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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好地吸引别人的目光”。蒙田对此也有过描述，“这个既难看又没用的东西，真不知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好，我们竟然还到处炫耀”。“何苦去炫耀短裤里面这件东西呢？何况怎么那么大，恐怕是弄虚作假搞出来的吧。”
弄虚作假成风，那话儿不够大的男人很快便懂得使用硬皮套来弄虚作假了。拉伯雷就说过，某些遮羞囊中只有空气，塔布罗曾用空皮囊这个词嘲笑那些高居省政府高位的纨绔子弟。
搞这些无用的隆起和绝望的空洞有什么用呢？女人可以当作针垫用来插针。男人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塞满它，在某个时期，短裤越来越紧身，衣服上没有口袋装东西。有时您会看到一位绅士从遮羞囊里掏出一块手绢，这也是常有之事。小偷都知道从里面掏金。拉伯雷小说中帕努热就从遮羞囊中掏出一个苹果……这很自然，因为当时人们喜欢用袋子装水果，用来捂熟梨子和橄榄。那么把水果装在遮羞囊中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餐桌上，从遮羞囊中取出水果与从袋子里取出水果一样都不算失礼”。诸位先生，祝你们胃口好！
遮羞囊最好的用途当然是开玩是克罗夏林军队那位将军崩。汝安在遇到甘冈大时所派的用场。这位假允好汉的将军一见到甘冈大就发起抖来，赶紧从遮羞囊中掏出日课经高声道：上帝仁慈。愿上帝与他同在！
遮羞囊与宗教连在一起是以后的事。但遮羞囊从短裤上消失是在宗教战争时期。一些爱嚼闲话的人说亨利三世忌讳与男性生殖器有关的任何东西，他是这次服装改革的起源。不管是否与他有直接关系，反正又短又鼓的裤子变得又长又平是从亨利三世的宫中开始的。唯一保留凸形遮羞囊的只有国王的瑞士雇佣兵，并且成为军装标志。路易十三小时候的随身医生雷罗阿尔就说过（1605年9月27日），小王储对父王身边的瑞士雇佣兵身上的遮羞囊深恨痛绝。当时，孩子未成年之前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习惯穿裙子。男孩子在成年之后才穿短裤，他做第一条短裤时，特意叮嘱裁缝绝对不要瑞士遮羞囊。戴遮羞囊的瑞士人和穿加尔松短裤的女人成为男不男女不女的同义词，后来，太男性化的女士又被称作“瑞士兵”。
王家瑞士雇佣兵参加了对新教徒的战争，他们的对手于加诺新教徒的服装却更为合身，这样在战争年代，遮羞囊又一次成了天主教徒的象征。《威尔维乐的伯豪尔德》一书中的主人公拉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当被编入新教军队中时他就把所有戴遮羞囊的人统统视为天主教徒。后来，他进入天主教军队中服役，又把不戴遮羞囊的人视为于加诺教徒。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噢，幸运的瑞士大兵，千万不要换掉遮羞囊！瞧，仅仅这段文字就可以使许多可怜的人感到脸红”（I；p。61）。
对于那些又露又透、或突出不该突出身体某些部位的服饰，如果说文艺复兴采取宽容甚至鼓励的态度，那么，文艺复兴也引出了如何界定是否感到害羞的界线：在中世纪，人们对这样的服饰主要是指出其危险性和不妥，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一看到露出的肉体或遮羞襄就会感到脸红。《威尔维乐的伯豪尔德》一书中所讲的一些稍有黄色的故事中就谈到了观淫癖者不再着迷于触摸肉体这一新特点。这一态度把十七世纪书刊审查人员的言论与中世纪的道学家言论区别开来了。
