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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弗拉索夫的参谋部内，那些军官主要是一些投降的人，而不是死心塌地的人，他们主要赞赏的是酒，而不是《我的奋斗》。经过了几个月， “俄罗斯解放军”的司令部变成了一帮兵痞子，他们才不关心解放什么地方呢！弗拉索夫的军队毫无军事价值可言，德军最高统帅部便把他们调到被占领国家去执行镇压任务。
弗拉索夫的助手在他上级和参谋人员接受审判的整个期间，都同我们住在一个牢房里。这位老先生先前有多么狂热，现在就有多么无耻，每天晚上他都给我们讲述白天过庭的情况，他讲得很客观，自己觉得很有趣，好象他不是被告，而是个观察员。
他告诉我们说：第一天，一开庭，弗拉索夫就表示要发表个郑重声明。他摆出英雄的架势，提高嗓门，对他的法官喊道：“无论你们作出什么决定，我都要进入历史的！〃 法庭听了他的慷慨陈词，默不作声，突然被告席上传来了一个尖细的声音：“是的，不错，你是要从屁眼进入历史的！ ”
这就是我们这位老先生，弗拉索夫以前的助手，他打定主意要开玩笑开到底。
他被判绞刑，宣判后，法官问被告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们这个活宝站起来，煞有介事地对法官说：“我有个要求要提出来，我恳切地请求法庭不要把我吊在弗拉索夫旁边！”
“那为什么呢？ ”法庭庭长惊奇地问道。
“这会显得很滑稽，弗拉索夫那么高大，而我却那么矮小。这就势必破坏这个场面的严肃性。”
人家来找他把他带到死囚的牢房去，他同我们握手，向我们声称：“我过去和现在都是苏维埃政权的一个不可调和的敌人。我只后悔一件事情：就是落在弗拉索夫军队这个粪坑里……”
他讲这话，是心中有数的。
除了这个弗拉索夫的助手和其他许多人，在囚犯的世界里还不停地遇到意想不到的人，使我惊讶不已。我同新囚犯认识的过程总是差不多的：门打开了，出现一个新面孔，一个新的身影，几秒钟内集中注意力，设法记起个什么名字。
搜索点什么回忆，观察他到了我们这儿的一举一动，一见面就产生的印象，一般是错不了的。他是从哪里来的呢？ 过去他曾经是我们的人吗？ 虽然上了年纪，他的高个子还是笔直的，模样仍然很英俊，他穿的衣服同他高贵的举止适成对照。裤子太短，腿肚子也露出来了。披在身上的褂子太宽了。他好象走进“上流社会”的客厅里，走到我们每个人跟前，轻轻地点点头，用讨好的声音自我介绍。
他走到我面前来，于是我听见说，“维塔利·朱金……”
我望着他，十分诧异：“维塔利·朱金，‘黑百入团”的团长？ ”
“就是他本人。看来你是读过莫斯科出皈的那本关于我的小册子了，但是当心，这同事实相去很远。”
我接着说：“我要马上告诉你的是，我是犹太人。”
“在监狱里，我们没有什么要彼此隐瞒的，但是我要向你指出，多年以来，我已经不再反犹了。1935年，我在巴黎共济会的一个分会做过报告，题目是：为什么我不再反犹了。”
朱金就安置在我旁边那个铺上。他几小时几小时地给我谈他的生平……
战争初期，纳粹把他请到柏林，要他参加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但是这个倾向法西斯的反动派，彻头彻尾的反共分子却拒绝了，他认为德国人并不关心俄罗斯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而是一心想要占领大片领土。整个战争期间，朱金隐姓埋名，生活在南斯拉夫的一个小村子里。希特勒匪帮溃败后，他决定返回苏联。胜利激起了他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虚荣心。他留恋他的故乡，准备在那里度过他的晚年，即使在监狱里也好。
他前往苏联驻贝尔格莱德的使团。内政部值班的军官惊奇地望着这个自愿投案的人。他查看一张名单，看看要追缉的人里面有没有朱金，结果名单里没有他。那军官便回答他说：“你可以走了，我们不认识你。”
但是，他并不罢休，第二天他又来了。有一个上校坐在办公桌前面。朱金一说出姓名，他就站了起来，扑上前抓住朱金，他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吼叫道，“朱金原来是你，就是在俄罗斯组织屠杀犹太人的那个家伙？ ”
“黑百人团”团长还是那么安静地回答说：‘终于有人认得我啦！”
人家把他押上飞机，送到莫斯科。于是，他这个一辈子梦想当飞行员的人便在贝尔格莱德到卢比昂卡的航线上，接受他的空中洗礼。 接着就是对他进行侦审……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那侦审官说：“你何必跟我浪费时间呢，把我放到一个单人牢房里，我就把我的历史和我反对苏联的罪行全都写出来。”
他把几百页纸写得满满的。每一次他被传去受审，房子里都挤满了军官来听他的“报告”，居然也有一种侦审是有教育意义的！朱金对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历史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贡献。作为‘黑百入团”团长，他同其他两个人参加了各党派的代表团去要求沙皇逊位。尼古拉二世当时正在下棋，不愿受到干扰。但他一听到来访的目的，他就放声大笑，‘好啦，总算完啦！”
“有什么办法呢，”朱金又说，“这是俄罗斯王朝的最大一个混蛋！”
朱金的政治思想确实古怪。他常常发表议论，谈他最喜欢的题目：俄罗斯的伟大。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成了一个全球帝国，它实现了俄罗斯人世世代代渴望的目标。共产主义象个疣子，是要消灭的，但是帝国将留存下来。可惜斯大林不是一个真正的沙皇，他却具有沙皇的一切品质！你们这些共产党人不懂得俄罗斯的灵魂。人民差不多象需要宗教那样，需要有一个他们能信得过的父亲来带领他们。唉，要是斯大林不是个… 布尔什维克就好了！”
