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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７岁起便投入耗费精力的政治竞选大战中，多年来马不停蹄地征战，没有喘息的时间。他曾思忖着，自己可能像生父和偶像肯尼迪一样英年早逝，因此他急于把事业之杯斟满，一饮而尽，并没有细斟慢酌，将酒杯从唇边移开，细细品味一下那饮酒的自我。
总统这个职务也许有些特别：凡是倾尽毕生精力孜孜追求最后得到的人，更不容易在这一职位上取得成功。尼克松和克林顿的经历都说明了这一点。克林顿入主白宫之初，自我意识还不成熟。他没有向权力系统内部的人寻求指导，而是从外部大环境中寻求各种暗示。他的一生都在依靠语言的艺术避开各种麻烦，而不是主动出击战胜麻烦。他已经形成一种幻觉，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偶尔口才失灵，他生命中的女人们，比如他的母亲、希拉里和其他女人也会救他虎口脱险。
一个政客需要野心才能爬上政治的阶梯，克林顿有足够的野心，他和希拉里一心想要扮演罗斯福夫妇的角色，可是他从未经历过罗斯福的苦难。七年的在野生活把罗斯福由王子锤炼成铁人，像克林顿一样，罗斯福野心勃勃，不同的是，他克服了自恋欲。而克林顿还没有完全超越自恋情结，在善于讨得别人欢心的同时，他也把太多的人视作自己前进的工具。他和妻子两人都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正义感，认定了他们肩负着一种正义造福的使命，并因此被上帝赋予各种特权。既然他们的事业如此之纯洁，怎么会有人怀疑他们的动机呢？他甚至让白宫官员们感到克氏夫妇任用他们是对他们的恩宠。
大卫·马里尼斯指出：从８０年代晚期开始，克林顿就把机遇和责任两种观念融为一体，即：政府应该保证人人有均等的机会，同时个人也有责任好好地利用机会。“不过，克林顿本人的历史表明，对自己的全部行为负‘完全的责任’，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都不是他的强项。可作为佐证的例子大大小小，涉及他生活的各方面。”
既然他对工作和生活中出现的错误能够不负责任，他当然也会粉饰掩盖错误。１９９９年秋的《纽约时报》上，小唐·范·纳塔使用了“加击”一词来巧妙暗示了克林顿的执政生涯。这一比喻立即受到新闻界的青睐，它确实抓住了克林顿工作方式的一个侧面。高尔夫球手由于击球不好，球飞出了场地，特允许再多打一次，称为“加击球”，加击常常被看成是给业务球手的鼓励球。克林顿如果第一个球斜飞进入树林中，他要加击了，这样做名声不太好。杰拉德·福特和杰克·尼古拉斯曾在科罗拉多同克林顿一起打高尔夫球，赛后，克林顿向新闻界宣称他得到了很可观的８０分。据鲍勃·伍德沃德说，当时愤怒的尼古拉斯对福特小声报怨：“他得的８０分中有５０分是加击球得的。”在游戏中打加击球也许不算什么，在政治生活中也打加击球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一切都无关紧要，就很容易隔断和忘记昨天发生的一切，而认为只有今天才是最重要的。
连克林顿的敌人也说，比尔·克林顿不是坏人。事实上，他多数时候是一个非常善良和热情的人，他想要改善他人的生活。但是他在事业上一直匆匆忙忙，没有时间去沉淀和充实自己的心理世界。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帮助别人，却从来没有时间让别人帮助他。在莱温斯基丑闻的恶果威胁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他才向牧师顾问们求救。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正在改变自己趋向于圆滑，他也许能够最终完成政治生活上的心灵改造，也许有一天他能获得吉米·卡特那样的内在的雅量。
但是这种救赎在他的总统生涯蒙羞之后很长时间才能到来。亨利·亚当斯曾经写到总统领导艺术的真谛：“紧握轮盘，认准航向，寻找停靠港口。”克林顿已经握紧了轮盘，只因他缺乏心灵上的指南，而丧失了明确的方向和港口。
竞选式思维
内心没有航向让他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他正在艰苦地建立一个航标。他每年的国情咨文讲话都要罗列五六十项新措施，但他自己也不清楚哪些项目真正重要。他不是选择好两三个中心目标然后努力实现它们，而是根据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目标。
在财政上实施的谨慎政策，即大幅度削减赤字、节约赢余，是他惟一稳定的政策，由于他勇敢自信地坚持不变，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其他政策都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第一届任期里，他曾经把卫生健康改革提升为中心目标，但当这一提案失败，他就无声无息地埋藏了它。１９９７年，他又宣布教育改革计划是今后努力的首要目标，但是也如其他很多计划一样流产了。他曾说，医疗和社会保障改革将是他留给下一代的财产，可是，１９９９年两党就医疗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机会来临时，他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这项改革不符合他在当时的政治需要。无法很好给自己定位的总统很难给他领导的政府定位，他能够制定眼前的议题，却不能放眼未来。
克林顿不是明确而稳定地运转着政府，而是守在那些可以突出他的业绩的亮点上裹足不前。他第一次竞选阿肯色州州长失败后，迪克·莫里斯劝告他，光是去做了还不够，必须时刻关注下一次竞选。就这样，每两年一次的州长竞选造就了他的竞选式工作风格。
