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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把铁道部门实行军事管理。我给你们开过七次大会，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一刻也不能中断，你们就是不听，你们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七亿人民重要？夺权，要在脑子里夺权，夺“私”字权。
正在周恩来极力劝说人们不要出来胡闹，要赶快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搞生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已经如同一匹脱了缰的不驯之马，它激起了人们躁动的心态，众多的人热衷于打派仗，早已无心生产了。
1967年3月18日，周恩来接到一份报告，它反映位于我国东北重工业基地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内部派性问题严重，其中说：在这个局内派别众多，有200多个派性组织，经常打派仗，工作无人管；局内指挥不灵，调度员、扳道员随便不上班，十几台机车开不出去；甚至有人强调要打破条条框框，砸烂规章制度。由于派性斗争，该上班的不上班，该拧闸的不拧闸，有几次险些造成国际列车的碰撞……
这对周恩来来说，无异于发生“地震”，国家经济如此震荡下去，非垮不可。必须采取军事管制的紧急措施处理。
周恩来立即将反映齐齐哈尔铁路局问题的报告报送毛泽东，并附上了自己的意见。
当天，周恩来还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商量了如何对国防工业、工交财贸等部门和一些重要的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问题。
鉴于国家的无序状况，再这样乱下去，别说是“天下大治”，恐怕政治上“大治”都很难保证，因此，毛泽东赞同实施军事管制的意见，他在周恩来送来的报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秩序，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对的。此事请你们研究。”
乱中求治（4）
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让余秋里、谷牧草拟对铁路、交通、邮电三个重要部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
3月21日，余秋里和谷牧便把实行军管的决定稿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加写了一些重要的内容：
在军管会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一个是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一个是业务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本部门的生产和业务工作。
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不要一概排斥、打倒，也不要一概复职，一概结合。
中央文革的一伙人很清楚，成立一个与“文化革命委员会”并行的“业务领导小组”，无疑是要削弱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再加上“不要一概排斥、打倒”干部这类的条条，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与文化革命的宗旨相违背的。因此在这份决定稿拿到中央碰头会上讨论时，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刁难，他们左右挑剔，觉得横竖都不顺眼。他们的理由是，这份文件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林彪的话也很阴险，他别有用心地说：“军管如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在林彪和中央文革的人阻碍下，对铁路、交通、邮电实行军管的措施迟迟不能落实下去。而国民经济一天天烂下去，周恩来心急如焚。
与此同时，林彪、江青一伙加紧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把周恩来视作夺权的障碍。他们心里清楚，不能直接打倒周恩来，得采取周边战术，先截断周恩来的左膀右臂。他们放出风去，将周恩来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得力助手李富春、李先念等人说成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3月21日晚，当周恩来带李先念、谷牧、余秋里等人到中南海会议室，向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造反派代表宣读毛泽东有关实行军管的批示时，有代表质问周恩来：“有人说，李先念、谷牧、余秋里、李富春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也有人说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搞不清楚。”周恩来气愤地批驳说：“他们如果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带他们来吗？要实事求是，不要相信传闻。”
周恩来还向造反派们表达了对重要部门实行军管的决心，他说：
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归军队管，现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二季度的生产要搞好，铁路、轮船、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先管起来，由谷牧同志负责。
林彪和中央文革的人也不示弱，他们放出话去，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攻击周恩来的妖风。与毛泽东关系比较接近的外交部干部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了社会上出现的这一情况。
对周恩来，毛泽东还是非常了解的。有些人闹革命可以，但要建国、治国，周恩来的才能是无人能比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已经倒了，再把周恩来打倒，恐怕没有人能够替代总理的位置。一旦国家摊子烂下去，将很难收拾。在毛泽东心目中，周恩来还是要力保的。
5月29日，毛泽东在王、唐二人的信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这才得以继续在“文革”的逆流中发挥砥柱中流的作用。
斗争的机会和斗争的艺术，对周恩来来说太重要了。
机会又一次到来。
1967年5月31日上午，周恩来接到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的一份紧急报告，其中反映：郑州、徐州、蚌埠、金华、宣化等铁路枢纽站段两派武斗，炸毁机车，停止作业，致使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四条主要铁路干线均处于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
这还了得，哪还像个国家，连基本的社会秩序都没有了，简直无法无天。
乱中求治（5）
“必须发挥国家权力的强有力作用，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来主意已定。并根据报告所附济南军区68军要求对有关铁路枢纽实行军管的意见，当即批示：“同意济南军区68军党委常委关于要求对徐州铁路分局和火车站实行军管的急电。”
实施军管，必须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中午，周恩来赶到毛泽东处。他在向毛泽东讲述军管的必要性时，语言极其凝重：主席，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的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问题不可再拖。
毛泽东思索片刻，痛下决心：同意。
告别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谷牧、余秋里等人于当天下午到国务院开紧急会议。
对中央文革，周恩来采取了先斩后报的办法。
会后，他将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和会议商定的措施，连同铁路中断情况的电讯，一并送陈伯达、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并告：“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还没有等中央文革的人醒悟过来，第二天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的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命令下达，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实施了军事管制。
周恩来在国家经济命脉上紧挂着的心，总算轻松了一点。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总算有了一些好的结果。
江青一伙对周恩来拿毛泽东来压他们并先斩后报的做法，怀恨在心，他们也在寻找机会，伺机报复。
铁路，仍将是斗争和争夺的焦点之一。
到1967年7、8、9月间，在“全面内战”中，铁路交通中断事故仍频频发生。
为控制局势，周恩来尽管处境艰难，但他果断决策：要维护军管的威信，派野战军到铁路两边护路；京广、陇海、津浦、京沪、沪宁、沪杭、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要分别指定具体部队包下来。
为此，他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详细的部队护路部署。得到毛泽东同意后，中共中央于8月10日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作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周恩来深知自己发挥作用所处的特殊环境和特殊群体。他的力量，不仅来源于广大有良知的群众，而且来源于对党和国家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广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主流与逆流的抗争中，1967年的“二月抗争”，在共和国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1967上海“一月革命”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的混乱阶段。在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叶剑英、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奋不顾身，挺身而出。他们大义凛然，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对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乱党乱军的行径给予愤怒的斥责。
1967年2月中旬，大较量、大搏斗的第一个回合，达到了高潮。
2月11日下午3时，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
像往日一样，周恩来坐中间，一边坐着4位军委副主席、3位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另一边坐着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一伙。很显然，已经形成两军对阵的形势。
会议刚刚开始，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愤怒中，他们甚至拍案而起。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以他特有的广东普通话，气愤地对坐在对面的陈伯达等人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乱中求治（6）
此言一出，“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面部表情很不自然，他们开始唧唧喳喳。
坐在中间的周恩来对叶帅非常了解，从大革命时期他们就开始并肩战斗，叶帅总是在关键时刻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紧随叶剑英之后，新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也坐不住了，他一想起类似于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那样的人心中就有一股怒火。徐帅边拍桌子边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接过话去又质问道：“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面对红极一时但在毛泽东主席身边不干好事的陈伯达，叶帅幽默地嘲弄他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在中南海怀仁堂拉开了序幕。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篡党乱军的阴谋，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