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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就是现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20世纪）90年代，信息量特别特别大，像我上大学的时候，能看的外国杂志还非常有限，现在进口书满天飞，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建筑师，尤其是年轻一代，都不得不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建筑发展的影响，也就说我们不能光看着我们自己做什么，而我们要看到我们做的这些东西跟世界范围内的建筑发展有些什么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就是更应该反思我们这种从形式到形式的，这种符号型的或者复古型的解答方式是不是合适，同时我也觉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50年代，我们一直觉得50年代十大建筑确实分量很重，不管后面的学术思想如何发展，后面的观点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它负载了那个时期的建筑、文化包括科技，包括政治很多因素。今天在我们做今天的设计的时候，我们处在（20世纪）90年代，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新世纪了，那么这个时候环境都不一样了，我觉得呢，这个时期怎么应该形成自己的这种建筑应该表达的文化方式，或者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影响，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刚才马总都说了很多，所以从这么几个观点来看呢，就是我们觉得建筑的创新呢，我们越来越把这个创新放在了更主要的位置上。换句话说，我们做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总希望能不能再新一点儿，我们是不是先把民族形式这个问题能不能先放一放，放一放并不是不去解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呢，是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比方有空间的问题，刚才关先生也讲到，中国建筑四合院空间的格局，实际上是很有特点的，也有很多朋友提到中国古建筑，它的木构的这种标准化的问题，它整个的这种营造法式，这个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是非常独特的。梁先生多年来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作为他对我们中国建筑史的一个贡献，像这些东西都仍然是我们民族传统的东西，但只不过它有时候不那么外露，比方说中国人做院子，外国人现在也做院子，中国人苏州园林里边这些通透的感觉，外国人也在做，所以有时候让人觉得你做的到底是外国现代建筑，还是中国的或者说中国传统建筑的这种继承。您现在讲的您所处的时间段，您的客观环境和您在环境当中的主观感受。
张泽群：今天在我们现场就坐的还有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副主任魏成林先生，我们想请魏先生也来谈一谈您眼中的中国设计师。
魏成林：如果建筑设计呢，作为一种行业，如果它要走向市场，要作为一种市场性来运作的话，自然就存在竞争，我是这么看，包括国外的一些好的建筑作品，也并不完全就是它本国建筑师做的，比如像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那也是通过设计方案的竞赛产生的，还有像德国最近柏林的波斯坦广场，它是城市设计之后，通过国际的招标，由国际知名的建筑大师来做的建筑创作，所以我觉得建筑设计行业的发展，肯定会引来竞争，有竞争我们就要通过竞争的方式来选择出优秀的，更优秀的，更好的建筑作品。尤其是对北京来说，北京呢，这几年应该说处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展的这么一个历史阶段。我们申办2008年的奥运会已经获得成功，我们国家也加入了世贸组织，今后我们的设计市场还要进一步的开放，也欢迎更多的国内国外的优秀建筑师来北京做一些更加出色和优秀的建筑作品。
正如刚才有的同志说的，建筑是百年大计，一个建筑完成之后，可能它的寿命要在至少是在50年以上，有的可能在100年以上，有的可能时间更长，那么作为标志性建筑，它必须要是一个精品，必须要是一个精品，所以我觉得采取建筑设计招投标这种方式，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也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一种方法。
张泽群：魏先生讲的非常客观，我们毕竟现在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而且北京这个发展速度，是让全世界的大建筑商关注的。那么为了未来的发展，肯定要从国际的角度，或者更超前的眼光来看待，但是就您作为管理者的角度来看，目前我们中国的设计师，比较国外的设计师我们长短之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魏成林：我觉得建筑设计确实它是综合水平的一种表现，因为我本人也是学建筑设计的，虽然没有做过设计，但是我觉得要想做好一个设计，仅仅懂得一些工程方面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要全方位的，全面的知识。我们看这些国际上包括国内非常成功的这些建筑大师，他们在创造作品，他们所创造的作品非常有深刻的内涵，但是这个背后有他知识广博，有他深刻的思想含义，像我们的关先生、马先生，还有崔先生。我想他们，虽然从他们的设计作品来看，大家都觉得非常出色，都非常精彩，但实际上体现了刚才有的同志讲体现了一个人格，同时也更体现了他知识的层次。所以我觉得呢，作为中国的建筑师今后应该在全方位上去发展自己。另外呢，要特别的关心和注意提高自己更广博的知识的层次。我觉得呢，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我们还要学习国外一些优秀的设计的理念，当然国外的优秀的设计理念也是有它深厚的文化背景，我们中国也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我们怎么去把中西方的文化结合起来，我觉得确实是今后需要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谢谢。
