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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此以往，如何了得？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民众把国家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亦给政府带来困难。
人口增殖，就等于积累减少，也就等于工业化推迟，故人口不能不加以控制！
建议每5年进行一次普查。了解人口增长情况，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确定人口政策。
要节制生育。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比较适当。※
※摘编自马寅初《新人口论》。
马寅初还尖锐指出，中国人口增长数字已达每年1000多万，这样下去，到世纪末就会超过10亿，这无疑孕育着危机。
（974）
周恩来掩卷沉思一阵，让秘书把这段文字打印若干，发给内阁每个成员，作为新政府首次行政会议的重要议题。
早在1948年，一位著名的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就提出过这个质疑：※
“你们打算如何防止人口爆炸呢？”
而当时某个无知官员竟回答：“人口爆炸？这是马尔萨斯的观点。对于我们来说，人口越多越好。”※
※ 同期史实。
马署长曾自认——与进步党的人口理念不合。他注意到祖国进步党一些党魁的认识，都还停留在强调“人多是我国一大优越性”、“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角度，因而在政府交接时，他向新总理提出了辞呈。
周恩来看罢，对这位耶鲁大学硕士、1916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赛利格曼教授的弟子笑道：
“马老啊，你老年事已高，不当这劳心费神的统计署长，可以。但国家议会成立了专门的人口委员会，请你去任职吧！也好把你的正确主张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
“那么说……总理阁下是，赞成我的人口观点了？”
率直的马寅初感到鼓舞。
周恩来点头：
“我们这一任，就是要把人口增长率控制到一位数以内。今后要确定一个衡量各级政绩的基本目标：中国，到本世纪末，也不应该超过8亿人口。”
（975）
五十年代，中国发展小事记之一：
1955年夏，黑龙江畔。
合众国交通部路桥局局长孔庆德，正在陪同国家桥梁建设总工程师茅以升，在这里巡回检查。离不开车辆的他，今天亲自驾驶一辆全新的高配置“54型灵猫”高级越野车，一路上穿越林海，穿越沼泽，在丘陵与河谷中纵横驰骋。
44岁的孔庆德，正式转业到交通部路桥局。离开军队时他有些不甘心——即将开始的全军评职定衔要错过了。前半生的仗可就白打了，自己可是给他们腾出了一个将军的位置啊……
但老政委邓小平的一席谈，使他坚定了“下地方”的念头。想到只念过几年私塾的自己如今被作为军队和国家的“技术干部”，委以重任，他至今感念当年，纳兰山窑洞里的一声呼喊：
“孔！今天我‘老人家’教你开车……”
茅以升总工最开心的是，这条卧龙般的大江上，一下子开工了五座大桥。且都由他的“第一桥梁建筑设计事务所”承担设计，他感到有了一座空前的施展舞台。
黑龙江的大桥们，风格各异。
悬索式的、桁架式的、拱形的、单立柱的……从西到东：漠河公路大桥；海兰泡－瑷珲铁路桥；江城伯力公铁两用悬索大桥；虎林珍宝岛单立柱两用大桥；以及下游跨距最大、超过长江武汉段的青年城拱形大桥……
更令他充满向往的是，还有更大、更宏伟的工程等待着他。
——南方，扬子江口的崇明岛大桥，珠江三角洲的虎门跨海大桥……这一切，都让茅以升确信无疑：
生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此生不会虚度。
（976）
五十年代，中国小事记之二：
1956年秋。海口，博爱路，“老盖茨律师事务所”。
10月28日，著名律师威廉·盖茨先生和全家人，正在欣喜地给儿子做周岁。
这次，他们采纳了中国式的“抓周”风俗：
他们把今天满一周岁的小比尔放在一张大床上，在他前面三英尺处摆下一支钢笔、一枚勋章、一副扑克牌、一本圣经……等等，分别象征着学者、军人、商人、神职人员等等职业。
这个游戏，据说可以测定孩子未来的行业选择。
小比尔象一只胖乎乎的猫咪，在床上蠕动着。爬来爬去，却对大人们的期待不解其意。
看到大人们忙不迭地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转移到他的每一个前进方向，阻挡他奔向自由的去路，最终他不耐烦地把那副马戏扑克牌一脚踢在地上。
“上帝啊！这孩子……他好像，好像对财富，不感兴趣？”妈妈的手放在了胸口上。
“唉。看来他以后跟经商是无缘了。”爸爸伤心。
“那可不一定。没准是——他的财富，多到可以满不在乎呢。”爷爷坚定地说。
（977）
五十年代，小事记之三：
1957年冬，重庆，北碚。
船王卢作孚，没想到自己会在一场小官司中败诉。而且是输给这个原来的合作者、现在的竞争者——木匠出身的小老板，“吉祥汽车公司”的股东李书富。
