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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科尔两口子是同乡。他们的家乡在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瓜分了波兰以后,归并入苏联。他们便申请到苏联领土上去定居。他们两口子,男的叫赫尔什,是位医生,女的叫密拉,是社会科学博士,然而在申请书里,却填写了自己的职业是修理无线电,因为他们知道苏联需要技工,这样填写职业比填真的较易录取。
苏联驻维希的大使馆接到了申请书,便转给武官处。武官处知道我要报务员,就把他俩介绍给我。
两人都是老共产党员,一听我的话,毫不犹豫,就让包利奥尔负责培训。成绩之快,打破纪录,收发报工作很快就搞起来。1941年年底,包利奥尔又收了七个徒弟:五个西班牙人,加上吉罗两口子。短短几个月打破纪录,在法国的“红色乐队”已经能够上场演奏了。我得补充一句,凡是最重要的报告,都由包利奥尔通过特殊联络线,由法共地下中央转发。这事,下文再谈……
就在这时候,情报中心叫我联系罗宾逊。这位是第三国际地下活动的老手,曾经参加过罗莎·卢森堡组织的斯巴达·克小组。他在西欧定居已久,跟情报中心的联系早巳中断。
局长让我自己斟酌斟酌,看看该不该和他恢复联系。
他对我解释说: “自从苏联清洗了情报组织,我就跟情报中心断了联系。1938年,我在莫斯科,亲眼瞧着好人被清洗,我没法再同意……现在,我跟戴高乐的代表有往来,可是我知道情报中心是禁止这种关系的……”
我对他说:“告诉你罢,莫斯科干的那档子事,我也不同意。柏尔青和他的部下全都清洗掉实在叫我痛心。不过,现在却不是算老账的时候。我们眼下正在打仗。过去的事姑且放下,咱们先在一起战斗。你共产党员当了一辈子,不能为了对情报中心有意见就不当共产党员了吧? ”
我的话打动了他,我很高兴。当时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我有一座电台和发报机,可是说什么也不能出危险。
咱们约好了定期接头,我把我的消息编成密码,交给你打给情报中心……”
局长接受了他的建议。罗宾逊的情报源源而至。我在物质上给他资助,因为他生活相当困难。但是他从来没有参加“红色乐队”。
1942年秋季有一天,他叫人通知我有急事要会我。约会定好了。事情果然十分重要。
他告诉我说; “我跟伦敦有联系,你是知道的。现在有一个戴高乐的代表在这儿,他想会会法共领导。〃 “他目的何在,你清楚吗? ”
“因为戴高乐要法共派一个联络员去。法共领导隐蔽得十分严密,来人跑了整整三个星期,连门儿也没有。”
我立即答应他想办法。因为我在两天以内可以会见法共联络员米歇,我把事情告诉了他,随后定下了约会。
这是伦敦方面头一次跟法共地下领导接上关系。
第十章 我的双重生涯
关于当间谍的神活,真叫牢不可破。仿佛特工人员都上过什么专门学校,学会一套搞特工的神技。未来的特工人员在大学里学习特工,就象别人学数学那样。毕业时拿了文凭,这位特务博士便周游世界,以实践考证理论。这样想法的人却忘记了特工的规律跟数学、哲学的规律不一样,而且一般说来是不见经传的。
拿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上过什么间谍课,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自修生。我的学校就是党的战士生涯。要领导一个象“红色乐队”那样的情报网,最好的培养便是在我参加搞情报工作以前二十年风雨飘摇的生涯,有时还是地下生涯。地下活动,我是在波兰和巴勒斯坦学会的。这种无法代替的经验,比什么学习班都强。我那些老朋友,格罗斯沃格尔、卡茨为建立和发展我们这个情报网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搞情报也需要这样的得心应手,富有想象力。肯特是一位“间谍学院”应届毕业生,走进巴黎郊区一家普通的酒吧间,要了一份茶,跟周围的人都开玩笑,特别引人注目。搞情报的人却不兴这样呀。大概在学院里,老师们忘了告诉他“红葡萄酒痕迹难除”。
要不引人注目,不用什么隐身法,最高的高招就是普普通道,决不突出。在这个阶段,重在隐蔽,要存在,不要出面。
我在比京,取名亚当·密克勒,我当真就成了个亚当·密克勒。哪怕最细心,最坚忍的观察家也找不出我跟交易所里,饭馆里常见的商人有什么两样。 要装得逼真,非精通当地情况不可,非得要熟悉周围环境、自己处境以及职业风俗。亚当·密克勒不是从魁北克来的吗? 我能够成天谈加拿大的景致,哪怕最有心的人也听不出破绽来。
在比京的时候,露芭和一个儿子同在一起,对我混进当地社会很有帮助。战争爆发,德军占领了法国,自然需要格外小心了。
表面上,我在巴黎的生活并没有变动,依然名叫让·吉伯特,西梅克斯公司的股东,住在福居尼街,不然就住在普罗尼街。邻居和门房都把我看做比国工业家,和我打招呼。
我一个人住两处公开的套间,不大接待客人。我的女朋友乔琪·德·温特绝对不上那儿去。她在1941年秋天离开比利时。自从美国参战,她便取名戴佛奈。她住在比加尔区,后来又在维西奈租了一处别墅。她为人沉静,敏慧,只知道我反对纳粹,旁的全不知道。格罗斯沃格尔偶尔到普罗尼街寓所来。有一天晚上,宵禁开始,他没法只得住下。从此,那位和气迎人的门房,便公然向我板脸。过了两三个星期,又有一位妇女来看我,第二天门房见了我,就满脸堆笑。我心中纳闷,不免向她问个明白。她说:“吉伯特先生,我认为您是规矩人,可是来了男人在您家过夜。昨天来了一位夫人,我才把心放下。不然,我还以为您不太正常呢。”
