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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问题也提到了决策的日程上。
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十七次中央专委会会议，他除了向尖端科技界提出了“1968年把东风三号搞出来，东风四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的四年目标外，还专门研究了人造卫星问题。
就在周恩来提出要搞核电站的1970年，中华民族实现了自古以来的“上天”的梦想。
这年3月底，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进入发射前的准备阶段。
4月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准备工作的汇报。
4月14日晚，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从发射场回京的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韧等人的汇报。
参加会议的人都很惊讶，周恩来总理问的几乎都是一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轨道参数、卫星重量、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入轨后能不能播放《东方红》乐曲等等。
他对首次发射卫星，也表露了自己的担忧：“卫星可不可靠啊？”
专家们肯定地回答：“可靠！”
周恩来说：“听了你们的汇报，看来运载火箭、卫星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比较好。我得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才能决定发射。”
随后，周恩来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进入发射工作位置。
4月20日，他又通过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发出指示：第一颗卫星的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
在卫星准备发射期间，周恩来还要求参加此项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要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
1970年4月24日晚，中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进入晚年的周恩来，是以惊人的毅力忍着癌症的病痛领导中国的尖端科技事业的。
1974年3月31日和4月12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核电站工程问题。这时，他即将进入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在3月31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听取了“728”秦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的汇报。周恩来最为担心的，是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他提出：
必须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
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对这项工程来说，掌握核电技术的目的大于发电。
他深思了一会儿，叮嘱与会的人：
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要想到2l、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他还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选派优秀设计人员支援该项工程建设，以此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
在4月12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周恩来留下了这样的愿望：
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还处在初级阶段，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这是自1962年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以来，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会议。不久，他住进医院，再也没能回到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议桌上。
寻求团结（1）
寻求团结，再访苏联，对苏联新领导失望后永别莫斯科
1964年10月，曾经不可一世、刚刚过完70寿辰不久的苏联党政第一号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10月16日，苏联塔斯社发表苏共中央全体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报：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这天正好是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日子。
一个“上天”（原子弹），一个“下台”（赫鲁晓夫），同一天公诸于众，它们成为震撼世界的两大爆炸性新闻。当时就有国际上的左派人士说：“两个令人欢迎的消息，在彼此相隔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在全世界传开了……”
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中共中央是在10月15日深夜（即16日凌晨）得知的。
这天夜里，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忙得不亦乐乎。为赶在塔斯社公布这项消息之前通知中共中央，他深夜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
伍修权是这样回忆的：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突然打电话到我党中央办公厅，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我党中央通报。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就交代中联部与他接谈，部里就由我出面会见了他。由于机关早已下了班，我就在家里的会客室接待了他。他当即向我告知了苏共中央在今天的最新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柯西金接任其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留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此之前，我们同这位大使打交道，总免不了发生争执以至争吵，这次却因为他带来了这个意外的消息，受到了我的格外欢迎。他走后，我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杨尚昆同志，再由他转报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第二天一早，我又向部里的同志们宣布了，大家也都感到意外和十分高兴。同时，这条消息也迅速在全世界传播开了。
赫鲁晓夫突然下台，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紧急而重大的难题：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何处理中苏关系？
四个月前，在赫鲁晓夫70寿辰的时候，中国党政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曾联合致电祝贺。贺电说：
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而这下，真的发生重大事变了，奇特的是，这事变的主角恰恰是赫鲁晓夫。
国际社会和国内人民，此时聚焦中共中央领导层。周恩来以他那资深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敏感对此迅速做出了反应：
我们的态度，第一，欢迎，拍贺电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
周恩来所说的这两种态度，决定了中共中央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对苏关系上的两大工作。
10月16日，就在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这天，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贺电。毛泽东还交代外交部，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个人，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随后，这份有中共中央四位主要领导人署名的贺电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徐明交给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并于当天夜里广播，次日见报。贺电表示：我们衷心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贺电发出去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经反复考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对这种考虑，周恩来向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透了底：今年不是十月革命的大庆日，苏联也没有邀请，我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祝贺，借此机会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
寻求团结（2）
决定做出以后，10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先试探苏联方面的态度。会后，立即由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一见面，周恩来主动而又感慨地说：“今天是10月28日，两个礼拜来的变化很多，……我们对变化不甚了了，所以想在两党两国之间进行一些接触。”
契尔沃年科急切地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接触”。作为驻华大使，他对接触一事求之不得，接触总比对抗好。
周恩来诚恳地说：“现在我们有这样一种提议。第一个提议：十月革命节快到了，我们有意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到你们那里去祝贺，顺便同你们的党政负责同志进行接触。”就在契尔沃年科惊喜之时，周恩来的话题更进一步：“如果这样对你们有困难的话，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提议是：我们欢迎苏联的负责同志到中国来，进行接触，不论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我们都欢迎。”
在这样的时期，中共中央如此重视并非整日子的十月革命节，做出如此重大的提议，并为苏联领导人作了如此周密的考虑，契尔沃年科原先并没有预料到。这位驻华大使甚为感谢，并说将立即把周恩来的重要想法转告莫斯科。他顺便问了一句：中国将派谁去，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代表团？因为他知道，这个代表团的级别将决定：苏联方面的重视程度和接待规模。周恩来对此留有余地，只告诉他：现在还未最后确定。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契尔沃年科以最快的速度把中共中央的提议传回苏联。
在中共中央方面，派谁去最合适呢？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周恩来是最佳人选。
10月29日，周恩来再次约见契尔沃年科，告知：“中共中央决定派以我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也就是说，是党中央副主席、政府总理一级的。”同时提出建议：苏方能否利用十月革命节，邀请除苏联外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派代表去，以便进行接触。他坦率地告知：我们要把这个建议告诉兄弟国家，希望他们同意我们这样做。
最后，周恩来又一次风趣地试探说：“你们欢迎，我就去。”
为“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朝鲜、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古巴五国驻华大使或代办，请他们向其党中央和政府转达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关于12个社会主义国家派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庆贺十月革命47周年并进行接触的建议。他对这五国的外交官说：“苏联的情况是起了变化，这个变化不仅限于苏联，而且影响到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影响到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
周恩来对五国外交官表明了中国的态度：“我们应该做些推动工作。这就是我们说的：它做的积极的事，我们应该支持。第二，我们推动他们向好的方向变化。第三，有些事情，需要等待看一看。”
他进一步建议：最好是派总理级的人率团前往。
30日，周恩来又接见了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六国驻华大使，请他们转达同样的建议。并说明：“这次苏联十月革命纪念，虽然不是逢五逢十，但它是一个重要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