两年前，船王为扶持家乡重庆，更为了改善国内产业布局这种宏观大计，决定把原设在长江下游的一家汽车工厂搬迁到重庆北碚建厂生产。
过程中，没把充分征求合作者李书富的意见当回事。
两年后，一种新型的轻便旅行面包车出厂。为了与名噪一时的“灵猫”相契合、兼抗衡，船王亲自给它命名“飞鹿”。
飞鹿渐渐奔驰在巴蜀大地，利润可观。直到这时，李书富才“阴险地”出手反击——在地方法院和国家法院控告，卢老板的“飞鹿”在哪哪哪几个地方、几个技术方面，对“吉祥”汽车构成专利侵权行为。
起初卢老板不屑一顾。
直到民生集团的律师告知，法院一审败诉时，船王也还麻木，只是给专职律师加了薪水。
最终二审下来，“民生”要赔“吉祥”600万华元，卢老板这才震惊，连忙给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希望一直关心民生集团健康发展的周总理，能给讲句“公道话”。
晚上，接到国务院办公厅主任龚澎女士回话说：总理批示，最公道的办法就是依法办事。我们的新中国是法制国家，任何公民——包括他自己，在法制面前没有特权。
卢作孚如梦方醒。这才明白：即使船王，也是普通人。即使总理，也不能左右或扭曲法律。
履行判决的时候，圆头圆脑的李书富跑上来，给卢作孚船王鞠了个躬：
“谢谢卢老板您老人家——对知识产权的尊重耶！”
格老子。这土头土脑的小木匠……船王翻了几下白眼：居然用这一手，给我上了一堂法律课！
（978）
中国小事记之四：
1958年春，咸阳。民航国际机场。
场站运营处胡图丹副经理，腆着中年凸起的肚腩，站在塔台下的迎宾通道上，正在伸头观望。
一架六引擎“波音”巨型客机降落。虽然这型飞机在国内的东部航线上已经司空见惯，但对于去年刚刚扩建长距离跑道的西安直辖市，还是件新鲜大事。
“哈罗！密斯特蓝！”胡经理老远冲着手提精致小皮包、西装革履走下飞机的民航总局设备处长，尖声打招呼。
“把球你个糊涂老兄！洋腔怪调哩。合不拢嘴的美个甚？”一身西装的蓝信发处长，乡音不改。
“迎接新飞机，迎接新领导，咋不美呢？”胡图丹贫嘴鸹舌。
“咿呀！马屁功夫这就学成了么。当兵那昝，你娃咋就不开窍？要不也能多弄几个杠杠花花？觉悟低嘛！”
“杠杠花花俺不稀罕。多来几架大飞机是真的……”
“哈？你不稀罕，倒像是俄稀罕？说甚哩？俄不够廉洁么？废话少说，大飞机落地了哈，你是怎么招待一下俄嘛。”
“酒早都备好啦！我说，咱那嫂夫人……呸，我那弟妹，咋就没来？是不是丑媳妇领不出来呀？”
“罢了罢了，糊涂兄，丑么也是生娃生的。咋就丑了？也就胖了点么……”
“嘿嘿，我就知道！一直不敢给我看。尽听你吹的欢实！跟我到家，瞻仰瞻仰你的嫂夫人吧！那叫一个温柔体贴……”
“咿呀你娃，艳福不浅啊？咋就有人染（粘）上你这老光棍哩？”
“唉，憋不住了，告诉你吧：西安，国际中心医院的日本护士。你别说，人家那便当、料理做得那叫一个棒，我娶了媳妇，从来都是跟家带饭，决不吃食堂……”
“糊涂兄噢，俄罕正要跟你商量，调你娃到石景山首都机场的美差事哩……”
二人勾肩搭背，亲密地向停机楼走去。
（979）
五十年代小事记之五：
1959年夏，波斯湾，科威特。
穆罕默德·费萨尔亲王在这里招待一位中国第二富豪家族的年轻掌门人——荣毅仁先生。巧的是，两人刚好同龄。
这位具有贵族气质的东方青年，举止得体，目光敏锐，态度和蔼。远比那些傲慢骄横的西方富商巨贾、石油大鳄、金融寡头们讨人喜欢。
阿拉伯风格的晚宴结束后，年轻的亲王同年轻的豪门贵胄，续签了在费萨尔家族土地上扩大开采和石油供应的合同。一笔定金即日转入亲王帐下，荣氏家族的油轮下周也将在港口靠岸。
亲王知道，这个荣氏家族正在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东方壳牌”，或者“华孚”的石油集团。他希望荣毅仁直接把炼油厂设在科威特土地上。
荣毅仁表示，科威特这个国家两年后就要正式独立了，他认为华夏国将会大力支持并及时承认的。那时他就直接来投资建厂。
小荣老板热情邀请费萨尔亲王访问上海。
亲王欣然应邀。
他听说过——上海是世界上仅次于纽约和巴黎的、最繁华的城市，那里，有很多漂亮的“波斯猫”小汽车，家家户户还可以在客厅里，看一种装在塑料盒子里的小电影……
（980）
这些年里，中国军备建设中的一些情况也有所记载。
还是1948年，以色列正在为独立建国而斗争，由于武器不足，摩西·达扬上校带领一位枪械设计师乌兹·盖尔中尉，来到海南岛犹太自治州（琼州）。
琼州与崖州交界的儋耳郡，拥有由来已久的制贩枪支传统。几所犹太人在这里开设的工厂经过达扬逐一考察，确定了其中一所，生产这位乌兹·盖尔的一项天才设计：轻巧实用的“乌兹”冲锋枪。它们将用来保卫摇篮中的以色列国。
然而事不机密，这个情况被实行枪支管制的中国政府掌握了。于是派出宪兵，查封了这家工厂。
达扬上校使尽浑身解数，甚至找到他在欧洲时熟悉的顾祝同、陈毅两位将军，才使事情圆满解决——由中国和以色列合作生产这种冲锋枪，同时作为两国军队的制式装备。
此后，中国方面开放绿灯，为“乌兹”提供了从物料到运输的全部方便。
昆明生产的“蜂鸟”，在航空委员会宋美龄会长关怀下，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在50年代，从军事角度找到了新用途。
一种较大的、在战地运输士兵和物资的直升机，在“蜂鸟”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经过前线检验和改进，每架可运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