第二部分 廉耻观与穿衣第19节 传统廉耻再现（1）
不管是好言规劝还是威胁恐吓，女士们照样吾行吾素。整个十七世纪的说教都是反对裸露胸部的。人们遇上这种小毛病不免叨唠几句，忏悔几声就放过了，还有甚者，如果裸露过分，超出了忏悔神甫的允许尺度，躲到祭坛后面照屁股上拍几下也就完事了。
上行下效。孔巴尔小姐去看她的叔叔黎士留红衣主教时，就是裸露着惹火的前胸（109），对此，巴黎有不少闲话。何况这位年青寡妇拒绝再婚，说明他们关系不一般。
这些闲言碎语并不太重要，但是从十七世纪开始，廉耻观从才子佳人的客厅走了出来，渗透到宫廷生活中。路易十三是在加士科涅地区由他的父王亨利四世教育而长大成人的，他把穿着过露的人从他周围的圈子中赶出去。他对“爱情小垫子”厌恶异常，据说有一天，他的宠姬侯特弗尔小姐把一封书信放在抹胸中，他不是用手而是用一把小镊子取出来的。还有一次狂欢节时，人们想在宫中举行一次舞会，他犹豫再三，才首肯，但是“禁止前胸裸露的女士入内。（110）”
谁胆敢违反禁令，是要倒霉的。黄色玩笑可以开，但是行为要端庄。一次晚宴上，一位小姐穿得像白色亚麻一样纯洁无邪，她坐在圣洁路易旁边。国王看到这位小姐魅力四溢大倒味口，就把帽子挡在一侧。“在最后一次干杯时，他把嘴里的酒留下一小口，故意喷到这位小姐的裸露的胸口上，把这位小姐弄得下不了台”。从此之后，没人再敢以身试法，风气大为改观，女士们变聪明了。
“裸露胸脯和乳头以招人（112）”的不仅有淫荡的高级妓女。在城市里，“胸前的两只枕头”也在一点一点地挣脱抹胸的束缚往外冒。那些虔诚的道德之士趁机对当时的风气大兴讨伐之师……他们祭起炼狱的大旗：“荡妇的乳房上绞缠着蛇蝎毒虫，流着浓水，散发出难闻的恶臭……”这些人还大兴叽讽之能事：“先生们，这些商品要出售，这里摆的是样品，有人要吗？”阿拉斯主教是教廷派驻荷兰地区大使，他曾向URBAIN八世教皇抱怨其治下的教民行为轻浮。教皇于1636年在回复的诏书中对裸露乳头现象大加谴责，说这不啻是嫩白的皮肤上落下两只令人作呕的苍蝇。
面对这种近乎偏执狂的风气，人们不仅要问，是不是这些好心的神父都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布维涅神父的抒情诗就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偏执狂：
“如此袒胸露怀，卖弄乳房，真让我为您难为情。您的乳房在淫荡的目光下跳动，引诱男人把您捕获，夺去您重于生命的贞操。”（P45）
在路易十三治下的最后几年，社会风尚总算稳定下来了。廉耻心较强的女士们在领口遮上一方手绢。但是，这方绣花手绢变成了后来欲盖弥彰的“蜘蛛网”，俏寡妇在胸前遮一块“只有两寸长的黑手绢”还嫌太大。
波尔曼司铎把挂在胸前这块布比作身体上的肿瘤，他把这一时期风气的变化简述如下：
“衣服上这种肿瘤先是在衣服上方和外侧开一道口子，然后又发展到内衣，着意裸露肉体，展现稣胸。然后又往下发展，乳房上部在网眼下若隐若现。最后，慢慢地蚕食掉衣服前襟后衫，肩膀、乳头都裸露出来了。”
但是在十七世纪，仅仅愤慨远远不够。十七世纪是理性的世纪，凡事均要以理服人，引经据典，据理反驳。仿佛时光倒退了三百年，贬斥罪恶乳房的大量词语中不乏幽默之词，而十七世纪的说教在法语假正经的词汇中最为突出。其中，皮埃尔。德。汝维尔耐关于乳房的土语最为出色。他的《斥当代袒胸露背的女人》一文中发展了在辩论中利用反话作辩护的方式。看过他的小册子，人们便会想象出教士们的说教在沙龙中引起的争论以及在愤慨时的话语和观点。
汝维尔耐宣扬的是理性。他说女人想要取悦男人，难道“自尊一点不比放荡更有效吗”？他还认为应照顾周围人的情绪，而不应让别人陷入危险境地。“要是你自己想完蛋，没必要把你的同伴也拉进去”。
