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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排除在白宫社会活动之外的人员名单。但迪安本人曾经写过一份关于该名单的备忘录，备忘录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使用现有的联邦机器来压榨我们的政敌？”此外，根据迪安的证词，霍尔德曼圈上了名单上的２０个人，让国内收入署去骚扰他们。
这一切表明，存在着一些根本上不健康的东西。精神病学家把偏执狂看成是一种严重的病态人格，我没有资格说尼克松有这种病，但毫无疑问，他采取了一种“我们反对他们”的心理，这种心理也传染给了他的下属。这是一种白宫对外部世界采取的最危险的姿态，它引起了麻烦。
或许尼克松把世界看得比我对他的估计更清楚，就像阿伦·阿尔金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所写的：“因为你是偏执狂，但那可不意味着他们不追赶你。”毫无疑问，从他抛弃阿尔杰·希思那天起，就有几十个敌人想把他拉下。但是在猛击每一个真正的或假想敌过程中，他的白宫把敌人的数量从几十人变成了一支敌人军队，一场政治危机注定要到来。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6）
与新闻界的残酷厮杀
每位总统都会与新闻界产生矛盾，但是会跟他们争吵起来的总统曲指可数。记者们曾就越南问题对林登·约翰逊穷追不舍，政府撒谎，弄得声名狼藉，以至于记者们说政府的言与行之间存在的不是裂缝，而是峡谷。吉米·卡特的新闻署长朱迪·鲍威尔认为新闻界的行为如此低劣，以至于每当华盛顿有个风吹草动，他们都会怪罪总统一通。从１９９２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开始，比尔·克林顿就一直与新闻界处于敌对状态。但在招惹新闻界愤怒上，没有哪位现代总统超过尼克松。
在水门事件危机的高峰时期，我有时溜进白宫简报室观看新闻署长罗恩·齐格勒和记者们唇枪舌剑，这是一种充满兽性的暴虐场面。因为双方都想摧毁对方，记者们有时发出尖叫，渴望撕烂齐格勒的喉咙，他们认为白宫工作人员与为新元首工作的纳粹党徒是一丘之貉。这些场面在所有的目击者心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人想到在政府和新闻界之间爆发激烈论战时会出现什么场面。
当然，这场犹如战争的论战可以追溯到尼克松的过去，从他在加利福尼亚艰难的竞选到阿尔杰·希恩诉讼案，再到１９５２年一对一辩论演说。他从政以来最糟糕的时刻之一是１９６２年，据说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后，他忿忿不平，经常失眠，最后派他的新闻秘书克伯·克雷恩前往新闻发布室。可是尼克松没有通告，闯入了克雷恩在场的新闻发布室中冲口而出：“你们再也不能耍弄尼克松了，先生们，这是我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事实几乎如此。
有研究表明，在尼克松１９６８年竞选时，新闻界对他还是比较公正的。实际上，６３４家报纸赞成他，与此相比，１４６家报纸支持休伯特·汉弗莱，１２家支持乔治·华莱士。在他总统任期开始时，双方看来都想建立一种牢固的工作关系。尼克松当选后，《华盛顿邮报》的赫伯·布洛克发表了一幅令人难忘的卡通画，展现的是尼克松坐在理发椅上，脸上毫无忧郁之情，漫画下写道：“本店向每位美国新任总统提供一次免费理发。店主：Ｈ·布洛克。”
良好的关系没有维系下去。此时，对于政府来说，记者们已变成了愤世嫉俗的人。毫无疑问，他们不会给尼克松任何好果子吃，尼克松觉得他们中很多人都在想法子抨击他，他也决心不仅要找到一块盾牌，而且寻求反击手段。正如比尔·萨菲尔所写，尼克松想让新闻界“被人仇视、受到打击”，因为它是“虽然未经选举也不具有代表性的另一个权力中心……”尼克松再一次对行使自己的权力感兴趣，而忽视了在多权力中心的民主制度下工作。萨菲尔接着说：“在他放任自己最好战和最粗暴无礼的本能去和新闻界争斗时，……潜藏着尼克松最大的个人弱点、政治弱点及其垮台的原因。”
尼克松最初和白宫新闻机构达成了一个浮士德式的协议。尼克松任期前，他们被允许在白宫西翼的主要接待区滞留。这里可以很容易截住白宫来访者，他们向通讯社发稿的空间仅限于这座建筑物东北角的一个房间里（现在是国家安全顾问的办公室）。除非有突发新闻，大多数人不得不回到他们平时工作的办公室去写稿，确实不大方便。尼克松想让记者们离开西翼，这样他就可以拥有更多的“隐私”，来访者不容易发现什么，而且他认为这个地方看上去也不会显得那么邋遢。
怎么做呢？向他们提供一笔交易：他将关闭西翼和住处之间的室内游泳池（约翰·Ｆ·肯尼迪喜欢在此嬉戏；林登·Ｂ·约翰逊则喜欢和大使们及下属在此裸泳）。在游泳池的上部将建造一个记者室和一个大的用于记者往通讯社发稿的地方。作为交换，记者们将离开西翼接待区，并被限制在他们新的区域里。只有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他们才能进入西翼。新闻界同意了，从一个角度来说，记者们因为得到了更好的区域，因此他们赢了。但他们也付出了代价：他们被关进了围栏里，而且从此以后，他们接近白宫官员和来访者的机会就更少了。那次迁移表明尼克松和他的继任者们是多么费尽心机地去管理和控制新闻界，这对他们的领导权和民主都产生了明显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如果尼克松想和新闻界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么赫伯·克雷恩就是新闻署长的自然人选。他从前是记者，在尼克松总统任期的早期担任新闻署长，受到记者们的尊重。他本来可以成为另外一个吉姆·哈格蒂的，他给艾克带来了辉煌。但在尼克松看来，克雷恩太友善了。因此尼克松任命他为首任联络部主任，然后任命来自广告业的霍尔德曼的门徒罗恩·齐格勒为新闻署长。罗恩为人正派，是近来在对外政策方面最见多识广的新闻署长。但是，尼克松、霍尔德曼极其下属们把他当成他们的工具，安排他道出他们想说的话，而不顾事实真相。