克林顿自然而然把这种工作方式带到了白宫，他装备了一个竞选队伍。我不知道还有哪位总统的政府中由中央权力系统以外的顾问在发挥着主要作用。斯坦·格林伯格在曼迪·格伦沃尔德的协助下摹写的回忆录中提到，克林顿当选的头两年里都是制定长期的竞选计划会议，参加者有总统，第一夫人、副总统还有詹姆斯·卡维利和保罗·伯格拉。１９９４年的选举让这四名顾问失宠下台，迪克·莫里斯接替了他们的位置。实际上，所有这些人，加上从竞选工作队退休的业内人如斯蒂芬波洛斯和伊曼纽尔等都是优秀的政治家，可问题与他们的才能无关，而是总统本人不断地以竞选式工作风格运转政府，这个度是总统无法把握的？
他的这种长期竞选式的工作风格有三把杀手锏：第一把是经常搞民意测验。当今的总统们都青睐这一招。霍尔德曼每次都安排三位民意测验专家，同时又秘密雇用第四位以监视其他人。在克林顿之前没有一位总统像他那样利用民意测验来决定是否应该公开道出真相（莱温斯基事件），是否应该派遣美国地面部队（科索沃）。据《华尔街报》报道，布什在当选的头两年里花费了２１万６千美元搞民意测验；克林顿在当选的第一年里就花费了１９８万６千４百１０美元，几乎是布什的１０倍。第二把锏是充分依靠在立法战中的作战指挥部。这一方法在竞选中曾发挥奇效，为什么不利用白宫的行政机构呢？最后一招是查尔斯·Ｏ·琼斯所说的“由外治内”的领导方法。琼斯发现克林顿执政的头一年半里，平均每个月走上街头１０次，大力宣传他的各种计划，活动率是里根遇刺前的二倍。里根的活动只限于华盛顿附近，宣传演说，这样能够同公众和国会双方很好地交流。克林顿在各条大街上游说，想以擦边球制胜。“我们需要公众广泛的支持以给国会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投票改变局面。”斯坦·格林伯格如是说。
这种竞选式的工作方式在有限的情况下也奏效，国会通过了一些议案、克林顿赢得选举，也可退避国会调查员的发难。如果下一任期仍给克林顿的话，他还会使用此方法去领导政府的。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竞选游戏给他的领导造成了多大损害，尤其是同国会的关系。它赶走了总统潜在的盟友，使总统提案的通过更加困难重重。国会山里的共和党人士，虽然好斗却不受他的“以外治内”的策略的任何影响，民主党议员也不买账。
从定义上讲，竞选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游戏，当然含有战争的意味，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有时只有一条路）必须铲除对手。勇士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去赢得胜利，不管是以公平的还是悖理的方式，他的对手只能是敌人，妥协是不齿的字眼。
但是领导政府完全是另一回事，面对问题，两党可以暂时结成伙伴，共同商讨，而不是鹬蚌相争。这本该是个双赢的游戏，各党都可以提出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方案。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早在４０年前就指出：我们的权力系统不是权力分离、各自为政的体系，而是权力“分立又互相制衡”的体系。本着这种精神去处理公共政策上出现的争端，行政机关的首脑和立法机构的长官们可以友好地协调达成双方满意的共识，互相信任是基本的要素，互相尊重也是。执政过程不是一个激烈较量的过程，也不应该是这样。过去多数重大法案的实施都得益于以前的总统们明白执政的真实内涵所在，长期竞选式执政方法恰好是背道而驰的。
比尔·克林顿10 克氏领导艺术评说（5）
道德上的弱点
在今年年初由Ｃ－Ｓｐａｎ机构对５６位历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所做的调查显示，克林顿总统经济业绩在历任总统中排在第五位，而在为官的道德却是绝对的最后一位，在理查德·尼克松之下！这一评价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作为克林顿总统的前助理和老友，我写到这个问题时心情很沉重。评价克林顿的政治生涯，我们不可能回避道德问题，就像不能把水门事件从尼克松的历史中抹去一样。克林顿毕竟已发誓要实施最道德的行政管理，他也知道，以他过去的经历，他将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并且评判标准会比对他的前任要严格。然而，在那以后的几年中还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丑闻、争议、错误。它们当中有一些影响较小，有一些影响严重，但加起来就是令人沮丧的传奇故事。我们看一看这些故事的标题吧：前所未有的解雇国家最高检察官事件、旅游局解雇事件、文斯·福斯特档案抢劫事件、关于白宫与财政部工作人员谈话的犯罪提名事件、国家骑警骚乱、商品期货事件、韦布·哈贝尔入狱事件、保拉·琼斯案、控告阿肯萨斯州长和其政府官员案、约翰·黄事件、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白宫帐目再现事件、档案门事件、保拉·琼斯免职事件、凯思林·威利事件、珍妮特·雷诺拒绝为筹集竞选拨款任命独立检察官事件、以８５万美元与保拉·琼斯和解案、总统弹劾案、胡安妮塔·布罗德里克事件、联邦法官指控总统藐视法庭案、阿肯色州剥夺律师资格案。
这与攻击尼克松时代的宪法框架无法相比，但确实存在一种无可辩驳的糟糕道德的模式。克林顿与尼克松政权之间有一种很尴尬的相似：即总统本人对于自己的道德都采取了不严格的态度。他们身边的环境成为使别人陷入麻烦的滋生地。当丑闻曝光时，当局做出的反应又使事情变得更糟。对于他们二人来说，这种缺陷导致他们自我毁灭。
在每个组织中，伦理道德都是从上层开始的。一位总统，就像首席执行官一样，他为整个团队设定标准。如果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