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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连敏说：“这一切，我们都注意到了，但是时局太复杂，我们总得有个考察过程，相信你能理解。”
西江月说：“这我明白，组织上总算又来找我了，我希望尽快能做一点工作。”
吴连敏告诉他：“过去的老关系都不要用了，你出狱后没有贸然地去寻找老关系接头，这是很好的。”
西江月问他：“今后就等你指示行事吗？”
吴连敏点点头，说：“你把被捕和出狱经过先写一份书面材料。这虽是不快的事，也请你理解，每个人都得接受组织审察、甄别。”西江月一口答应。
水开了，西江月给吴连敏沏了茶，问：“那我现在干什么？”
吴连敏似乎有点犹豫，说：“倒是有一件很艰巨的任务，这是很冒风险的，不知你是否能完成。”
“我一定能完成。”西江月迫不及待地表态说，“我有徐晴的舅父这个后台，应当说有把握。”
吴连敏问他，“徐晴是否可靠？”
“可靠，”西江月说，“营救我出来，徐晴使出了全身解数，还动用了张景惠，发动艺文同盟同仁联名俱保。如果她出卖我，我是不可能有今天的，她把我的一切政治罪名都抹平了，剩下的是无关宏旨的走私罪，这也给宪兵队一个台阶下，特高课绝对不会担个错抓的干系的。”
吴连敏说：“这个我们想到了，也许下面的任务也得徐晴帮忙。”
西江月拍拍胸脯说：“你只管说，徐晴本来就是自己人。”
“警觉是必要的。”吴连敏说，“上两次敌人的大搜捕，我们不单损失了很多骨干，我们的地下电台也多数落入敌人手中，目前大连、齐齐哈尔几个工作站都无法发送情报，与重庆的联络也常常受阻。”
西江月马上明白了，问道：“组织上急需电台，对不对？”
“你说对了。”吴连敏说，“这是最紧缺最敏感的东西，绝不是买几斤萝卜、几斤茄子，组织知道会很难。”
西江月不能说很容易。他也叫了半天困难，说：“这种军控物资，就是徐晴也无法直接弄到手。”经过好一阵琢磨，西江月看时机已到，于是说：“我愿担大任，我可以让徐晴想办法，张景惠总是个靠山啊。”
吴连敏说：“那好，我等你好消息。找我，就在《大同日报》的搬迁启事上找，老办法。”
西江月有点失望：“我有急事也不能去见你吗？”
事实上吴连敏没有答应，说：“我行踪不定。”
西江月只好点点头，见他起身要走，就挽留他：“你别走，怎么也得请你下顿馆子呀。”
吴连敏说：“免了，还是小心为好。”
西江月只得把他送出门。
8
票车喷着白烟驶入西安（辽源）站。西安是煤炭重镇，西安太信矿的优质煤不但全部支撑着日本在满洲的军工厂，还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白月朗从车窗望出去，已看到堆积如山的煤矸石尾矿和绞盘机、天车在运转了。
前面摄制组的包车里跳下很多人，有的人下车伸懒腰、散步，有的人买山果和小吃。
头等车厢走廊的车窗拉开了，白月朗探头向外望望，问：“检车工，在西安站停几分钟？”
检车工叮叮当当地敲击着车轮，告诉她说：“停车十六分，这是大站，又是机务折返段，换车头，上水上煤。”
白月朗回头招呼包厢里正在打瞌睡的甘粕正彦说：“走，理事长，下去转转，透透气。”
甘粕正彦懒洋洋地向外瞥了一眼，说：“你先下去，我想休息一会儿。”
按约定，西安站是白月朗交货的地方，甘粕正彦留在车上碍眼，白月朗怎能放心，必须把他拉下车，就找不能睡觉的借口，说：“这丁丁当当的检车声，吵死人，能睡得着吗？大家都下去了，停车十六分呢。待在车上多乏味？”她几乎是强行地把甘粕正彦拉了起来。
