾经这么说过，戴高乐也会这样说。当他代表人民讲话时，他对与他们融合在一起不感兴趣。他不大关注政界人士、新闻界人士或其他有识之士。他自大自负，这不是几个世纪前法兰西的传统，也不是现代的拿破仑的传统，他不会轻易改掉他性格的这一面。人们很难想象像戴高乐这样的领袖会在英、美受欢迎，因为他缺乏民主气质。
对尼克松来说，效仿戴高乐只能使他更加暴露缺陷。尼克松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是一位孤独的人，性格内向，很腼腆。他喜欢独立思考或者与亨利·基辛格这样的伙伴一起工作。他不欣赏政治的喧嚣，实际上他也没有深入到民主的领导艺术中去。尼克松远离争议，从来不致力搞个人关系网，而是恪守正统的民主政治传统。他坚信行使权力与实际领导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但是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它们又是不同的。我们在下一章将详细地解释这一点，因为它是尼克松最后失败的根源所在。
这里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历史是领导人的无价之宝。人们应该聪明地借鉴历史，尼克松当然从总统职位上学到了许多，如果不把戴高乐当作自己的榜样，而能向代表美国最好的总统的特迪·罗斯福、威尔逊、艾森豪威尔学习的话，尼克松的政治生涯会走得更远。他敬仰他们，但他却选择以戴高乐为榜样，这真是幸事中的不幸。
理查德·尼克松２瑕不掩玉（4）
保持神秘感
戴高乐把自己包装在神秘面纱之下，迷倒了尼克松。他的秘密到底在哪里？领导人怎样才能让普通人成为自己的忠实信徒？这对尼克松来说极具诱惑力，尼克松仔细研究戴高乐，直到他心目中的这位英雄去世后，他才在戴高乐１９３２年在法国军事学院做的一系列讲演中找到了部分答案。那时的戴高乐还未成名。这些讲演部分被编辑成书，名为《利剑之刃》，该书是珍品，在美国很难找到，尼克松称之为“领导手册”，至今我还把部分章节推荐给学生。
戴高乐认为领导者“在下属面前必须显示出自信心，必须维护自己的权威。……当然，有些人骨子里就散发出权威，有人说那是与生俱来的，那权威就像液体在自动流淌出来，却很难说出它到底包含着什么。”戴高乐解释道，“权威高于职位、军衔所带来的权力，权威来自于别人对你的尊敬、对你的爱戴，它的影响力十分巨大。”
戴高乐认为，为了获得这种权威，领导者不仅要具备伟大的品格，他还必须与公众保持距离。“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没有神秘感也就没有了威望，因为人们一旦对你熟悉起来，敬慕就会消失。所有的宗教都有自己的教堂，对于自己亲人来说谁都不是英雄。”戴高乐并没有象其他的政客那样，塑造一个虚假的自我，而是努力在公众与真实的自我面前加大距离，从而提高了他在公众面前的知名度，这一切做得那么真实，因此增加了他的个人魅力。
如果哪位美国领导人效仿戴高乐过了头，他就不能成为好的榜样。尼克松告诉我，他是多么希望能够以戴高乐的方式召开新闻发布会：一年两次站在爱丽舍宫里，在水晶吊灯下面，面对着千余名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戴高乐身着军装，可以就他自己喜欢的问题单独谈上２０多分钟，然后回答问题。问题最多不超过三个，而且是他的新闻办公室事先安排好的，然后他就可以大模大样地离开房间。我想美国有半打儿总统喜欢这样的风范，特别是尼克松、卡特、布什。但是尼克松却说：“这样做不对。”
没有一个美国领导人愿意像戴高乐那样过隐居的生活，从互相谦让的民主政治中退出来。戴高乐有如下精辟的观点：他认为领导人对自己要有保留，应该给自己充分的空间并有时间思考，保留大部分的隐私。领袖不一定要在公众面前制造或展示一个虚假的自我，谁自欺欺人，谁就会倒台。领导人必须真实地面对人民，就像他真实地面对自己一样。
孤独的人往往需要思考的空间，尼克松有时白天会躲进寂静的书房，通常是在老办公楼里或者在白宫驻地楼上的书房里，远离椭圆形办公室的繁忙事务和拘泥的礼节，这样做他可以有机会去思考、书写材料并对当天的事情作出决策。我们曾经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劝说年轻而且风华正茂的克林顿划出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他这样做了之后，发现做事更有效率。