朱金把他的全部希望都放在斯大林帝国的伟大上面。
“我不愿得到释放，”他说，“因为无论什么地方，人家都会象你那样对待我的。我希望给我一个牢房，让我可以继续写书，论述我们国家的历史。”
他这个顽固的反犹分子，鼓动屠杀犹太人的家伙却比共产党战士早得多获得释放。当局在一个乡村里拨给他一座别墅，直到今天他仍在那里继续他的工作，不知疲倦地歌颂斯大林政权……
在这漫长的黑暗的旅途上，以上的相逢不过是一些歇歇脚松口气的地方，是单调日子的一点调节。在几页的篇幅里，我回顾了这些浪费我生命的岁月……关于我的铁窗风味，我就只记得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其余的千篇一律的千百个日日夜夜，却在我脑子里溶化了。希望随着岁月而消逝，每天千百次地重复同样的举动，忧心忡忡地看着时间无可挽回地损失掉，这就是囚犯永恒不变的生活。有什么可讲的呢？这一段时间给我们打上了永不磨灭的烙印，但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生活，所能顾得到的只不过是怎样能够死里逃生。
第七章 获释
1953年3 月初，卢比昂卡的制度突然变得更加严厉起来。
牢房的气窗给封死了。有十天时间，散步也取消了。看守们摆出一副丧门神的脸。我们互相询问：是不是爆发了新的战争呢？ 有一天，礼炮响了。我们牢房里的军官听得出这是举行官方仪式放的炮。是喜事呢？ 还是丧事？ 看看我们看守的那副嘴脸，我们认为是第二种情况居多。然后，一切又恢复正常。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一个新来的囚犯告诉我们说斯大林死了。囚犯们的反应各有不同。这儿没有一个人怀念斯大林，但是有些人害怕制度会变得更加严厉。
这种担心加剧了，因为又把我们迁到勒福托沃去。5 月，我被召到监狱长那里去。
他告诉我说：“你可以给上级当局写信，要求修改‘三人委员会’的决定。”
我提出了申请，就在监狱长的办公室里写了报告，送交中央委员会书记贝利亚，他是负责国家保安口的。两个月过去了。7 月份，我又写信给监狱长，问他为什么我得不到答复。第二天，他叫人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把我的申请拿在手里……
“我接受你的申请，但是为什么要送交贝利亚呢？ ”
我茫茫然瞧着他，说，“可是，照例不是那么办吗？ 我应该向谁写申请呢？ ”
“向内政部长或者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我回到牢房里，带回来这条新闻：贝利亚失势了，他不再领导保安口了！囚犯们猜测纷纷，估计前途。8 月份，我们又给带回卢比昂卡，又过了两个月，到了1953年底，我被召到部里去。我又重新走那条我走过好几次的路，当时是到阿巴库莫夫的办公室去的。
多么想不到啊：坐在桌子前面的是个老将军，秃顶，蓄着胡子。我走进去，他便站起来，十分友好地同我打招呼：“请坐，卢·扎查雷维茨。”
我吓了一跳，多少年来谁也不这么称呼我了！
他用和蔼可亲的口吻问我道：“这几年来，你看到报纸吗？ ”
“报纸？ 不，当然看不到！ ”
“请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几周前才当上内政部副部长。
我是捷尔仁斯基的亲密战友。但是我放下了这工作，因为我不适应。我给你准备了几份报纸，你先看看，然后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请忘记你是个囚犯。”
老将军叫了茶和三文治来，还递给我一份1953年1 月13日的报纸。头一页的标题是：《卑鄙的间谍和凶手伪装为医学教授》。下面是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最后一页是塔斯社的一条公报，概括了“白衣战士的阴谋”。
“一个时期以来，国家保安机关发现了一个医生搞的恐怖组织，专门用毒害的办法来缩短苏联领导人的寿命。”接着是九个名字，包括六个苏联著名的犹太教授。公报指出说：“这个恐怖组织的大部分人是同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有关系的。”
老将军很注意我的反应，等我看完了就问：“坦白地说，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
“滑稽，如果有人要暗害领导人，他们应该去找专家，而不是去找大夫。”
“一点不错！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查明了真相，可是，唉，太迟了……”
他把1953年4 月4 日的《真理报》递给我。第二页上刊登了内政部的一份公报，宣布，“现已查明，被告的口供，承认犯有被控的罪行，是前国家保安部的调查人员逼出来的。他们使用的侦讯办法是苏联法律所不允许和严格禁止的。”
老将军把报纸拿回去，然后给我指出用黑边框着的那一期报道斯大林逝世的标题。我把报纸推回去，没有说出我们已经知道这消息了。
他又拿出1953年7 月的一份《真理报》来，上面说：贝利亚这个“人民的敌人”已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驱逐出共产党，解除他在内政部的一切职务。
老将军对我说：“部领导决定要重新进行调查被囚禁的人，你名列于第一批复查的人的名单，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清白无辜的。”
我把这话带了回来，牢房便沸腾起来。每一个人又都有了希望，这是有道理的。几天以后，我同房的一个犯人、一个将军，被叫到侦审处去，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