这时车的另一方向正有一个戴破草帽背个大背筐的人穿越铁轨走来，不时地用手里的铁夹子夹起散落在枕木间的煤块，像个拣煤核的。他原来是张云峰，在他身后还有一个同伴，穿得很破烂，他们正在小心翼翼地靠近头等车厢。
远处铁道边的黄花松林子里，也有两个人影，等着接应。
当甘粕正彦一只脚已踏下车梯时，身后的白月朗突然说她忘带牙具了，她想下去洗把脸。不等甘粕正彦应声，她又急忙回到车上，叫乘务员把包房门开一下。乘务员替她开了门。
白月朗一进入包房，立刻拉上门，心咚咚乱跳，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她冷静一下，弯腰把铺底下自己那只箱子拉出来，拴上了布条，做了记号，又重新推到床下，然后向背面车窗外看看，她看见两个拣煤核的人影一闪。白月朗迅速拉开了半个车窗，然后拿了洗漱用具离开了房间，车警过来，在外面锁了门。
火车背面的张云峰看看周围没人，放下背筐，双手向上一推，开大了车窗，双手勾住白月朗那间包房的车窗下缘，轻轻一纵，翻入包厢，他拉出铺下的两只皮箱看看，提起了拴了布条的一个，他把皮箱拎到茶桌上，人先翻出去，再把皮箱递给外边的同伴，放到笤条大背筐中，再回手将车窗向下拉，拉不严，留了一条小缝。
他俩背起背筐，若无其事地横越线路，钻进附近的黄花松林子里，与接应的人一起消失了。
在西安站月台水槽前，洗过脸的白月朗见梁父吟正要买一种类似李子的水果，软软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用豆角叶托着卖的，她从腰部往下全湿透了，沾满了草刺、草籽，像刚从河里上来，她旁边放了一只猪腰筐，里面全是这种山果，盛好的，每一片叶子上有一小堆绿莹莹的果实。
梁父吟问白月朗：“认识这是什么吗？”
白月朗说：“像李子，不过不是，比李子粒小。”
梁父吟告诉她：“这叫元枣子，学名叫山弥猴桃，特别甜。在长白山一带到处都有。”
小女孩吆喝着兜售：“买吧，大元枣子贱卖咧，一角钱一堆，可甜了，刚采的。”
有人说：“够贵的了！”
小女孩反驳道：“一角还贵？都不抵工夫钱呢！”
梁父吟一边掏钱夹一边说：“我请客，剧组有一个算一个，一人一包。”摄制组的人便笑着拥上来拿元枣子，白月朗开了句玩笑，对小女孩说：“你可要仔细点好人头，小心他们打马虎眼，吃了不给钱。”
小女孩一边用小铜勺一勺勺地往豆角叶上舀元枣子，一边说：“一包两包的少了无所谓，在山上摘的，没本钱。再说了，一看穿戴，就知道都是有身份的人，谁能占这么点小便宜。”
小丫头倒会说话！白月朗笑了，她接过两包，一包递给甘粕正彦，她尝了一粒，真甜，她从来没吃过。甘粕正彦也说：“挺好吃的，是树上结的吗？”
小女孩说：“不结在树上，可又挂在树上。和山葡萄一样，是元枣藤子上结的。”
小女孩在数人头，数来数去数花眼了，说：“吃我元枣的人不是四十七，就是四十八。”
白月朗说：“那就按四十八个人头要钱。别叫小姑娘吃亏。”
梁父吟更大方，说：“小姑娘也不容易，按五十个人给她钱。给她五块钱。”
小女孩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说：“今天我碰上好人了，不像昨天那趟票车，下来一帮国兵，一窝蜂抢吃她的元枣子，吃完了，嘴巴子抹石灰，白吃！我白忙活一天，半个铜子没挣着，还气哭了一场。”
白月朗一边寄予同情，一边不时地回头，头等车厢那边让她揪心。
甘粕正彦说：“你挺会发财，若是每天赚五块，你很富有了。”