让·吉伯特每星期要到西梅克斯公司去几次。公司设在香什里大街。除了格罗斯沃格尔、科尔班,卡茨和苏珊.广德以外,职员们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在他们心目中,我只是一个企业家。带犯禁的东西到公司去当然是绝对不准许的,特别是在那儿谈情报工作。隐蔽一定要毫无破绽。为了跟德国人订重要合同,格罗斯沃格尔往往设宴款待,不拘形迹。
多特工程局的投机商,最喜欢一家俄国菜馆,东家叫柯尔尼洛夫。还有一家犹太饭馆,乃是占领军保存下来由他们专用的。每逢这样的宴会,我们非得加倍小心,五官并用。为了谨慎起见,我先喝一口橄榄油,再吞一匙黄油,免得喝醉。
因为胃里有脂肪,不吸酒精,人就可以始终清醒稳重。不用说,我们请的客人却不是这样。我的裁缝,理发师,酒店饭馆掌柜,我都跟他们公开打交道。他们跟吉伯特先生打招呼。吉伯特先生则嘴里叼着雪茄烟,慷慨地给小费。
在这样一位人物背后,经常附着“红色乐队”的指挥。
可是在吉伯特和奥托之间,却隔着一堵密封的墙壁。危险正在于两人之间的过渡。所以,在吉旧特钻进阴影的时候,谁也不许跟在后面。
我们布置了“隐蔽所”二十到二十五处。我每星期分两次去两处,一般都是郊区的别墅,都是由格罗斯沃格尔精心选中的。卡茨和他通过一系列约会,收齐材料,然后送给我编排。我利用大量的消息,压缩成简明的情报,分编为四份或五份电报。这个工作起码要搞一整天。联络员拿了稿子,交给译电员。一般由维拉·阿克曼交给索科尔夫妇,用电台发出去。每一个环节都层层隔离。组员只知道自己有必要知道的事情。对这种组织来说,性命攸关的东西便是通信联络。
所以我们一开始便特别注意约会的技巧。
最安全不过的是两个人在自然的场合会面。比方说,1939年露芭和肯特会面,非常自然,因为他俩当时都在比京大学上学。利用学校条件最为优越。不然,为了赴约,两个人各自都得提前离家,在街上遛达。而在学校会面,各人只消照旧干着各人的事,尽量别到会晤地点去遛达。原则上,乘地道车最好坐最末一节,最后才下车,这样才便于观察前面下车的乘客,自己却没人能跟踪。换了车,再来这么一套,直到确实知道背后实在没人盯梢。两个联络员这才各人找预先指定的公用电话,检查一下电话本,看看约好的暗号是否做了记号。比方说第十行,第十号画了一画,等于说太平无事。
会晤本身,看上去应该出于偶然,最长不过几秒钟,一般都在地铁过道里进行。我有时在游泳池里约会人,只消两个更衣间连接在一起,而中间隔的板壁又不到一人高。在这种条件下交换文件,确实十分理想。稍为变化一下,也可以利用比较冷清的咖啡店和饭馆的盥洗室。两位情报员也可以在剧院碰头。当然,两个人是素不相识的,碰头纯出偶然,各人的戏票也是别人代买的。
这种辗转投递的情报,一般写在极薄的纸上。重要消息则用化学墨水书写在一封无足轻重的书柬行距中间,有时候,情报员投递情报,彼此却不用见面。一方面把包裹搁在约好的地方,诸如树脚下,铜像脚下,另外一个人则稍为等一下,便去拿了。照规矩,我们从不用电话谈工作。
在比京的时候,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了肯特,并一再叮咛,若非大祸临头,万万不要使用。有一天,我刚回家,只听见露芭在打电话。原来是肯特在跟她讲鸡毛蒜皮。我记得很清楚,我为了这件事大发雷霆。对我们来说,电话不过是一种检查手段。每逢发完了报,我往往打一个电话到发报的公寓或别墅去。一听到熟悉的答话声音,我马上把话筒挂上,这说明一切进行顺利。有时候我也用暗号,比方说:“喂!某某先生住在这儿吗? ” “他不住在这儿,你搞错了。”译成明码就是说:“太平无事。”万一非打电话不可,那就说反话。“我离开巴黎”就是说“我呆在巴黎”。“我星期一回来”就是说“我星期六在”。因为我们绝对不说真日子、真钟点。时间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我们搞联络的技巧也与日俱进。1941年,我们几乎已经炉火纯青。机器开动,由下而上,不出事故。然而,搞情报的人跟别人一样,各有弱点,而且很不容易克服。例如阿拉莫最爱汽车。可是我们一般不用汽车,因为领执照,出车祸等等,都会招惹麻烦。我很喜欢阿拉莫,所以为他开一个例。他开起跑车来好似开飞机。有一天,他送我去诺克,跑车当真飞了起来。我出了汽车,车子已经不成东西,我就是一声不吭。阿拉莫瞅着我大叫:“你骂我吧! 骂我吧! 我差一点要了你的老命啦! ”
“你要我说什么? 傻瓜,你连一辆汽车都不会开。”
除非“因公”,喝酒是禁止的,赌钱也不行,情报员整夜玩牌,乃是最坏不过的。棘手的是男女问题。又是那个阿拉莫,他有一天来跟我说: “告诉你,奥托,我实在闷得慌。我当然愿意服从命令,可我到底不是和尚嘛。”
“别人在莫斯科怎样对你说的? ”
“不准跟女人发生关系。”
“噢,你还没有动身就骟了。你想干就干。我只给你出三个主意:别去窑子,别着迷,别搞朋友的老婆。”
阿拉莫基本上照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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