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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那去打乒乓球。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周恩来不用秘书起草发言稿，除了考虑到这次检讨的重要性以外，恐怕还有一层因素——毛泽东刚刚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列了这样一条：“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
——报告从“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出发，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报告以毛泽东的语言再次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
“跃进”年代（6）
——报告以党内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1956年跃进中只是个别缺点，反冒进是错误的，“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
——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
报告以不容置疑的语言指出：
“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反冒进定论，这在无形中就把反冒进的主帅周恩来、陈云等人推到了被告席上，他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度作检讨。
5月17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这就是那篇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徨中花10多天时间并数易其稿起草出来的发言稿。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摘取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到目前为此，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
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能力、威望等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跃进”年代（7）
我们也可以推论——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后来“文革”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过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进受挫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的岗位上前后26个年头，即便有他这次提出辞职和后来林彪、“四人帮”的阴谋篡位，但直到周恩来去世，他的地位从未动摇过。
尽管岗位没有变，但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风潮，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发言权。
1958年夏天，随着毛泽东的头脑发热，全党全国的大跃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各地迅速滋长起来了。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再明确表示反对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搞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中国进入了一个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只凭主观臆断，甚至“假、大、空”满天飞的年代。
当时的报道中，各地争先恐后放生产卫星。有记者甚至拍摄了一张照片——一颗比成人还大的玉米像火箭一样飞驰在天空。《人民日报》也曾发表一张照片，一个小孩能坐在“卫星田”的稻穗上而不掉下来。尽管有人不相信这样的夸大宣传，但是因为怕戴“右倾保守”的帽子而不敢公开讲话。
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不断增长，达到惊人的地步。到处充斥着脱离实际的唯意志论。到处飘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等口号。
随着大放生产卫星的形势，8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确定了根本达不到的生产指标，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苦闷中的周恩来，对用土法炼钢铁一事深表怀疑，他曾让秘书去基层调查。秘书回来告诉他，炼出来的铁大部分是废品。大炼钢铁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周恩来十分痛心。1958年底，当他听说四川省有几百万人还在山上大炼钢铁，并且没有冬衣御寒时，他再也沉不住气了，果断地下令：马上下山。
也曾有一些不愿放生产卫星的地方迫于形势的压力，请求周恩来让他们也放点生产卫星，周恩来当即阻止他们放。但是，形势的迅猛发展，最终仍拦不住“上天”的“卫星”……
周恩来深知，在现有的领导体制下，只有等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本人觉悟过来，“大跃进”中的问题才能够纠正。
毛泽东真正发觉并开始纠正“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是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后。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开始冷静地思考建设问题。他在党内发出了认真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书的建议。
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纠“左”路。尽管毛泽东这一时期头脑发热，但他仍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在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说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风卷残云的“大跃进”时期过后，毛泽东于1960年6月18日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个名为《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跃进”年代（8）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婉转地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受到的严厉批评平了反：
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3年余地，多么好啊！
既讲调整，又讲斗争，在困苦中走进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由周恩来主持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进入关键的年份，这个时候，搞调整的人们基本已经能够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了。
然而，从这年的秋天开始，调整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下面，却被人为埋下了一条“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