张泽群：谢谢魏先生，感谢。尽管您讲的比较宏观，但是从宏观的介绍来讲我们还是捕捉到很多信息，我们再请教一下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胡越先生。
胡越：我觉得中国建筑师包括整个社会，背了一个太沉重的包袱，对传统与创新的问题，我觉得不应该背这个包袱而且是完全是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属于一个弱势的文化，因为我们国家从19世纪末到现在一直处于一个落后的状态，所以这个弱势文化从国际上的各地的情况都是这样，你处于弱势情况你必然要受到别人文化的侵略，所以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我觉得即使你在做什么，从感情的主观上再做什么努力的话，你也不能够改变这种状况，那么美国有一个未来学家，他画了一张图，这张图的纵坐标是代表西化，横坐标呢代表现代化，这个图是一个抛物线，就是说当你国家从很落后的状态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就逐渐地西化，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候再现代化就成为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不必担心西化或者是不够继承传统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必担心，随着中国社会逐渐地进步，必然有一天我们会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无愧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建筑，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
再有一点我们现在创造的东西，虽然借鉴了很多国外的东西，也做了很多拙劣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它也是真实的反映了我们社会上某些状态，比如说欧陆风情这个风格吧，你去国外看看的话，你没有看到国外有这种样的欧陆风情这种建筑，我觉得它实际上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咱们处的这个状态，正在发展，正在接触外面大量的涌入，这种文化发展初级阶段，这个心态，正好反映了这个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怕这个东西。
再有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建筑师我们也应该有责任，去学习去研究我们自己过去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应该把学习和成长的过程缩短，能够让我们国家，能够让建筑文化更快地达到有自己特色，就是这样。
张泽群：谢谢胡越先生，真的 您的这番自信就让我们多了一些乐观，还让我想到我们这些服装，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您说我们欧陆风情有点像茶馆里面的刘麻子，穿一身洋布大褂，可是现在我们看看即使我们穿西装我们也穿得非常自信，更何况我们还有机会让外国人来接受我们的唐装。我们想请问在座的年轻的设计师朋友，你们如何看待，如何面对这么一种情况。
沈小磊：我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沈小磊，我也是今年刚毕业的，我觉得可能也许跟大家的思路不太一样，我觉得中国建筑师缺乏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刻苦钻研的精神，可能年轻的时候有一股冲劲，但是慢慢地磨砺了，时间长了中庸之道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处事方法，也许到10年之后，20年之后，有了一定的生活经验的时候，那这时候可能他的精力磨砺了以后，锋芒不够了，我觉得可能更重要地来讲，中国建筑师跟外国建筑师的区别的是那种生活的经历，他那种对于生活的渴望，对于创作的那种热情，也许缺的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方法这个东西，慢慢地经过几代大师，关先生、崔先生、我们的马国馨先生，这种一代一代人去发展，它都可能会补上的，但是这种精神，历经磨砺，锋芒不失这种精神，也许是中国建筑师最缺乏的东西。站在外国建筑师面前，不脚软，敢于站出来说我们建筑师是最好的，我们更了解这个社会，我们住在这里，我们祖居这里五千年，也许这种东西是更重要的，我觉得也许这样可能会几十年之后我们这代人，下一代人，或者崔先生这一代人再走下去，我们把这债都还完了，那这个时候中国的建筑应该会立足于世界建筑之林的。
张泽群：这小伙子实际也提出很大一个问题，那么刚才我们说轻了可能是一种习俗习惯的问题，说大了可能是文化的问题，比如说你现在刚到你的设计室工作，你敢不敢跟你的主任说我这个方案就是最好的。
沈小磊：这句话我不敢说，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做不到最好，但是如果说有哪一天，我觉得我能够把这个方案调顺了，我觉得我能做得很好的时候，那我敢说这句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每个方案来讲，不管做什么样那是靠实力说话的。
张泽群：真的像关先生那样，别人都说不能加帽子的时候，他自个戴个帽子，那真的是一种勇气，我们向年轻的和年老的设计师表示我们由衷的敬意。谢谢你们。
观众：我就想刚才接着谈一下创新的问题，我觉得像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关先生（设计的）清华的那个图书馆，也是十大建筑之一，应该是80年代十大建筑之一，关先生的做法用那种很含蓄内敛的那种手法，用那种传统的材料，非常谦虚地把自己的建筑融合在整个清华，它的中心区的整个机理之中，用一种非常谦逊的姿态，那您说这个是创新还是对过去的一种怀旧的那种情节呢，我觉得它是一种创新，但是它是一种更加深沉的创新，而且这个场地对它的要求，对这个新建筑的要求。第二个建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建筑，也是80年代的十大建筑之一，是马国馨先生做的亚运会的场馆，明显地可以看出来，这个建筑是非常地标新立异的，是非常具有时代的那种，能够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的那种建筑，但是这也是一种创新，这也是场地对它的要求，也是它的具体的功能，也是这个时代对它的呼唤，那么我觉得这样，一个建筑就是说应该是，不是说是我们为了追求一个什么东西，就应该去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