必须承认，尼克松躲在老办公楼里时，也浪费了大量时间。他不是在思考，而是给霍尔德曼打电话叫他来闲谈，一谈就是四个小时或者更长，或者就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给他的下属下几道长达几页的指令（我认为最有趣的就是霍尔德曼给白宫副官传达的一份备忘录，是尼克松的指示：“总统希望保龄球员能够前来，陪尼克松夫人和女儿翠西打保龄球，越快越好。”）。但是仍然不容怀疑，那些远离政务的时光使尼克松做出了他任职期间意义深远的决策。
从尼克松身上我了解到总统获得私人空间，可以使其大受其益。在今天的疗养政治中，政治领袖们有一种冲动，他们要在电视上表达内心的感受。我们对他们了解得太多了，他们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克林顿在音乐电视上告诉我们有关于他内裤的事，这已经达到底线。许多人会告诉我们他们婚姻的原动力、他们子女的问题，以及当他们失去自己兄弟姐妹时内心受到的痛楚。选民们应该认清并评估他们所选举的人的品质。可是电视上，政客们对其生活夸夸其谈，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应该象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里根那样，保全和捍卫神圣的自我。
尼克松欣赏这一点，不喜欢作为总统而过多地抛头露面。他要确保无论是助手还是新闻界都不能打探到他的私生活。他的妻子帕特从来没有想要成为公众人物，她也从未这样做过。他的两个女儿朱莉和翠西在他当选总统后，都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但她们都没有成为名人。就像克林顿成功地把保护外衣穿在了切尔西身上一样，尼克松对他的女儿也是这么做的。每个人都从中受益。
自从在电视上发表了有关财政演讲的那个晚上，尼克松认识到了黄金时段的电视威力。与其他总统相比，他在电视上出现在黄金时段的次数要多一些，６年内共有３２次讲演和新闻发布会。他非常聪明地认识到不应过多地抛头露面，他告诉我说：“在电视黄金时段露面，每年不应超过４次，但每一次都要奏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尼克松说克林顿在公共场合露面过多了，大大降低了他的效力。他的观众在关掉电视。对于尼克松而言，领导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留有悬念，这样人们就非常想知道他就某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当然他不能完全预见未来，也不应该嗦嗦。
在外交事务中创造出神秘的气氛也十分重要。鲍勃·霍尔德曼在他的论文集中写到：一天，他们在海滩上散步，尼克松谈及国际政治中的“狂人理论”，即如果其他的民族认为尼克松很强硬、爱报复，甚至有点疯狂的话，他们就不会挡住美国的路。谁知道他下一个要打击谁呢？传记作者琼·霍夫广泛地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却很难找到支持霍尔德曼的观点的理论。但是作为下属，我们了解尼克松有时故意做出一连串儿古怪的行为或者发出一些危险信号，好让对手失去警觉。
有时我们觉得他做过了头。１９７２年圣诞节，越南和平局面几乎已定局，可尼克松这时非常残忍地命令空袭越南海防港，致使群众上街游行，新闻界强烈抗议。这次空袭的时间过长，我们也担心这样会令无辜的人丧生，也许会断送和平的机会。难道总统的行经已经过头了吗？但是后来证实我们错了，尼克松的强硬政策使北越回到谈判桌上来。我渐渐地懂得，铁的手腕无论于内、于外都奏效。
这里我们并不是要推崇政治领袖要在内在气质上有癫狂的一面，但是国家需要有这样的总统。有一个象尼克松这样的总统有其价值所在，尼克松以好斗著称，如果受到侵犯时，他能举起武器还击。里根命令对利比亚轰炸之后，恐怖分子的头子艾尔·卡扎菲收敛了许多；布什对萨达姆·侯塞因进行军事打击后，尽管他仍然当政，但他不敢肆无忌惮地侵犯邻国了；克林顿对巴基斯坦和苏丹空袭后，恐怖分子似乎销声匿迹。这些美国总统，包括尼克松在内，都认识到在世界上的一些突发事件中，美国人态度模棱两可，亦有助于和平。许多年来，中国大陆和台湾一直未通过海峡相互攻击，它们不完全清楚美国人对此的反应是什么。
近年来，有些批评家如奥利弗·斯通紧紧抓住尼克松不可捉摸的本性，把他说成一个酒鬼、变态的自大狂，对世界产生了消极影响。他们所说的这些是不公平的。保持自身的神秘感能平添一份力量，并不是缺点。我所认识的尼克松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运用这份神秘，而且总体上加强了长期的和平。
理查德·尼克松２瑕不掩玉（5）
才华横溢
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