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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报告”和“副报告”完成后，张闻天首先发言。他根据事先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好的意见，做了一个系统的“反报告”，批判了博古、李德从反“围剿”一直到长征出发后的错误军事指挥。这一发言，马上引起会场上多数人的同感，会场气氛马上改变。
只有一人支持博古
毛泽东过去参加会议时，一般总是先听大家的意见，再做结论性总结。在遵义会议上，他在张闻天做“反报告”后就马上发言，据与会者回忆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的发言着重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特别针对李德的瞎指挥说：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还列举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受到与会绝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
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在会上率先明确地提出应由毛泽东指挥红军。周恩来也再次发言表态，认为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提议毛泽东任红军总指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人都发了言，林彪却没有明确表态。从到会的二十余名领导人的态度看，只有一人支持博古的意见。
在会场上，伍修权一面听着大家对李德的批判，一面翻译给他听。李德本人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最后神情沮丧地为错误做了一点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不论最后的责任由谁负，此前的军事指挥错误却已是会上公认的不争的事实，改变领导也就成为必然。
【点评】根本改变在遵义
在遵义会议之前，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已经开始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然而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通道、黎平、猴场召开的会议，只解决了进军方向和行动路线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领导的路线问题。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临时中央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明确了这一点，会议才能做出决定：“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正是在此基础上，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的组织领导问题在遵义会议上得到解决，并就此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第四章 指明方向（1）
——遵义会议之谜（下）
几十年间，对遵义会议已经有无数理论文章和文艺作品做了称颂，史书中差不多都一致说，会议树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然而到了1982年，中央档案馆发现一份当年政治局委员陈云在会议结束后的笔记。从中可以看出，会议期间，党中央总负责博古的职务并没有被撤销，会议决定周恩来是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而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有人阅读这份第一手记录后，对传统说法提出了一些疑问。不过深入进行研究，仍可看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领导地位一事，是可以肯定的。
陈云笔记留下准确记载
由于长征期间的特殊环境，中共中央要求涉及核心机密的内容不留只字片纸，以免在征途中遗失落入敌手，遵义会议做出的组织方面的决议没有留下记录。后来的参加者都是靠回忆来记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众口一词的说法是毛泽东从此树立了领导地位，不过对职务安排的情况却说法不一。到会者大都记得，王稼祥、周恩来先后在会上提议，毛泽东应该出来担任党的领袖，毛泽东却以身体不好推辞，后来是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总负责。
不过在共产国际保留的中共档案中，却留下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在中苏关系非常友好的1956年，苏共中央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留在莫斯科的全部资料送交中共中央。1957年1月中共中央档案馆将这批数量达几百箱的档案运回国后，原想提供给党史研究部门，然而国内随即出现了反右斗争，接着政治运动不断，这批档案就没有供研究使用，只供少数人用于搞“专案”。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档案馆才组织人清理这批从苏联运回的历史文件。1982年，清理人员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发现一份没有署名，也没有成文时间的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经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聂荣臻等辨认，是陈云的笔迹。
陈云这个笔记本，是对遵义会议最权威的第一手记录。陈云拿到笔记本后回忆，这是会后一个月内所写，准备传达使用，内容无疑是准确的。几个月后过了泸定桥，他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并转赴苏联。根据陈云的这一笔记，遵义会议决议主要有四点：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实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
放弃贵州到四川去
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后，马上又面临着选择落脚点的问题。在一个月前的黎平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
黎平召开会议。图为黎平会议旧址意见，中央改变了到湘西落脚的计划，预定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到达遵义之后，中央发现当地的实际情况与想像出入很大，贵州并不是建立根据地的适宜地区。黔北盛产鸦片，粮食却很少，烟毒泛滥，严重影响了青壮年男子的体质，以致招兵有不少困难。加上黔北人口相对较少，少数民族又多，共产党的影响薄弱，地形条件也很不利，红军在此难以得到发展。于是政治局同意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变黎平会议的决定，准备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北或川西建立根据地。
为了便于灵活机动作战，遵义会议否定了“大搬家”，对剩下的3万多红军进行了整编。政治局委员陈云领导了整编。这次整编把过去臃肿的“红章”纵队编制取消，庞大的挑夫队伍解散，愿意留下参军的补充入作战部队，不愿意走的遣散。过湘江后还保存下来的少量重物，这时或埋或丢，只剩下一个小队留有部分驮子和挑子，主要保管金银和文件。
通过这次整编，全军完成了轻装，行动灵活，便于机动作战，这样才有了后来毛泽东指挥的出奇制胜的四渡赤水之战。
遵义会议使命终完成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北进，到达云南东北的扎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连续召开会议，解决了常委分工，遵义会议的决议也正式成文，这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
鉴于博古很难继续领导下去，毛泽东又不愿出任总负责，大家就拥戴张闻天。1935年2月5日，在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因这个村子的鸡一叫三省都能听到而得名），政治局召开一个小会，博古把装有中央文件的两个铁皮箱子交给张闻天，象征着移交权力，并胸襟坦荡地认为自己缺乏领导全党的才能。博古因缺乏实际经验犯过“左”的错误，但个人品质还是好的，后来又为党做出了贡献。
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在名义上还不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人，但他在党内军内具有崇高威望，会议后的中央负责人也坚信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张闻天、周恩来主要听取他的意见，这在事实上使毛泽东处于核心地位。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负总责的张闻天和红军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互相配合，形成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
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遵义会议是第一次完全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
192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当时世界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定，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任命要经国际批准。直至1933年举行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召开的各次全会和重要的政治局会议，都有国际代表参加或经国际批准。
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样大的变化不是经过共产国际提出，而是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做出决定，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次政治局扩大会，只有一个外国人李德到场，他不仅不是代表，还成了受批判的对象。这一批判，恰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从照搬教条的错误中摆脱出来了。
中共中央独立解决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自身已经能够成熟地处理国内问题，不需要国际代表来发号施令；二是因为红军在长征途中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过去中共中央设在瑞金的电台功率小，同莫斯科的联络要经过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收报后再转发莫斯科。红军从江西出发时，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这一坏事恰恰也变成了好事，迫使中国共产党下决心自己解决问题。
遵义会议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并非政治局成员的主要军事指挥人员都参加了此次会议，像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杨尚昆、董振堂等军团首长都参加了会议。此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是小范围讨论，到会讨论者还有不少缺乏军事知识。遵义会议扩大吸收了许多部队首长参加，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
【点评】思想解放历史选择
遵义会议召开前，红军已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遵义会议的意义，不仅在于推举毛泽东来领导全党全军，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思想解放。中共中央能自己通过斗争实践选择领袖，而不是由共产国际指定，这本身就是独立自主的体现。
随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不仅领导红军走出了危境，并且开启了近代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也带领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最后又取得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
第五章 南下还是北进（1）
——两河口会议之谜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的英勇弟兄……”1935年6月，跋涉八省险阻的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后，同刚刚放弃了川陕根据地而西进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欢呼雀跃，尤其是中央红军更是激动万分，马上唱出了一首新编的歌。
在广大指战员表达兴奋之情时，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