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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党的信，号召对我们党进行‘反击’，并且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到了7月30日，赫鲁晓夫就下达了开会的通知。显然，这是个有预谋的反对中国党的分裂会议，怎么能指望我们党参加呢？迄今为止，已有7个党决定不参加12月15日那个会，如果你们要开，那就是分裂。”
善于求同存异的周恩来从苏共新领导的态度上明显地感觉到，要劝阻他们改变召开分裂会议的决定是不可能的。倒是米高扬比较坦率地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米高扬的话最后证实了苏联新领导还是要坚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
寻求团结（8）
在11日的谈话中，周恩来敏锐地指出：“我们认为，在你们还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性分歧基本上解决以前，谈不到停止公开争论。”周恩来还指出，苏联新领导中赫鲁晓夫的“以老子党自居的那种倾向还在发展”。
尽管双方在谈话中争论激烈，分歧较大。周恩来还是诚恳地说：“应该说，我们来这里庆贺和接触的任务是完成了。虽然这时双方谈话的气氛不好，但是我们绝不后悔，因为我们这次到这里来的倡议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党、兄弟党和国家以及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许。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中苏关系上做了一件好事。”
在12日的最后一次正式谈话中，勃列日涅夫不得不简单地回答中国党政代表团心中的疑团，“通知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有关问题”。他说：赫鲁晓夫下台，是由于赫鲁晓夫工作作风、领导方法引起的，而苏共的路线、纲领是不可破坏，毫不动摇的。
勃列日涅夫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解释，显然是敷衍，周恩来表示“不满意”。
事已至此，周恩来只好说：“这次我们没有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但是，我们两党协商的门是开着的。”
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周恩来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了使我们两党协商的门开着，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建立共同团结对敌的愿望，我希望不要在创造新的气氛中又来一个障碍。”
从几次谈话来看，中苏双方会谈的气氛已经被破坏，但苏联新领导却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中方。周恩来坚决驳斥道：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7月30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在与苏共领导进行接触的同时，周恩来还与各兄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这些谈话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的良好愿望以及对苏联新领导的看法的变化过程。
11月7日、8日、12日，周恩来连续三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在谈话中，周恩来表明了中国代表团的最初愿望：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对政策的影响会引起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但是，结论并不令人满意。在8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向罗方谈了自己的印象：苏联新领导是动荡的。从代表团来庆贺的一些问题上，就看出他们摇摆不定。周恩来通报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并分析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酒后吐真言’。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存在决定意识，思想里总有个根苗才说出这个话来。我就在克里姆林宫被赫鲁晓夫灌醉过一次，我怎么没有说这样性质的话呀？这不仅是品质问题，而且包含很多本质上的问题。”在12日的谈话中，周恩来透露说：苏方用20分钟介绍赫鲁晓夫为什么下台。不出我们所料，他们的理由就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作风。因此我们对他们所作的解释不满意。我们也不要求他们再作解释了，但是我们还保持我们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看法，就是说，我们有权利、有自由评论赫鲁晓夫下台的政治原因。
11月7日、9日，周恩来又连续两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在谈话中，针对哥穆尔卡所提希望中苏两党停止公开争论的建议，周恩来说：“争论是赫鲁晓夫提倡的”。周恩来想让波兰领导人明白，争与不争，并不取决于中国方面。他讲：“首先要问：争论如何解决？能否马上解决？不可能。苏联同志也这样讲。他们甚至说，在争论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一丝一毫也不能改变。这就是说，一下子谈不拢。”周恩来一方面指出，“我们现在看不出目前有停止争论的可能”；另一方面又从积极的方面说，“当然还要想办法。我们同意创造一种好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和办法，实现大家要团结的愿望。这就需要时间，需要接触”。
寻求团结（9）
8日，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后，还会见了正在苏联访问的阿联副总统阿密尔元帅，他在谈话中诚恳地说：“关于苏联内部，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我们总希望他们更强大，而不是更削弱，希望工农业发展，而不是像去年那样。但这些可能性不是一下就能实现的。我们也不是期待甚急。”
