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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毛泽东好不容易使苏联领导人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事宜趁热打铁。周恩来心想，此行前去苏联协助毛泽东，宜早不宜迟。
然而，新中国刚刚建立才三个月，党、政、军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出国，此事非同小可。
为让国内明白这件事的必要性，毛泽东次日上午再电中共中央，托周恩来等人向有关方面解释：
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
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上述安排，周恩来一一做到了。
1月9日深夜即1月10日凌晨，周恩来亲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带去的人中，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周恩来在领导共和国经济和贸易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经过10天的艰苦行程，周恩来一行于1月20日下午5时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以新中国总理的身份出访。亮相的地点，是同样以“红色政权”立国的苏联首都莫斯科。
折冲樽俎（3）
下火车时，他见到了前来迎接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驻华大使罗申等人。
中国东北的寒冷，周恩来早在少年时期就领教过，而莫斯科的严寒，则更胜一筹。面对车站站台上刺骨的寒风，1997年冬天，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笔者参加制作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曾专程到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拍摄外景，亲身感受到了车站站台上的严寒。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毛泽东的受冷落感和担心，顿时消失了许多。用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的话来说：“周总理来后，即去毛主席住所研究中苏会谈问题。毛主席的住所热闹起来。”
周恩来的到来，使中苏两国的接触又呈现出活跃的气氛。有周恩来在，这时的毛泽东显得很轻松。周恩来也迅速进入他极为擅长的谈判角色。
对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和谈判特长，毛泽东是最为了解的。毛泽东曾多次赞许过：“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周恩来不愧为谈判能手，谈判一开始，他便掌握了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当时的随团翻译师哲后来回忆道：
开始，苏方按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苏方同意由周恩来起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周恩来不负众望，经过两天的会谈，他便拿出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在条约的名称上，周恩来颇费心思，最后他增加了“互助”两字。这是周恩来在外交场面上的独特发挥。有无“互助”两字，含义是不一样的。“互助”，表明两国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是平等的。既是同盟，又互有独立性；既标明了新的历史意义，又与旧条约区别开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种发挥，历来是极为欣赏的。经毛泽东同意后，师哲将条约草案翻译成俄文。
1月24日，周恩来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苏联外长维辛斯基。
师哲回忆说：“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
自1月24日以后，周恩来着手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文件。经过周恩来、米高扬以及中苏双方人员反复协商，条约和协定终于谈定。
2月14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签字仪式。毛泽东和斯大林出席，由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文本上郑重地签上了名字。
《条约》规定：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两个协定分别规定：苏联放弃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在1952年末以前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中国政府负责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苏联政府在1950年到1954年5年内，以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年利1％），作为中国偿付苏联所交予的机器和器材之用。
条约的顺利签字，表明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签字仪式上，周恩来充满喜悦地说：“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
折冲樽俎（4）
在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主动到周恩来面前敬酒。米高扬早在1949年初奉斯大林命秘密到西柏坡时，就对周恩来的才华感叹不已，他当时就认为周恩来是新中国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最佳人选。这次又与周恩来多次谈判、接触，米高扬对周恩来那东方似的儒雅和风度，机智敏捷的思维反应，严谨细密的工作作风以及滴水不漏的谈判技巧，留下了更深的印象。米高扬举杯由衷地对周恩来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周恩来既充满信心又彬彬有礼地回答说：“米高扬同志，不久，你还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条约签订的当晚，王稼祥以中国驻苏联大使名义，在莫斯科“米特勒保尔饭店”（即“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斯大林破例走出克里姆林宫，率领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出席酒会。出席酒会的还有与中国建交的各国驻苏联使节、苏联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各国记者。500余人的宾客，把这个不太大的饭店都挤满了。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祝酒词。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在南开学校训练出来的讲演才能和超人的记忆力，在这样的外交场面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师哲是这样回忆的：“酒会继续进行，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未拿稿子，2000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周总理的祝词深深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斯大林起立致词时，深受周恩来讲演情绪的感染。他讲话也没用稿子，轻松地说：“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的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
比毛泽东当初发电报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时的预计（“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晚了近半个月，直到2月17日夜，毛泽东、周恩来一行才离别莫斯科，结束了这次最大的出访活动。
新中国，从此迈开了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步伐。
尽管新中国进入国际政治舞台之初其外交活动空间是有限的，但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周恩来，并通过周恩来认识新中国。
1954年，对新中国外交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遇。4月20日，周恩来率领200余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北京机场登机，取道苏联、民主德国飞往瑞士日内瓦，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的身份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会议舞台。无论是新中国的形象还是每一个代表团成员的形象，都显得极为重要。
从确定会议的对策、准备会议的材料，到挑选代表团的成员，一切工作安排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
代表团成员中，首席代表周恩来。代表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秘书长王炳南，顾问有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
这支队伍中，集中了新中国的一些优秀的外交官。
首次到国际舞台上去唱戏，大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出发前，周恩来给代表团成员做了仔细的叮嘱：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是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要本着学习的精神。
为唱好这出“文戏中有武戏”，周恩来交代：给每人做两套服装，一套是灰色的西装，一套是中山装。整齐统一，简洁明快，干净利索。没曾想这两套服装后来却引起了国际舆论对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外交官的注意……
折冲樽俎（5）
因阵容庞大，代表团分乘3架苏联伊尔—18飞机。到苏联莫斯科时才知道，苏联代表团的人数比中国还多，有近300人。
为开好日内瓦会议，周恩来已与苏联、朝鲜、越南方面多次交流意见，磋商、协调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周恩来的首次亮相，是有备而去的。
1954年4月24日下午，周恩来一行抵达日内瓦机场。一下飞机，各国记者蜂拥而至，尤其是西方记者，他们几乎未与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打过交道，甚至不知道这些来自红色中国的领导者们是什么样子。尤其首席代表周恩来，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个别记者知道，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国外交的代言人。他在1953年12月31日，曾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接见了印度政府代表团，提出过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