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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一伙很快就意识到，周恩来的做法会使他们打倒老干部，篡党篡军夺权的阴谋功亏一篑。为此他们加紧了阻拦的步伐。
就在这种对抗的力度不断加大的时候，79岁的毛泽东和74岁的周恩来身体状况都明显地下降了。
1月中旬，毛泽东曾病危一次，经周恩来组织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毛泽东才转危为安。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由周恩来、张春桥、汪东兴等共同负责毛泽东医疗组的工作。就在毛泽东身体出现险情的时候，周恩来的身体也每况愈下。4个月以后的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
这时候的江青，则更为猖狂，对毛泽东的治疗，她一再干预，甚至以吵闹相要挟，以至引起毛泽东愤而拒药。对周恩来的治疗，江青也百般刁难，到后来，江青甚至闯进周恩来的病房捣乱。这件事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都看不下去了，宋庆龄曾对老朋友陈翰笙说过：“我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的病情严重，而江青还闯进医院撒泼……”
古稀之年（3）
此种事态，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凸显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政治权力将如何归属？身患重病却政治头脑极为清醒的周恩来，看准了一点：决不能让党和国家的权力再次落入阴谋家的手中。在他和毛泽东等人百年之后，必须把权力平稳地移交给真正地为党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着想的人！
由于操劳过度，此时的周恩来的身体已经被拖垮了。
8月4日，周恩来的病情有所发展，医生强制他搬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住了几天，边工作，边休息。
就在周恩来搬到玉泉山的当天，邓小平从江西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里。信中揭批了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并表示：
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
8月14日，毛泽东将邓小平的信批给周恩来，其中有这样一些话：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
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邓小平，这一点与周恩来不谋而合。
……
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后，又在1969年秋天戴着这顶“第二号”的帽子被以“紧急战备疏散”的名义疏散到江西。当初为保证邓小平在江西的安全，周恩来多次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的负责人，详细交代：“要保证邓小平一家的安全，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
邓小平在江西期间，周恩来始终惦记着他，1970年秋天，周恩来在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时候，还深情地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起过很久不见面的老朋友邓小平，他说：
这里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注：指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当时被下放到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经根据父亲的谈话得出过这样的结论：“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
在周恩来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解放”邓小平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接到毛泽东传来的信号，周恩来迅速对邓小平复出一事做出周密的部署。他当即批告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发中央各同志。为郑重行事，1972年8月15日晚，周恩来还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信批示的内容。
对江西方面，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中共江西省委发出通知，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邓小平原来的公务员和秘书也被调回他的身边。
解放诸如邓小平这样的老干部，对江青一伙来说形势极为不妙，为此他们把周恩来的做法诬蔑为“修正主义的回潮”、“右倾回潮”。尽管江青等人对此百般阻挠，但是这种“回潮”之势，已经不可逆转。
这期间，周恩来还完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重要工作。然而他的身体，不仅受到癌细胞的侵害，而且心脏病也进一步发展。1972年11月11日，负责医疗工作的卞志强和张佐良两位大夫不得不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等人写了一份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汇报了自5月份以来周恩来的病情发展情况，并列出他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过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
古稀之年（4）
周恩来的病情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阅看病情报告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但是对周恩来而言，病情的加重无疑更加促使了周恩来加快工作的进度，尤其是加快“解放”邓小平等一大批被批倒的老干部的步伐。
12月17日晚，周恩来带着“解放”老干部的意见来到毛泽东住处，就一些老干部的问题进行了细细的商讨。最后，在谭震林（被林彪、江青等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邓小平（被林彪、中央文革打成“第二号走资派”）等人的问题上有了一致意见。
第二天，周恩来趁热打铁，给纪登奎、汪东兴写了一封亲笔信：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谭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当天，周恩来还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面谈了与毛泽东商定的意见，他让纪登奎、汪东兴等人具体承办邓小平、谭震林回京的事宜。
十天以后，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拿出了安排谭震林、邓小平工作的意见，并致信周恩来说：将谭调北京安排工作；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鉴于谭震林骨伤在身，急需回京进一步治疗；还由于邓小平的职务需要更好地安排，但这种安排尚存在障碍，周恩来阅信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与此同时，“解放”军内一大批被打倒的将军、平反“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工作，也提到了周恩来的办事日程上。
也是在1972年底，周恩来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贺龙元帅的案子。毛泽东听着听着，竟拍案而起：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
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点头赞同，并说：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
这是一次落实干部政策的极好机会，周恩来立即召集中央有关会议，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周恩来还规定，“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决策定下来以后，各部门都在想办法落实。
作为军队系统实施“解放”的机关，总政治部首先想到从军内被打倒者中级别最高的两位元帅——彭德怀和贺龙入手。
对军队干部的“解放”，周恩来为总政治部选定了突破口。
总政治部立即派出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专案组“一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贺龙同志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总理没有说贺龙同志的案子让你们总政治部去平反。”说起来也是，因贺龙不仅是元帅、军委副主席，而且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总政从元帅入手“解放”干部的愿望，看来有一定难度。正在他们为难之时，周恩来急召负责军内干部“解放”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将军和总政干部部长魏伯亭到人民大会堂商议办法。
见了面以后，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和钟汉华，曾分别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治委员，1967年因武汉“七二○”事件被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打倒的，一个是上将，一个是中将，都已蒙冤6年之久。
田维新和魏伯亭马上就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军队高级干部的“解放”工作，从将军们入手，先以陈再道和钟汉华作为突破口。
古稀之年（5）
经总政治部具体操办，周恩来在上面做工作，虽然“解放”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报告送政治局讨论时遇到了来自江青等人的阻力，但最终仍然通过了。
突破口打开以后，周恩来让总政治部继续前行。有的将军的“解放”是先由总政提出意见，送周恩来批准；而许多则是周恩来亲自点将的。
由于被解放的将军中大多是被江青一伙亲手打倒的，这使得“解放”工作极为艰难。要“解放”他们，谈何容易。江青在政治局内外设置了重重障碍，百般刁难。
然而，在周恩来看来，“解放”干部的工作刻不容缓，必须排除阻力……
经过一番艰难的周折，最终有175位将军得到了“解放”。这些将军，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过赫赫战功、威震敌胆的人物；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国家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为“解放”这些部队的英才并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将才的“解放”颇费周折，而帅才的“解放”则更加不易，更需周密行事。
在“解放”将军们的同时；邓小平复出的大门也在缓缓地打开。
经过一番艰辛，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交代汪东兴：要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就在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的问题办妥的时候，周恩来迎来了他的75岁生日。对周恩来而言，人生旅程每向前跨出一步，就意味着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忧虑多生出一分。因为许多事还没有办。晚年周恩来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要想法把未完成的事情交给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来完成。
75岁刚过的周恩来，在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急速下降的时候，加快了周密策划把邓小平一步一步地重新推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步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两种力量激烈交锋的主战场。江青是最不喜欢邓小平的，因为邓小平“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对江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