那条路上潜藏着危机。我和其他在编工作人员后来在这场游戏中发现，高层领导认为：新闻发布会讲台是宣传武器，而不是寻求事实的云云众生自由交换信息的地方。白宫领导人问到，怎么能让这些以自我为中心、左倾、聪明又傲慢自大的记者们来这里把总统弄得鲜血淋漓呢？向新闻界介绍情况时，尼克松对顾问们说：告诉他们你想让他们听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想知道的东西，控制你的讲话内容。无论你心里是怎么想，都要以笑脸面对每件事。“新闻界是敌人”，尼克松在秘密会议上曾反复告诫他的高级顾问们。
最糟的是尼克松对于向新闻界撒谎却不感到内疚。他认为，林登·约翰逊在这方面干得完美无缺，而且几乎没付出任何代价。水门事件被揭露时，齐格勒每天都接到新的指令，让他发表不真实的声明。据我观察，齐格勒本人对此并不完全知晓，直到有一天有人揭开谜底，但对他来说为时已晚。他对此深表怀疑，但与其他工作人员一样，要深入了解事实真相困难重重。尼克松和霍尔德曼不停地利用他。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７日，也就是约翰·迪安辞职几天后，是新闻史上最低潮的一天。随着形势日益明朗，尼克松读到了一篇声明：允许所有政府职员同检举人谈话，并对此承担责任。齐格勒受命去宣布尼克松的声明是“有效声明”，在《时代周刊》的Ｒ·Ｗ·爱坡的督促下，齐格勒后来被迫承认他所有先前的关于水门事件的声明都是“无效的”。意思是：从一开始起我就一直在撒谎。从那以后齐格勒的简报便被打入了地狱。
除记者室的讲台之外，尼克松还有两条控制新闻报道的策略，一是切断信息流动——泄密。记者们像对付约翰逊一样把他逼得疯狂，而且尼克松也跟约翰逊一样认为要进行电话窃听。１９６９年５月，在他就职典礼不到４个月，威廉·比彻在《纽约时报》上报道了美国正在秘密轰炸柬埔寨，说这篇报道实际上基于一位在柬埔寨的英国记者的现场报道，（真是咄咄怪事！）但它看来好像来自政府内部。尼克松和基辛格马上行动，他们一起发出命令，让联邦调查局进行多达１７次的窃听。４次窃听针对记者，大多数窃听针对政府官员，（包括安冬尼·莱克，后来成为克林顿首任国家安全顾问。）有一次窃听是针对尼克松自己的兄弟唐。尼克松认为根据１９６８年犯罪控制法案，这些窃听是合法的。１９７２年最高法院裁定它们非法。史蒂芬·安布罗斯指出，尼克松知道他后来下令对专栏记者约瑟夫·克拉夫特进行的窃听是违法的，联邦调查局拒绝执行这一命令，最后霍尔德曼让一位退休的纽约市警官安装了窃听器。电话窃听根本未找到泄密者，它却使当时的政府走上一条通往更大丑闻的道路。
白宫的另一招是用政府的高压手段来对付新闻界。１９７０年夏天，杰布·斯图亚特·马格路德写了一份备忘录给霍尔德曼，并抄送给了联络部主任赫伯·克雷恩，该备忘录中有用心险恶的建议。其他反对新闻界的策略还有，马格路德建议白宫安排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抨击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并怂恿一名参议员或国会议员给联邦通信委员会写信建议由联邦通信委员会给单干的记者颁发许可证。
虽然司法部官员们总是声称自己独立于白宫行事，但非常奇怪的是１９７２年４月，三大新闻网，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提起反托拉斯诉讼。哥伦比亚公司抱怨政府用非法的规定来禁止、吓阻和约束对总统及其任命人的批评。１９７２年９月１５日的谈活录音表明，尼克松告诉约翰·迪安和霍尔德曼，如果《华盛顿邮报》所属的一家电视台来联邦通信委员会办许可证，就“让他们见鬼去吧！”１９７３年初，尼克松的同盟者否认他们受到白宫的怂恿，在佛罗里达州的《华盛顿邮报》所属的两家电视台申请许可证时进行了刁难。司法部否认因为受到白宫的压力，在１９７３年要求联邦通信委员拒绝给四家地方报纸所属的电视台和电台颁发许可证，这四家地方报纸中的三家经常攻击尼克松。政府机构突然采取行动，反对新闻机构，这发出了一个明显又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
幸运的是，这种挑战法律的行为从未走得很远，电话窃听和其他滥用职权行为也未走得很远。我们这些白宫工作人员中的大多数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事儿的存在。尽管它们显然与前面所叙述的我们的行为相关联，却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场尼克松对新闻界所发动的个人战争，他觉得新闻界也在同他斗，最终爆发成公开的争斗，这不仅削弱了他的政府，而且在此后多年中也有损于总统这一职位。至于比尔·萨菲尔事件，并不是尼克松垮台的惟一原因，但肯定是主要原因之一。
这有损于总统这一职位。由于人们一次次回想起越南战争问题和水门事件，政府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这两个影响巨大的事件代表了２０世纪新闻界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