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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晚上，周恩来支撑着疲惫的身体一直工作到8日凌晨。正在这时，一场想象不到且事先未能做出预报的地震灾害突然袭来。
当时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周家鼎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总理还在办公室批阅文件，还在办公室办公呢，大地颤动，电灯摇晃。总理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马上告诉我说：你马上告诉国务院的值班室和总参谋部，立即查明这个地震的震区、震级和这些地方有什么样的破坏。这是一。第二就是要给我准备直升机，我要到灾区去。第三就是明天九点钟，国务院召集紧急会议，有关的各部委负责人一定要到会，还有副总理。
安排好一系列紧急措施后，周恩来于3月9日下午不顾余震的危险飞赴灾区，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现在人民最需要他的地方……
自然灾害，给周恩来的肩上增加了一副更重的担子，但它并不能压垮周恩来。在地震灾区，周恩来鼓励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并嘱咐地震工作者一定要加强地震预测研究。
所谓“革命”（2）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地组织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时候，一场比自然灾害更为严重的源于政治领域的民族灾难，以更为猛烈的态势正在向人们袭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对此也始料不及！
2月3日以后，也就是在周恩来不断地约有关方面负责人大谈加强我国的农业、水利工作的时候，《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意思发表了《永远突出政治》等六篇社论。
这些社论一反党和政府关于政治和业务关系的提法，标新立异地强调：
政治统帅一切。
政治永远是第一，永远要突出。
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
我们的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把人的思想染红，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有了精神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成果。
敏感的周恩来知道，这种论调不是个好预兆，这样突出政治实际上是在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邓小平与他有同感。
与《解放军报》相对应，《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和邓小平有关“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的意见，从4月6日至22日也发表了三篇论述要突出政治的社论。
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没有想到的是，林彪一伙讲政治，迎合了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的状况所作的过分严重的估计，符合毛泽东关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的判断。
正在毛泽东想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上述危险的时候，周恩来等人从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上去阐释突出政治的问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随即，《人民日报》的观点遭到指责，被批判为“二元论”。
从这个时候开始，周恩来在大方向上有了茫然之感。
正当周恩来忙于华北抗旱，忙于部署邢台地区抗震救灾工作（3月22日，邢台地区再次发生强烈地震，4月1日至5日，周恩来再次深入到地震重灾区），忙于接待阿尔巴尼亚等国外宾（4月29日，周恩来陪同以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到河北沙石峪等地参观，5月3日至11日陪同阿尔巴尼亚外宾到大庆、上海、北京等地参观）的时候，中共中央于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议一上来便从中央开刀——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解决了彭、罗、陆、杨的问题后，事情并没有完结。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通过这一天正好是5月16日，因而这个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在会前让陈伯达等人起草的，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定的稿。《通知》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文化领域各界，都已混进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一俟时机成熟，就要夺取政权。
如此耸人听闻的判断，谁还能不认真对待。
毛泽东在修改这个通知时，指向更为明显，他说：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这还了得？！为此，《通知》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还没等政治局会议结束，中共中央便于通过的当天发出了《五一六通知》，第二天它便赫然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
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序幕。
所谓“革命”（3）
这场披着“文化大革命”之名的政治运动，自打它一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就像一股肆虐大地的洪水，也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把偌大个中国大陆搅得天翻地覆、动荡不安。
而林彪、江青一伙人利用了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利用了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关于“清洗”党、政、军和文化领域的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一尚方宝剑，通过对红卫兵运动狂潮的推波助澜和暗中操纵，从而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中国逐渐引向了灾难的深渊。
如此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不可理解，一开始他就显得很被动。后来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态：“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然而，面对凶猛而来的运动，周恩来所要做的，是尽最大的努力把“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中国的国民经济不至于崩溃。
一位叫迪克·威尔逊的英国作家在他的《周恩来传》中这样描述“文革”中的周恩来：“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
“文革”之马脱缰，是由红卫兵运动开始的。
就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的头一天——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的授意、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公开攻击他们搞修正主义。
这张大字报贴出来，周恩来内心是不赞成的，因为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大字报违反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把矛盾公诸于众。
得知消息的周恩来连夜派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指出他们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并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原则的指示。
康生则心怀鬼胎，暗里藏刀。他在得知周恩来的批评后，立即让曹轶欧要来大字报的底稿，密报给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大字报的毛泽东，他的反应却与周恩来等人大相径庭，他对康生等人的做法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认为这张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月1日，毛泽东指示康生和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当晚8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这张所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
周恩来一下子懵了。陈毅等人也懵了。当天晚上，陈毅问他：“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
周恩来只能回答：“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毛泽东在外地遥控，在京的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驾驭和适应政治大局。
6月3日，刘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扩大会议，会议的基调，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作出限定：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和侮辱人……
为保证“文化大革命”有秩序地进行，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都同意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提出的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然而，派工作组一事，很快被毛泽东批评为“捣了很多乱”，“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工作组随即被取消。
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除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显然摸不清毛泽东的门道。
就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贴出去后没几天，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夺权、造反之风，也从这里蔓延开来。
毛泽东对大中学校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由学校着眼，利用青年学生来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等人有着共同点。
所谓“革命”（4）
继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以后，6月24日和7月4日出自清华大学附中的另外两张大字报再次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两张大字报名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造反，是大字报的主题！
7月28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将这两张大字报报送江青审阅，并请江青转送毛泽东，请求批示。这一动作正合江青的意。她立即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接到这两张大字报后却很高兴，他从红卫兵小将身上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希望。他很快回了一封信，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说：
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
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的信写好后，为慎重起见，他批给“各同志”——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张春桥，组员王力、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15人，请他们考虑信及大字报“是否正确”。
在批示中，毛泽东还说：“有错误，请指正。”
这些“各同志”中，显然有不同意见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毛泽东的信没有发出。然而，信的精神，很快便被红卫兵们知道。不久《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以《无产阶级的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