9日和12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又与以格瓦拉为首的古巴党政代表团进行了两次谈话。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愿意增加对古巴的粮食援助。还介绍了中苏会谈的情况和中方立场。
10日这天，周恩来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时，再次表明了自己对苏联新领导的看法：苏联新领导是要在没有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当天，他还会见了正在苏联访问的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长本·阿拉。
11月10日、12日，周恩来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了两次谈话。他在介绍中苏会谈的情况后遗憾地说：“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在的苏共领导软弱，内部存在矛盾、混乱和动荡的状况，各方面面临的压力大，这是原来没想到的。”
在与各党代表团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会晤了一些国家领导后，周恩来在莫斯科的任务基本完成。直到11月13日，他才得以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使馆的全体人员、中国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和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中国工作人员。面对周恩来总理亲切的笑容，这些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看不出周恩来在苏联期间遇到的波折；然而，在周恩来内心中，却掀起了极不平静的波澜。
接见完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后，当天，周恩来和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回国。行前，柯西金提早来到了中国代表团所驻的宾馆，他要从这里把周恩来等人送到机场。在赴机场途中的汽车上，柯西金很想了解周恩来此次访苏的感受。
柯西金问：你对这次访问印象如何？
周恩来回答：我认为会见总是有益处的，如同我们对勃列日涅夫同志所说的，了解情况。但是，我们并不满意，因为我们原来希望情况会好一些。米高扬同志清楚地表示，我们坚持站在过去的立场上，原地不动。这就很难寻找途径团结对敌了。
对周恩来来说，他并没有放弃寻找双方的共同点。
为了缓和气氛，修正米高扬所说的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在思想上毫无差别的话，柯西金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
周恩来问他：区别何在？
柯西金闪烁其词，避不直言。他却提议，希望举行中苏两党和两国的最高级会谈。周恩来表示要把这一意见转告中共中央。
告别柯西金，告别莫斯科，告别苏联，周恩来意识到，以后将很难再来了，他不禁感慨万千。飞机是夜间飞行，周恩来却难以入睡。
艰难对抗 苦撑危局的总理
所谓“革命”（1）
所谓“革命”，史无前例，以“抓革命”来“促生产”艰难而心碎
历史刚刚进入1966年，突出政治的风潮开始干扰业务工作，“三五”计划的许多指标有落空的危险，阶级斗争开始由党的工作附线上升到主线；同时，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旱灾，在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北方省市区蔓延开来……周恩来忧心忡忡。
正在他这种心理负担越来越重的时候，一场自然的灾害和一场政治的灾难更加猛烈地袭来……
1966年一开年，周恩来将工作重点放在抓北方受到旱灾影响的一些省的粮食和棉花生产上。按原先的设想，这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周恩来的思想认识和工作安排中，农业，仍是第一位的。
1月3日至15日，周恩来极为关注的全国第五次棉花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闭幕那天，到会作重要讲话的周恩来观点明确地告诉人们：我们不挑起战争，我们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对建设祖国是一件好事。
他还提醒道：中国这样大，全国没有一点灾害是不可能的。丰收之年，有些地方也有灾荒，要有备荒思想。
人们明白了周恩来话中的分量：
中央要抓重点，注意北方几个旱的省。这几个省既要解决粮食自给问题，又要保证棉花生产不能减下来。
根据这一抓重点的安排，周恩来雷厉风行，随后便亲自主持召开了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付灾害、振兴农业的对策和措施。
为确保北方八省区的抗旱和农业工作的开展，周恩来除了安排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外，他自己则亲自负责北京和河北的工作。
3月5日，周恩来在严重的旱灾中迎来了他的68岁生日。这天，他一面继续听取北方八省区关于抗旱情况的汇报，强调干部带头下去蹲点的关键作用，另一面，他提到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上农业没有过关和北方旱情的严重性。生日，对他来说，早已失去了纪念的意义，仅是给了他一份更忘我地做工作的压力。
到3月7日，周恩来仍为华北抗旱的事情忙得不亦乐乎。这天上午，他到怀仁堂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向大家汇报了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情况。
当天，由周恩来点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成立了由24人组成的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周恩来亲自担任组长。下午，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首次北方农业小组会议。
他在会上说：
抗旱抗灾要抓下去，搞个自下而上的规划。当前抓抗旱，但更重要的是改变这个地区的农业落后面貌。北方八省市三五年要初步改变面貌，解决南粮北调问题。要注意抓几个问题：做好改土工作；水利以小型为主；肥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农机具质量要好，要因地制宜，以小型为主；小三线建设，有的等于搬去个小城市，不好；抓北方八省、市、自治区，不是放松南方。
……
这天晚上，周恩来支撑着疲惫的身体一直工作到8日凌晨。正在这时，一场想象不到且事先未能做出预报的地震灾害突然袭来。
当时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