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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也放出话来：希望同中国恢复外交对话。
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极大地关注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些新动向。一项改变中、美、苏三国关系格局的外交决策，在他们中间酝酿开来。
美国向中国暗送秋波，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恐慌。
到了金秋的9月，北京的大街小巷，正在以它喜气洋洋的面貌迎接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南边山水相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正在庆祝她独立24周年。9月2日，正在越南国庆日的这天，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主席不幸去世。胡志明去世，引起了中、苏、美三国在外交上的一连串反应。
9月4日上午，以周恩来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吊丧。
与此同时，北边的苏共中央，也决定派出以党内第二号人物柯西金为首的代表团赴河内吊丧。
中共中央考虑，在中苏两国关系极端恶化的状况下，周恩来不宜在河内与苏共领导人碰面。于是，9月4日当晚，周恩来与叶剑英到河内的医院瞻仰完胡志明的遗容后，便飞回了北京。
周恩来此举，第二天就引起了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舆论的关注。美联社在9月5日的电讯中说：“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
周恩来有意回避一事和国际舆论的反应，反而给苏联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苏联毕竟不愿意让“美帝国主义”利用中苏矛盾。
9月10日，周恩来接到了一封发自中国驻河内大使馆的急电，上面说：柯西金想在回莫斯科途中路过北京时，与周恩来总理会晤。
几经波折并报毛泽东同意后，9月11日上午，周恩来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
3个小时的正式会谈是艰难的，周恩来展示了自己高超的谈判技巧。
周恩来：“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当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一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嘛！5年前我送你到北京机场途中也说过嘛！”
柯西金：“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3个月。”
周恩来：“目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
（柯西金同意这一看法。这正是苏联领导人陷进去以后又想急于摆脱出来的困境。）
周恩来趁热打铁：“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 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 不过来，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改变世界”，拓新格局（3）
（的确如此，柯西金知道中国正在忙于进行“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
意思表达清楚后，周恩来诚恳地提出：一、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二、中苏边界问题是目前中苏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进一步说：当务之急，是在谈判解决问题以前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双方首先就此签订一个协议，进而恢复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他提出了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的几项临时措施：一、维持边界现状，二、避免武装冲突，三、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
柯西金提议，临时措施中还加上一条：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
周恩来：“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
柯西金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
经讨论，双方商定于近期各派代表团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双方还讨论了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恢复互派大使等问题。
这次著名的机场会谈，就中苏双方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了谅解。正如周恩来所说：尽管我们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有了个良好的开端，这次坦率会谈，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其实，这次会谈的结局，早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预料之中。苏联方面想同中国缓和一下关系，借中国压美国。
苏联在摸中国的底，中国也在摸苏联的底。
在机场，周恩来友好地请柯西金吃了一顿饭。
中苏之间的总理级高层接触，很快被美国情报部门获悉。白宫的尼克松更坐不住了，他决定急起直追，不能让苏联抢先与中国改善关系。
通过机场会晤后，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运作。9月18日，周恩来致信柯西金，建议按照机场会晤中所提的临时措施开始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并说：“这些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我相信，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达成，将有助于两国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
自周恩来与柯西金机场会晤以后，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相对缓和下来。不久，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在北京恢复。
中方缓和了北边的紧张局势后，西半球的美国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正在中苏高层开始接触的时候，在北京研究国际形势问题的4位老帅又写出了一份重要的研究报告——《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这份报告，由陈毅定稿后报送周恩来。陈毅还向周恩来提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虽然这一设想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是“不合常规”的，但他向周恩来口头汇报后，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
一个以巨人之手拨动东西两个半球转动的决策，在伟人之间酝酿开来。
就在中苏边界谈判进程开始的时候，大洋那边的尼克松也在寻找通向“古老中国”的渠道。11月份，美方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驻巴大使张彤表示：尼克松总统想同中国领导人接触。
机敏的周恩来立即抓住了这一信息。
11月16日，中方的一份关于中苏边界谈判建议主要内容的文件拟出，其中说：一、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是我们谈判的基础；二、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是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必要保证；三、中苏边界谈判必须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接到文件的周恩来立即送给毛泽东审阅，同时，他特意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与中国驻巴大使张彤谈话的电文附上，并致函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如何回答叶海亚·汗，待与外交部研究后再报。”
“改变世界”，拓新格局（4）
周恩来的视线，随时关注着中美苏“大三角”。
一个星期以后，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表示：“请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
周恩来的话，由巴基斯坦方面传给了白宫。
1970年3月21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急报国内外交部：巴总统叶海亚·汗向大使张彤转达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地自由决断。”
熟谙外交之道的周恩来立即在电报上批示：“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一个对世界保密（主要是对苏联保密）的“秘密接触”行动，在尼克松、基辛格和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实施开来。
之后，尼克松又不断向中国方面传来信息：
——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白宫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华。
——准备派其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与中国的相应代表对话。……
对尼克松的信息，周恩来采取了中国式的回答。1970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民庆祝自己国庆节的重要日子。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站在毛泽东身边，检阅首都北京的国庆游行队伍。
在《人民日报》发表报道时，周恩来特意对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把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照片放在头版的显著位置。遗憾的是，美国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却未能理解这种中国式的含蓄。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一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在意识形态上，中美之间显然有很大的差异。但它并不妨碍双方的接触。
1970年11月，就在尼克松再次托访华的叶海亚·汗总统转达口信的时候，周恩来对叶海亚·汗表示：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口头回答尼克松总统。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周恩来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们非常愿意解决中美关系，但是，美国领导人必须清楚，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紧张的症结，在台湾问题上。
为了进一步让美国人清楚这一点，周恩来不断地给尼克松传过去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一贯立场的口信，并说：
如果美方真有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尼克松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商谈。
尼克松在与中国接触的问题上采取了小心翼翼的方式。你来我往，中国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大家都在试探和寻找时机。
1971年3、4月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美两国都派出代表队参赛。比赛期间，中美两国乒乓球队员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