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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前驻中国的原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医威廉·弗利（William Foley）博士，已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准备亲赴中国的北京、天津等地，寻找二战期间失踪的“北京人”化石。弗利向记者回忆了当年他在平、津两地的那段生活后，又特别提到了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和两个居住在天津的中国友人。弗利本人向记者表示，无论此次去中国的计划是否实现，不管失踪已久的人类文化巨宝“北京人”化石是否还能找到，他都将自己参与寻找“北京人”的有关事实和线索，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公布于天下云云。
解学恭看完报道，不觉为之心动：弗利提到的当年隐藏“北京人”的三个地点，全在他管辖的天津市区内。富有敏锐政治头脑的解氏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情，也是一个极富有刺激性的事体，若让公安局出面查一查，比整天没完没了地整治几个当权派和批斗几个臭知识分子刺激多了。尽管已被打翻在地并被踏上一只脚的当权派与臭老九们，整天哭爹喊娘，呈杀猪状地嗥嗥乱叫，但毕竟见得太多了，各路神经都已被麻木。相比较而言，若把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从天津某个角落里揪出来，或展览，或示众，或游街，那该是一件令人感到很爽的事情。于是，解学恭摸起一支大笔，三下五除二地在这份《内部参考》上作了如下批示：
市公安局：
美国人提供的当年“北京人”失踪的三条主要线索，都发生在我们天津，请你们组织人员查一查是否属实。若确有其事，尽快组成专案小组，立案查处。此事关系甚大，注意保密。
天津市公安局当权者接到解学恭的批示不敢怠慢，立即组成了专案小组，精选了办案能力极强的王重光任组长。
王重光受领任务后，很快给中国科学院发去一封公函，对查找“北京人”一事作了说明，希望中国科学院派人在北京协助查寻有关线索。
接函后的中国科学院领导人当即指示由下属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出两名精干人员，协助查寻有关线索（当年周口店发掘的化石，新中国成立后归该所拥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领导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委派刚从“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回所不久的张森水和吴茂霖两个年轻的科学家协办此事。
张森水和吴茂霖均是裴文中的学生和助手，对“北京人”的感情自然要比一般人更为深重，哪怕仅有点滴线索，也愿意积极参与寻找，加之“文革”的烈焰依然升腾不息，打砸抢烧与“破四旧”的风头正劲。能在这样一个天下大乱但暂时还没有达到伟人所说“大治”的情形中，协助寻找“北京人”，自是一件难得的幸事，也是一件颇感刺激的大事。
张、吴二人很快和天津公安局专案组取得了联系。根据对方的要求，二人需要首先查实弗利此人到底有没有在协和医学院工作过。如果查后确有其人，天津方面再按弗利提供的三条线索一路查找下去。若是其人根本就没在协和医学院工作过，那无疑是帝国主义故意施放的烟幕弹，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他们盗窃“北京人”的罪恶行径。
张森水、吴茂霖怀着激动、亢奋的心情，很快来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找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过的林巧稚、张孝骞、钟慧澜等著名医学专家，并一一进行了询问。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这些专家称：弗利何许人也，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2）
面对此情，张森水、吴茂霖认为是天津方面搞错了，便乘车连底赴津，找到市公安局专案组人员，将在北京查询的情况作了说明，并提出能不能看一看天津方面所掌握的有关档案材料，以验证是否搞错了人名。专案组组长王重光有些为难地说：“这是首长交办的绝密案件，非专案组正式人员，是不能查看的。”张、吴二人听罢，不好再说什么，只表示愿意继续协助专案组人员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此后，专案组人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继续负责天津方面有关线索的侦查；另一个小组则到北京，对弗利是否曾在协和医学院一事作进一步核实。同时，对当年由瑞士人在中国开办的百利洋行北平总行是否染指了“北京人”一事，也要作一番认真的查询。
天津专案组人员来到北京后，住进了公安人员常住的崇文门宾馆。他们经过一周的艰苦查访，终于查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弗利确实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只因他工作的时间较短，加之他当年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上尉军医，故没有引起、也不可能引起如林巧稚、张孝骞等人的注意。同时，经过查证，弗利其人确实是当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天津兵营的军医，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被日军俘虏，也属事实。
但天津专案组人员在对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的调查，属于异地办案性质，而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又是涉外机构，他们无法看到档案，使查证工作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鉴于此情，天津专案组人员只好又找到张森水，希望由他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提出建议，由中国科学院出面协调，请北京市公安局介入此案。因为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属于北京管辖范围，若是北京市公安局出面办案，就会顺利得多。