在另一章节中，汝维尔耐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分析了把胸脯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到底是犯了滔天大罪还是微不足道的过失。他认为这要根据触犯法律的程度不同，和看见的人数多少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如果在冬天为了臭美而着了凉，罪行会更加严重，因裸露过分而冻死，跟自杀不是一样吗？不过，当谈到有的女人竟然到教堂来炫耀那两堆肉时，汝维尔耐的说理渐渐变为神圣的愤慨了。怎么？竟然这副样子来领圣体？来忏悔？让忏悔导师怎么办！真是大不敬，亵渎神灵：还有脸把十字架挂在脖子上！不如挂一个癞蛤蟆或乌鸦饰物更好，因为这些东西最“喜欢与垃圾为伍”。
我们在他的文章中发现有马雅尔或莫诺的影子。不过总算比十五世纪的说教前进了一步：露出脖子不再标志着严重放荡。有罪也只是本身的问题，甚至还与正直的道德观联系在一起。裸露乳房之所以不应该，不是女人本人有什么的罪恶，而是因为男人看到了会变坏。一旦看到，不论谁都会倒霉，且后患无穷，就像一种名叫阿波克西的草，人一看到它便会燃起大火：同样我们在看到淫荡之草时，心中也会燃起欲火。波林认为裸露的乳房是“移动的瘟疫，远距离看一眼也会中毒”。
巴黎的沙龙正在界定一个新廉耻观，其争论之激烈可想而知。塔尔曼。德。雷奥甚至把这场争论与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冉森派争论联系在一起。萨布雷公爵夫人认为穿着低胸裙参加舞会还说得过去，而这种打扮去教堂领圣体便很不得体了。而杰莫内王爵夫人则反驳说，她的忏悔导师耶稣会教士奴埃认她这样做毫无不妥之处。萨布雷夫人为此事特意去请教索邦大学的安杜瓦内。阿尔诺博士，这位博士以此话题写了一本名为《常领圣体》的书（1643）。大家都知道，这本书使前一年被教皇圣谕禁止的让桑尼于斯的文章大大流行起来。杰莫内王爵夫人的乳房难道是这场新宗教论战的起因，就像过去漂亮的巴黎女郎引发了百年战争一样？而当时的理论家们正在为争论恩宠还是恩惠问题而忙得不可开交。
路易十四登基后的头几年，对有关乳房的争论好像充耳不闻。巴雷神父于1658年发表的《布阿兰和阿莱克西之死》只不过是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的愤怒，并没引起多少人的理会。但总有些谝子准备把乳房放在亚当的平果树下招摇过市。人们对乳房的裸露已不再像过去那么敏感了，是否因为女士们有所收敛，还是因为丰满女性的魅力不再让君王感到害怕了，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吧。很难讲传统的胸衣与几个世纪前相比大胆了多少。汝维尔耐在他那本小册子的卷首插图中画了一幅裸露乳房而犯了死罪的女人正赤身裸体地被地狱的魔鬼拉去受火刑的画，这是在教女人如何懂得廉耻。但是一幅画能反映现实吗？古代的词汇对乳房、胸脯和脖颈的表达有些含糊不清。1650年之后，在越来越文明的法国，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半袒胸露肩而不是指上空式裸露。
1675年，布维涅神父于纳谬尔出版了一本主要针对荷兰人的书，是写给冈布拉尔和高罗涅主教的。同年，雅克。布瓦洛于巴黎发表了《论胸部过分裸露》的论文。但是他在前言中特别提到该书只是针对有赤臂习惯去教堂忏悔的弗拉芒地区的妇女，并希望某些巴黎女士可以从中获得教益。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谨慎还是在开玩笑？我们不能不怀疑布瓦洛神父过分夸张的愤慨，他大概写这本小册子与写鞭笞教派史都是以一种玩世不薛的态度吧。乳房是一切坏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