小女孩说：“这你就不会算账，元枣子熟了时，也就十天半月天光景，若采了生的。还得拿回家捂几天才软，元枣子挺难采的，上哪天天挣五块啊，今天是碰上好人、有钱人了，平常票车过来没几个人买，一毛钱能买好几个大饼子呢，这玩意又不顶饿。”
白月朗问：“你这衣服怎么湿了？下河了？”
“下啥河呀！”小女孩说，“是露水打的，一清早就得上山去采，晚了赶不上这趟票车。”
梁父吟问：“你上几年级了？”
小女孩：“我没上过学。”
大吉俊夫问：“你为什么不念书？”
梁父吟觉得大吉俊夫问得很可笑，念不起书的孩子多了。小女孩说：“一来我家里穷，连饭都吃不上，还能念书？二来，我们那里，方圆一百里才有一个初级小学，只有开拓团的日本孩子能去念书。”
梁父吟看了一眼甘粕正彦，甘粕正彦皱着眉头说：“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若想提高国民素质，必须让适龄儿童有书念。”
这也只是拣好听的说罢了。白月朗将他一军，说：“理事长既然高瞻远瞩，是有能力改变教育现状的。”
甘粕正彦说：“积重难返，非我一人所能办到的，也许要等把红胡子都扫灭了，天下太平了才办得到。”
白月朗心想，日本人只知道在东北搜刮民财，筹集作战物资，还管这些！
9
黄花松林子深处，张云峰和几个接应他的人急急地走来，一个人放哨，另外两个人同张云峰一起从背筐里取出皮箱，打开，里面蒙着毯子，打开毯子，是一部崭新的电台，全新的，锃亮闪光。
他们欣喜小心地伸手抚摸着，一个屁股后背短枪的小伙说：“又亮又滑，苍蝇落上都得打滑劈了腿。”
张云峰说：“你真能玄！”
另一个显然是报务员，三下五除二把机器安装上，试了调频，还戴上了耳机子，他认出这是德国电台，叫冯·古拉顿牌，最有名，听说日本人手里都不多，他在抗联电台班干了四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先进的电台呢，他拍了张云峰一下，说：“你可立了大功了。”
张云峰说：“我出啥力了？翻进头等车厢偷出来而已，为弄到它，说不定又有多少人冒风险，几个人坐牢掉脑袋呢，他们才是英雄。”
带枪的小伙提议：“给司令部发个报试试灵不灵？”
报务员说：“你找死呀！”没有命令，他可不敢。万一电波被日本人截获，那就捅大娄子了。他又把电台原样包好，放进皮箱，再塞进背筐，这回由报务员背着，几个人向更幽深的山里走去。
票车从西安开车后，梁父吟又跑到头等车包厢里来凑热闹，坐在那里抽烟。白月朗一上车，就往铺底下溜了一眼，已只有一只皮箱，拴布条的皮箱不见了，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她不动声色地给甘粕正彦续茶。
列车在提速，日本车长亲自过来征询甘粕正彦的意见，问：“长官是到餐车上用饭呢，还是送到包厢里来？”
甘粕正彦点点头，吩咐道：“送过来，要三个人的份。把梁父吟的也带出来了。”
白月朗看看表，跟梁父吟开玩笑说：“怪不得你又跟过来了呢，是算准了饭时，来蹭饭了。”
梁父吟说：“民以食为天嘛。”他笑，甘粕正彦也笑。
甘粕正彦低头拉出箱子想拿东西，忽然发现不对，说：“咦，怎么少了一只箱子？”
白月朗说：“不可能吧？”她也往铺底下看了看，“是呀，怎么剩一只了？坏了，丢了一只，是我的丢了，还是理事长的丢了？”
甘粕正彦的脸顿时变了颜色，“不用想，丢失的当然是我的。”这不是一般的小偷，他的箱子里有机密，窃贼显然不是小毛贼。
白月朗也持同样看法。“肯定是冲理事长来的，偷我的箱子，最多偷去些花露水、雪花膏，能值几个