张森水认为这个意见自有道理，便写了一份报告交到研究所，由研究所呈送给了中国科学院。遗憾的是，在那个混乱无序的年代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大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根本不可能来落实此事。而那些革委会的头头们，关心的只是“造反有理”与“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更不会过问与大局无关的“闲事”。张森水写的报告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北京方面的查找，至此中断。
天津方面的调查，进展还算顺利。在弗利提供的三条线索中，其中一条是他将一个军用提箱寄存在了瑞士百利洋行天津分行。经专案组调查得知，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确实做过一些倒卖文物的生意，染指“北京人”之事，也是完全可能的。但专案人员在调查中，与之相关的人员却一口否认他们曾经收到过弗利送去的军用提箱，更没有见到过什么“北京人”化石，甚至有人还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弗利这个所谓的美国医生。
弗利提供的第二条线索，是说他将一只军用提箱放在法国人开办的巴斯德研究所了。经专案组对原巴斯德研究所部分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也未找到可靠的线索和依据。正当一筹莫展时，意外的情况出现了：有人提供了一个中国女人的线索，说这个中国女人当年曾是原巴斯德研究所所长最宠爱的情人，很可能她知道有关箱子的情况。
于是，专案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原巴斯德研究所所长当年的这个中国情人，而后通过多次追问，这个“情人”终于吐露了真情：她当年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长确实曾经相爱，并且也认识弗利这个美国军医。就在1941年12月7日，她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长以及弗利三人，还在北平北海公园游玩过一次，直至深夜才赶回天津。但第二天一大早，美国海军驻天津兵营就突然被日军包围，接着弗利被俘，之后便再也没见弗利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长有过接触，更没见过所谓送来的军用提箱。
从所长情人的讲述中可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天，弗利还在北平北海公园游玩，而装有“北京人”的箱子这时要么还在秦皇岛，要么还在秦皇岛至天津途中，弗利手中是不可能有箱子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弗利当即被俘，而被俘后的弗利不可能有人身自由，同样也就不可能拥有箱子。所以这位“情人”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没有见到弗利送来的箱子，自在情理之中。但，所长情人没见到弗利送过箱子，并不等于弗利没有送过箱子。因为据弗利后来所说，他被俘后一个星期后又被放了出来，他是在被放出来之后将箱子转存到巴斯德研究所的。可专案组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还是没有在原巴斯德研究所找到弗利所说的箱子。而弗利当年是否就一定把箱子存放在了原巴斯德研究所，也缺乏可靠的证据。
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3）
弗利提供的第三条线索是将另两个箱子交给了他最信赖的两个中国朋友。专案组人员通过四处调研，八方查找，终于找到了弗利说的那两个他最信赖的中国友人。这两个中国友人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当专案组人员找到他们时，这对夫妻早已离婚多年，原因是建国后有人揭发，说他俩当年里通外国，与美帝国主义有勾结，因而被打成了反革命。于是，一家人从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女的离异后回到上海老家定居，男的则被押到了四川某劳改农场服刑，多年来彼此已没有任何来往。
专案组人员分别赴上海和四川某劳改农场调查，从双方的供词中得到证实，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这对夫妇和弗利确实曾是好友。而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的一天，弗利也确实曾将两个箱子送到他俩家中，拜托他俩一定好好代管，等将来战争结束后再归还给他。
但是，这对夫妇却一口否认箱子里装有什么“北京人”，而说两个箱子一个装的是医疗器械，另一个装的是弗利的衣服和一些中国古董瓷器，此外还有五百美元。二战结束后，弗利回到了美国，不久便来信谈及两个箱子之事。后来取得弗利本人的同意，箱子里的古董瓷器和五百美元，由天津领事馆拿走了，其余衣物之类的东西，则由他俩给变卖了。
专案组人员对这对夫妇采取的是行内“背靠背”的办案形式，结果是，两人的说法都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他俩虽然确实曾为弗利真诚而精心地代管过两个箱子，但箱子里装的东西，却不是“北京人”。而这对离婚后的男女相处异地，且多年没有来往，不可能存在相互串供的问题。
专案组再度陷入困境。之后不久，随着“批林批孔”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以及中国政坛万花筒般的翻云覆雨，天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北京人”一案，宣告流产。
那位美国纽约的威廉·弗利，也由于阴差阳错的原因最终未能登上驶往中国的航班，寻找“北京人”之梦成为泡影。
十几年之后，曾协助天津警方寻找过弗利的张森水，曾借到美国讲学之机，专程到纽约找过弗利，打算就“北京人”一事进一步问询探讨。当他好不容易找到家门时，弗利已经不在人世，他和他所知道的有关“北京人”的秘密，被一同埋进了坟墓。
夏皮罗天津兵营的探访
威廉·弗利的心愿终生未遂，而哈里·夏皮罗却有幸实现了他的中国之梦。
1980年9月16日，经历了几十年的折腾和渴盼之后，年近七十岁的原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夏皮罗，在女儿的陪同下，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夏皮罗父女搭乘的客机在北京机场平稳降落后，前来机场迎接他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青年人类学家董兴仁。
有些巧合的是，就在夏皮罗来中国的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